平民书写的道德建构：论梁晓声《人世间》

○王丽丽

梁晓声是一位始终高扬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知青题材”创作可谓家喻户晓。《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一系列反思时代伤痕的作品，奠定了梁晓声在新时期的文学史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梁晓声跻身于当代生活的激流，调整写作向度，将视点聚焦平民阶层，力求拟现百姓生活的本真状态，传达社会良知和群体意向。《人世间》这部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动态描摹周家三代人的生活史、成长史、心灵史，从民间的视角，勾画出中国近五十年的发展图景。在变动的历史关系中，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平民中国如何展开道德建构，并经由群体道德理想建构阐释善的内涵、真的力量、美的价值，给人以向上的信念。

一、家国同构——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与书写乡土中国的文学不同，《人世间》是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书写的正是以工人阶级名义立国的国家里工人的生活、情感和思考。它把工人阶级重新带回到社会分析的中心，由此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记忆。

《人世间》故事发生在A城，这是一座依靠沙俄铁路兴起的城市，坐落在共乐区的几座大型工厂，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现代的底色，同时也将人物的命运和工业文明的兴衰紧密联结在一起。“丁香花、扫帚眉、光字片、俄式小屋、大列巴……”这些意象凝聚着梁晓声在哈尔滨的生活轨迹，来自父辈的建筑工人身份和支边经历，触发他塑造了周志刚这一人物形象。周志刚，这个周家的顶梁柱，“老三线”的革命工人，刚毅沉稳，吃得下苦。“文革”刚开始的那一年，有外调人员向休假探亲的周志刚调查问题，对方的态度很令人反感，他便沉下脸来说了一句特别有底气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和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①有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的过程，而工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城市工人……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培植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②。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代表，周志刚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2”字号开头的工服，干着山区最苦的活，工人班的班长，先进的劳模，“凭我这身工服，走到哪搭车都没问题”③。的确，任何一个车上的司机工人看到他的年纪及他工服上的番号，都会投来敬佩的目光。无论走在山区崎岖的路上还是在光子片的家中，周志刚都能骄傲地挺起腰杆。这份尊重和自信，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里。在建国之初，工人阶级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为优越的生活待遇，让周志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他来到贵州，面对当时贵州贫困山区的艰苦生活时，“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得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④。根红苗正的周志刚在第一次与“摘帽右派”女婿冯化成见面时，也表现出了潜在的政治地位的优越感。周志刚以郑重声明的口吻说：“我的手，不论左手或右手，是工人阶级的手，劳动者的手，光荣的手……你们知识分子，只善于动笔、动口、不善于动粗。我扇你耳光，等于欺负你。我不欺负人。再说，一个人也不能因为恨谁，就仗着自己比谁有力气动手打谁。就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扇他们耳光人人称快，弘扬了正义，我也不会那么做。”⑤这也反映出特定时期，即使是翁婿的私人关系也要纳入到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去衡量。事实上，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不仅体现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而主要体现为其承担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责任，引领社会结构转型，这才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之后成为新的领导阶级的根源所在。在国家建设中强烈的责任心和主体意识，在周志刚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到了周秉昆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领导属性显然弱化了很多，他们不再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自居，更多的是从抱团取暖的友谊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周秉昆和他酱油厂、木材厂里被称为“六小君子”的朋友们，每年在周家的聚会，也是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历史限定生活的年代里，他们因为共同的出身，承担着相同的劳动，过着相似的生活，彼此之间没有利益纷争，在闲暇时常聚在一起，享受友谊带来的人生欢愉。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无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⑥。与父辈们相比，这一时期的工人们已淡化了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意识，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经营小家庭的世俗化前景目标上。但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单位”机制，使工人们在惯性上依然延续着之前的安定感和归属感，从未考虑变革将会对个人前途乃至国家命运，有着怎样的深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革命中国后的必然，也为后来的社会巨变埋下了伏笔。

关于国企改革，梁晓声似乎并不执着于给这一段历史重新赋予任何超越它自身的意义。他悲情地写出了工人们在工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剧烈“阵痛”以及所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人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厂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⑦这边工人们下岗分流，艰难度日，那边国企厂长日子也并不好过，而此时担任“和顺楼”副总经理的周秉昆，就亲眼目睹了国企厂长们和外商谈投资的种种场景。有的是为了找合作，有的是为了诓骗他人上船，也有的纯为了个人享受。作为改革的亲历者，作者的叙述是不动声色的。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背后，是激荡磅礴的历史潜流，它埋伏在生活之湖的深处，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社会的结构，直到将其面貌完全改变。以往描写改革题材的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通常都把笔触对准改革者和创业者，并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乌托邦神话。然而，《人世间》却将更多的笔墨着力描写改革巨变的“承受者”，从另一面透视改革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改变。正如作者在书中直言，“改革年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⑧。改革使工人们不得不告别国有经济时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接受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的动荡与不安。《人世间》专注于展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钥匙。

