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人世间》的“共和国长子”形象

○员雅新

梁晓声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具有史诗性的宏阔视野和深广蕴涵。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跨越近五十年时间，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城市平民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其中对东北工业区生产发展和工人群体状况的审美建构，体现出梁晓声对“共和国长子”形象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很有正面论述的必要。

“共和国长子”最初是社会上对辽宁省在全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荣誉称呼，①后来此概念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以赞誉东北工业区在全国工业发展领域的带头作用，突出东北工业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本文将“共和国长子”的概念具体移用到特定范畴，界定为在东北老工业区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群体。对“共和国长子”形象的塑造与认知，正是《人世间》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审美建构。

一、“共和国长子”的贡献与付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提上了议程。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加之有一定的工业历史基础，因此承当了国家经济发展和恢复的重任。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重点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中，有58项安排在东北”②，东北地区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进行改造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发展基地。改革开放以前，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工业产值增长了11倍多，成为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1978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的份额为16.5%。工业产值在全国的排序辽宁省为第2位，黑龙江省为第7位，吉林省为第15位”③。完全可以说，东北工业区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工人区的工人群体以激情昂扬的状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实践，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全国第一届劳动模范的评选中，“参加大会的工业劳动模范为定二百名，按地区分配如下：东北地区五十名”④，占据总数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仅以1950年黑龙江国家级工业类劳模人物而言，有马恒昌、李庆萱、王维本、邢兆开四人”⑤，1958年新华社通讯报道了有关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先进事迹。“1950年～1983年吉林省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人物419人”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计表彰全国劳模三万余人次，辽宁省接受表彰的全国劳模达14000多人次”⑦，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辽宁省鞍钢炼铁厂的钢铁工人孟泰等人。

在东北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之时，人们为东北工业区的经济繁荣而喝彩，为“共和国长子”的称呼而自豪，但在这片欢呼雀跃之下，却隐藏着难以与经济增长数据共同呈现的生产环境以及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的艰苦。

工业区的生产环境是工人在生产现场中从事劳动的主要场所，包括生产工具、设备布局等因素，工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这一环境中，生产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工人的健康状况。《人世间》中，秉昆在酱油厂的出渣房是一名出渣工，春燕在公共澡堂是一名修脚工，工业生产环境的典型场所是秉昆工作的酱油厂和春燕工作的公共澡堂，小说对两个场所的环境描写详尽细致。

酱油厂里“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从管道泄出时，温度很高，像刚下屉的馒头那么烫。在冬季穿厚了不行，只要刚装完一卡车，每个人便会汗流浃背。穿薄了也不行，酱油渣要从窗口扬出，所以两扇窗得敞开着，出完了一卡车料赶快关上，又一辆卡车来了立刻又得敞开。酱油渣源源不断从管道口泻出，不及时扬到卡车上，很快就会堆满渣地……每组人只要一进入车间，马上便得脱下棉衣抄起锨，不停地扬、扬、扬，汽蒸背后，风吹前身”⑧，“要用大板锨把酱油渣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⑨。这段描写抓住高温和劳动量巨大、密集的特点，不仅展现了酱油厂工作任务的繁重，而且描述了工人们在穿衣服这件直接关联身体健康的问题上的艰难处境。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⑩，当时看来澡堂的环境可谓是“气派豪华”，澡堂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60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象”⑪。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春燕作为一名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从事修脚工作时常常受到男性顾客的欺负。

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工业区设备简陋，条件落后，劳动强度大，整体呈现出破败落后的景象，甚至不符合生产条件的基本标准。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无暇顾及工人群体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况。

工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往往导致频发的劳动事故，甚至直接威胁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在秉昆工作的酱油厂，生产的环境恶劣和条件落后暗暗地损耗着秉昆及其工友们的生命健康。“厂里的两名老出渣工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个不久前死了，还有一个成了老病号，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啦，偶尔上班，厂里也只能安排他看大门。他俩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两名老出渣工的命运，注定将是他俩以后的命运，他俩说时却并不多么忧伤，还笑。一个笑着说：‘活着干。’另一个笑着说：‘死了算。’”⑫工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从事的工作威胁着生命健康，为了平衡心理的无奈，只好这样自我嘲讽和自我调侃。除了生产环境日积月累对生命健康的损耗外，工厂落后的生产条件还容易导致劳动事故。有一次酱油厂出渣房发生“重大生产事故”，“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酱油”，向阳的双手被阀门烫伤，“六小君子”有曲书记的保护和帮助，也只好用工资赔偿了工厂的经济损失。所以，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工人往往是劳动事故的最大受害者。此外，小说中于虹“从事的是艺术职业，在市里一家小工艺美术厂做麦秸画”⑬，“职业虽然很高雅，但对身体的危害性却不小，三四年工作下来，视力明显减退，还患上了让他备受折磨的颈椎病”⑭。国庆的姐姐，是肉联厂的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套洗猪肠子”。这些又体现出不同工种都存在着对劳动者身体的复杂伤害。

这种忽视生命健康和精神需求的现象，不仅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存在，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龚宾因为叔叔被抓起来，被工厂里的人指指点点，导致他精神崩溃直至疯掉，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龚宾遭受工厂工人集体攻击的时间里，工厂并没有试图阻止过其他人对龚宾的精神伤害，甚至在他住进医院之后，厂里还不负责承担其医药费用。

最为典型的事例，则是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抢修专家杜德海居然要炸工厂的惊人事件。杜德海曾经是一位非常先进的工人，还曾经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很多奖章，但他患胃癌并且已经转移到肝上，生命处于十分危险的状况。是工厂耽误了杜德海的最佳治疗时期，才使他一直病魔缠绕。最后，这位“爱党爱国爱厂”的好工人，只好回了农村老家，服安眠药自杀。杜德海作为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老一代工人“功臣”，本应享受国家优厚的待遇，却未能得到工厂的足够关怀，最后只能以死亡的悲剧收尾。

工厂的环境恶劣，生产条件落后，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虽然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国家的财力和精力有限，但也反映出工业发展中经济利益和人文关怀失衡的问题。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工人的身心健康，在德国鲁尔区以及英国伦敦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这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通病。梁晓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探讨，显示出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

二、“共和国长子”的尊严和荣誉

工人在获取劳动报酬和保持身心健康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劳动者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呢？这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获得尊严荣誉密切相关。

工人从事生产劳动首先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因此，尊严和荣誉首先体现在福利待遇等物质方面的劳动报酬。《人世间》中，周秉昆去酱油厂工作的额外福利是酱油调料、奶油冰棍，这些食品当时属于稀有物品，这种福利是能够说服秉昆留在酱油厂工作的物质吸引力。即使退而求其次，秉昆选择去亚麻厂工作，也是因为亚麻厂每年会给工人分发一套亚麻工作服。春燕的工作单位曾经承诺分给她一套住房，虽然未能兑现，但也是对工人的物质奖励，这些工资、福利等物质财富，都是劳动者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尊严的一种直接体现形式。

其次，工人在生产劳动中需要得到工作单位的认可或表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小说中涂志强的父亲在木材加工厂工作，但是因为一场劳动事故而救人牺牲，被追封为烈士，在木材加工厂的宣传橱窗里，一直张贴着那位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他的儿子虽然犯罪也能获得减刑，并且继承了父亲的工作，表现出当时国家对工人劳动及其牺牲精神的宣传和尊重。大工厂吸引工人的因素还有工作的地位以及工作带来的声望或荣誉，秉昆工作的最初目标是进拖拉机厂，考虑的因素主要是：一是它是国企，二是它的工人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他调到酱油厂，也是个国企，是市商业局直属重点工厂。工作单位的表扬、工业工厂的地位以及声望荣誉等，都成为工人对劳动“尊严”的需求。

在落后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尊严、荣誉对工人群体显得尤其重要。《人世间》中，春燕是公共澡堂的一名修脚工，在世俗观念中，她的工作不为人民大众引以为荣，最初春燕本人及其父母都对修脚的工作有偏见。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春燕被成功评选为市级标兵。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行业都是国家这个大机器上的一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工作任务终究需要有人承担，那便意味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因此，自愿牺牲的工人就会得到国家话语体系的表扬，被授予荣誉称号。劳动模范的选择体现出主流价值话语的导向，在脏乱差的环境中选择标兵和典型，给予精神鼓励和表扬，是我们国家选择劳动模范的固有传统。新中国第一代劳模中，就有一位名为时传祥的北京城掏粪工，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亲自接见。这些工作环境虽然脏、乱、差，国家给予的精神鼓励却体现了对工人个人价值的尊重及其劳动成果的肯定和赞同。除了获得物质报酬之外，这是工人获得尊严和荣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毛泽东在内，人们普遍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或主要是工业化。尽管这一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关于工业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工人阶级的领导身份，这些认识是不曾动摇的。”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政治上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且在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在生产实践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工人群体在新中国的地位自然是崇高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被放置到一个很高的政治地位上，而且总体上经济相对优渥，所以工人阶级确实获得了尊严和荣誉。那个年代的工人们普遍以骑自行车、穿工作服去工厂上班为荣，幸福感和优越感不言而喻。