以周家三代人为例，他们的生活变迁和A城的兴衰直接相连，而A城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与城市、国家命运形成互喻，在“人与城”“人与国”的维度上不断演进，形成个人史和国家史的同构。

二、平民书写——民间的道义与担当

无论是知青文学创作，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平民书写，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始终是梁晓声创作的主基调。高扬理想主义精神，强化人道主义，于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梁晓声饱含着拳拳深情，对“人在现实中如何做一个‘好人’”⑨作出了准确的理解和有力的回答。

在当下中国，“好人”观念更多地来自民间教化。在民间的评价体系中，“仁义、善良、讲义气”，构成了民间道德的内核。正如小说中光字片的街名：“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起来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⑩可见，儒家文化深植民间，实实在在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参照谱系。比如共乐街韩家的小儿子自杀，而此时正值新春佳节，邻里百姓却都不约而同地放弃放鞭炮，以免韩家人误会，破坏邻里之间的关系。梁晓声在谈到民间传统的“孝”与“义”时，曾坦言说到：“东北人家，十之八九为外省流民落户扎根。哪里有流民生态，哪里便有‘义’的崇尚。流民靠‘义’字相互凝聚，也靠‘义’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⑪这种“义”字当头的文化理念，也为东北人的豪爽性格和有血性注入了活力。“东北文化的中原文化板块基本上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以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主，从而使东北文化缺少书香气，而多了些乡野气。”⑫地缘文化的滋养，促使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重义轻利的孝子，也是民间道义精神的践行者。

周秉昆便是这样一个勇于担当、甘于牺牲的民间道德典范。周秉昆这个人有些“轴”，不懂变通。对待工友，他总是像老大哥一样，处处为他人着想，并自觉承担起“意见领袖”的职责，帮助有困难的工友渡过难关……秉昆的儿子周楠在美国见义勇为而牺牲，妻子郑娟主动放弃来自美国的慈善捐款，在追悼会她表现得异乎坚强，她沉静地说到：“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⑬郑娟对经济利益的拒绝，正体现“民间道义”的突出特点。可以说，周秉昆始终不愿割断自己与工人阶层的精神联系，他能够探析到阶层发展的困境并为其思考出路，既是民间道义精神的体现，也彰显知识阶层对普世价值的温情观照。小说将“困境中的人”作为演说重心，这些来自平民阶层的小人物，即使无力改变生活状况，也不愿伤害他人，他们都自觉地崇德守善，默默维护着生长在民间话语中的价值信条。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以民间道德为精神内核，构筑了一个洋溢着美和善的民间世界。尽管他也批判了民间的某些社会心理，比如攀附权贵、小市民的虚荣与自私……但他依然相信民间的“好”与“善”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修复性力量，这种民间道德总是以一种民间自为的方式，低调运行着，在漫长的岁月中，却足以抵御政治力量的侵扰与冲击。

人性是复杂的，尤其是当德性与政治相纠缠的时刻，人究竟该如何自处？又如何来评价一个人是否是个“好人”呢？《人世间》中曲老太太这个典型人物便引发了我们严肃的思考。酱油厂的曲老太太是个老革命，在左的路线横行的年代，她以不太合理的理由将白笑川和京剧名角向桂芳打成“右派”，导致他俩对她“恨之入骨”，但她仍不失为“好人”行列。“文革”结束后，她复出成为酱油厂的三把手，便不遗余力地帮助周秉昆和酱油厂的工友们，扶危解困，成为他们的“贵人”。德性与政治的分离，在一个个体身上或许仅仅表现为复杂的人物性格，但仔细探究，却发现其中蕴藏着历史的基因。德性倘若失去了政治的宏大视野，难免流于琐碎，无法达到高层次的“好”与“善”。政治倘若失去了德性，就失去了根基，将成为无椽之木，无源之水，沦为空谈，甚至成为虚假。在1970年以后，政治中国与民间中国经历了复杂的相互缠绕之后，终究走向分离。梁晓声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他将这种理想政治投影在高居庙堂之上的周秉义和吕川身上。周秉义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好政治的追求者。他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置于个人乃至亲人之上，并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吕川则以启蒙者的姿态在批评了好友们的“讲义气”之后，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⑭但可惜的是，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草根”和“大学生”对待“义气”的理解，形成了民间与庙堂的价值冲撞。“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⑮《人世间》实际上延续了梁晓声在《返城年代》《雪城》《年轮》等作品的基本思路，他力图强化人与城的关系。周秉昆的困境既属于他自己，也是民间整体的生存写照。这里暗含了作者对民间文化遭遇困局的某种隐忧。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和不断异化的城市人文生态，已然使得民间的诸多道德规范纷纷失语，如何保存好民间有价值的部分，使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作者，也是摆在我们每个读者面前的课题。