因为工作条件过于艰苦，国家就需要将个人劳动与社会发展联系到一起，劳动因此被贴上伦理道德的标签，赋予了道德伦理上的教化或鼓励。有学者认为：“劳动还是要‘焊接’到国家集体这样的公有制的话语系统上，才能得到主体的尊严。”⑯“在劳工神圣后面，如果我们不止看符号系统里面的表述，而是看实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工人所处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崇高。”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工人群体在寻求个人尊严，国家话语体系也在肯定工人群体的价值，从而形成了有力的相互呼应。

三、“共和国长子”的转型与发展

既然工人的尊严和荣誉是外在的国家话语在国有工业发展进程中所赋予的，而且极其有限和卑微，那么当国有工业变得萧条以后，工人群体的尊严和荣誉就显得岌岌可危了。周秉义在改革初期就已经明确感受到东北三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面临着转产，大批的工人即将面临失业这一残酷现实，在长期病态的发展下，东北终于未能避免经济萧条的厄运。改革开放以前，东北工业区是“共和国长子”，工业发展态势良好。“197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位于全国第l、第4和第2。”⑱20世纪80年代，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各个省份快速发展，经济呈现出猛涨势头，东北工业区的各行各业与之前相比却普遍凋敝，“虽然近年来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序却仍在中间位置徘徊不前”⑲。《人世间》对东北工业区在转型期生产的变化和工人的遭际，也进行了深入的揭示。

对于东北工业区的转型过程与状态，《人世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描述。在《人世间》中，马路边的平房改成了饭店、旅店、杂货铺或理发店，门庭冷清，生意萧条。工业区的大小产业均面临严峻的局势，春燕作为大众澡堂的经理，担心着月底发工资和退休金的问题，单位基本入不敷出。木材加工厂走出计划经济的庇护后，在商业竞争下毫无优势，南方家具的市场和成本优势迅速压垮了北方家具厂。南方家具厂依托流水线进行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家具样式美观，仅用半年时间就占领了北方的家具市场；而东北地区的家具厂则被迫关门停业，一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文艺市场也在南方文艺阵线中败下阵来，秉昆所在的文艺团体南下“走穴”失败，白笑川落寞无奈。东北工业区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存模式，未能顺应大时代的变革，所以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时代大潮。

在此基础上，《人世间》集中反映了军工企业向生产民用产品企业艰难转型的过程。周秉义担任党委书记的军工厂，面临着负债累累、停产无资金、拖欠工人工资、无法报销工人的医疗费用等问题。工厂亟需转型升级，但“军转民”的改革并非易事，资金就是最大的阻碍。当时国家财政紧张，工厂只能靠自己引资筹款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周秉义负责处理买断工人工龄的问题，上任之初自掏腰包购买煤炭，给工人家庭分煤，靠着老干部带来的“转型支持款”处理当下棘手的问题，甚至到苏联去，为军工厂争取到拆舰的工作，暂时缓解工厂的燃眉之急，部分工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到外地自主创收，寻找转型的合作伙伴。后来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但是具体怎么转型成功的，作者一笔带过，实际上当时东北工业区实现成功转型非常艰难，作者在处理转型这件事情时叙述略显粗糙，侧面表现出东北工业区实现成功转型的任务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事实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话题至今仍然还没有非常明晰的解决方案。虽然小说描写了周秉义干练有为，领导工厂实现了成功转型，但是也表现了普通工人对改革结果的不满：“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他将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⑳改革看似成功，实际则是以失败告终。

东北工业区在国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下，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作出及时调整，并没有实现成功转型，加上破产制度、“抓大放小”“关停并转”等举措的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共和国长子”竟然成为了“中国锈带”，加上缺乏发展的后续动力，东北地区的优势已经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繁荣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萧条衰败，昔日的“共和国之子”正日渐式微，东北工业区转型的阵痛在所难免。梁晓声的《人世间》进一步表现了转型后下岗工人的流向和生存方式，表达了梁晓声对赫赫一时的“共和国长子”的深切关怀。

首先，大多数工人在下岗以前，基本上从事靠体力重复的简单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拥有一技之长。“由于就业机会稀缺，年龄不占优势，前单位人都不得不自谋职业，且往往从事非正式工作，四处打工，努力补贴家用”㉑，没有掌握特殊技能本领的工人在下岗以后，为了养家糊口继续生存，只能自谋生计，做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所以，打零工、摆小摊、蹬“倒骑驴”成为了大多数下岗工人获取生存资料的主要途径。《人世间》中，国庆和赶超失业后，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赚点儿钱养家，蹬三轮车“拉脚”，靠出卖体力维持生活；秉昆则去修江堤，在工地当搬砖工人。即便之前是专业技术型工人，在工业改革的大趋势面前也难逃厄运，“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就站马路牙子揽零活”㉒。