三、史诗性结构——向现实主义致敬

《人世间》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它以大气磅礴的姿态回顾了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梁晓声将视野聚焦20世纪70年代北方城市的平民生活时，他探究的是一个革命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以及在走向现代的艰难蜕变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相互缠绕又彼此疏离的。梁晓声早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指出，商业时代下的“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化为阶层”，他把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当前中国文化现场的主要参与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更深层的社会稳定与否，和谐与否”⑯。沿着社会学分析路径，不难看出，《人世间》描写的周家三个儿女，也恰好代表了这三个阶层。周秉义代表了干部阶层，周蓉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周秉昆则代表了平民阶层。小说以周秉昆为轴心人物，纵向联结成为干部的哥哥和成为知识分子的姐姐，横向联结国庆、赶超、德宝等工友，以及“光字片”的邻居们，纵横交错地架构起小说的复式结构。三位家庭成员的内部对话，三种思想观念的交织，也从微观上构成中国三种文化力量的交流与碰撞。小说在临结尾处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在2012年的春节，周家兄妹们各自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再次欢聚一堂，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他们在周家老屋一起讨论世界名著的青葱岁月……而此刻，他们探讨的话题是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这就意味着，即使彼此之间存在着所谓阶层的隔膜与差异，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把彼此紧密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作家真正的信念和期许，国家才是把人们铸造成共同体的根本力量。

此外，史诗性还表现为经典的细节描写。梁晓声是现实主义的忠实继承人，这也是他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结果。在小说中便描述了“红五类”出身的周家儿女们和“黑五类”干部子女郝冬梅、蔡晓光在周家老屋里讨论世界名著的场景。蔡晓光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周秉昆虽然身处工人阶层，却有着超出工人阶层青年的认知视野和思辨意识。他为《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士兵谢尔盖辩护，思恋郑娟时，脑中浮现的是契诃夫的《美人》，为朋友的厄运扼腕叹息时，竟联想起《怎么办》中的经典情节。身处知识塌方的狂热年代，这群年青人共同探讨人物命运与国家现实的关系，并因为共同的志趣，缔结出真诚的友谊。徜徉在文学殿堂，沐浴着启蒙之光，潜移默化的理想主义滋养，人道主义精神的强调，照亮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这种阅读经历也正是梁晓声那代人所经历的本真现实。可见，他对周秉昆生活的描述并不是基于“他者”的文化想象，而是来自鲜活的自我生命体验，在理性轨道上思考着平民阶层人生转换的可能性。

最后，史诗性还意味着“史”与“诗”的结合。《人世间》采用编年史的叙事方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大跨度、开放式的宏观视野。从1972年到2016年，在将近五十年的历史洪流中，共和国发展史上诸多事件如“四五”运动、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海外留学、贫民区改造等都囊括进小说的叙事空间里，这使得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然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过是人物活动的幕景，梁晓声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挖掘人的精神的流动。他赋予人们反省时代与个人生活的能力，打开思维的向度，尽管生活饱含艰辛，但生命也因理想和激情而变得丰盈。

《人世间》无疑是对久违了的20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次致敬，与这一传统相伴相生的，是作家对人的关注与深情。他笔下的这座北方城市打开了我们理解东北老工业基地荣辱兴衰的变迁，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多重维度。让我们沉浸在生活的河流之中，在富有共鸣的场景中重温来时的路，并对接下来的改革寄寓乐意和期许。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无论身处哪个阶层，他们都把“好人”作为坚不可摧的人生信条，用烟火处的担当与道义，演绎民间道德的深层内涵。梁晓声无可辩驳地让我们相信最美好的所在，不在彼岸，而正是人世间。

①③④⑤⑥⑭⑮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第215页，第216页，第208页，第356页，第439页，第441页。

②陈周旺、汪仕凯《工人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⑦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页。

⑧⑩⑬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326页，第342页，第207页。

⑨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J]，《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 4期。

⑪梁晓声《我与文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⑫张福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现代文化人格的缺失》[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

⑯梁晓声《梁晓声新散文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