其次，下岗工人又是转型期精神痛苦最真切的体验者。军工厂曾经是军工群体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但随着军工厂被历史淘汰，工人阶级的优越感和荣誉感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为了生存甚至卖掉自己的工具、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从军工厂下岗的工人，经历了由地位优越到突然失业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出去打零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㉓，这是工人对自己尊严最无力的维护，“曾经的劳模奖状和搪瓷杯成为一代人集体怀旧的文化符号”㉔。这其中充分体现出“共和国长子”名分的失落。

再次，下岗工人又承受了市场经济初期秩序混乱的痛苦。有的工人做起了个体小商户，比如周秉昆在自己门口开早点店、春艳有个按摩店，但是整个市场秩序混乱，缺乏管理。小说描写了拖拉机俱乐部混乱的情况：“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㉕“间里边太嘈杂……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㉖改行卖冷饮、卖烟，各种小行业一窝蜂的出现，有的“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爷’‘倒爷’‘手艺爷’”㉗。嘈杂、混乱、无序、慌张的环境以及求生的嘶吼充斥着东北老工业区的各个角落。秉昆在拖拉机厂俱乐部门外遇到一个卖烟的男人，这个卖烟男人本来是国企拖拉机厂的工人，他透露出国企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铁饭碗太重了……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㉘只能摆小摊养家糊口，卖烟、代销拖拉机，甚至自己从厂子偷零件倒卖。有的人试图走出东北寻求生计，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国庆的妹妹南下深圳漂浮，染上了艾滋病。工厂破产后工人在大时代的裹挟下，只能这样为着生计进行无力的反抗。

东北工业区的衰败之势不可避免，等待工人的则是无法回避的悲剧性命运。国庆卧轨自杀，龚宾变得疯狂，德宝人格蜕变，他们往往把痛苦和无奈寄托于酒精的麻醉，计划经济时代充满荣誉和自豪感的工人，改革后却成为了失败者群像。

《人世间》对东北工业区的内在问题也进行了多层次的揭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工业区实行已久的“单位制”的艺术反思。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欣欣向荣的历史时代，国家计划经济的政策支持和单位制工作带来的稳定工资和福利待遇，逐渐使工厂依赖国家，工人依赖工厂。工作单位内部长期稳定，营造出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最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也助长了东北的惰性心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趋势下，单位制却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发展态势。

《人世间》中，在当时想要得到好工作有两条途径，要么有关系，要么有技术。秉昆想利用蔡晓光“准姐夫”的身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秉昆谎称自己是蔡晓光的堂弟，去攀关系找工作。小说中一位报社编辑口上说劳工神圣，暗地里却托关系将自己的儿子塞到了事业单位。包括秉昆的工友们都想利用秉昆哥嫂的关系，得到照顾，“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㉙。赶超在向阳人际关系的帮助下进了省最大的胶鞋厂，国庆在进步父亲的帮助下进了军工厂工作，涂志强继承了父亲的工作，国庆的姐姐接替了妈妈的工作。凡此种种，可见在工作单位内部“裙带关系”普遍的程度。在小说中，酱油厂早已是一个超编单位，就连许多街道小厂每年都在超编进人。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工厂超负荷吸入工人，必然会为以后工人的福利保险等问题所拖累，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埋下历史隐患。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㉚而且，工人之间存在裙带关系，新工人往往靠“裙带关系”进入工厂，而非靠自身的劳动素质进行竞争，因此工厂排斥了接收其它优秀工人的可能性。就这样，东北工业区长久以来的“单位制”衍生出很多问题，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等都与其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在小说中都有具体而深刻的审美呈现。

梁晓声曾说：“长期以来，我有如下愿望：为中国的工人们写一部作品，记载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和功绩；特别是他们在工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剧烈‘阵痛’以及所表现出的毅忍精神——也要抒写他们对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认为，助他们实现之，是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之一。”㉛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是他此种创作追求的具体实践。小说注重在历史沉浮中书写工人命运的变迁，描绘了东北工业区“共和国长子”的众生相，既表达了对周秉坤、孙赶超等勤劳善良的工人的赞扬，又反映出对曹德宝、春燕等人格蜕变的无奈；既书写了底层工人群众抱团取暖的民间情义，又揭露了工人群体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既叙述了“共和国长子”在转型期的阵痛，又书写了他们在困境中积极寻求出路、对生活仍然怀有期待的情景及其坚忍、毅然、刚强的优秀品格。《人世间》从一个独特层面表达出对东北工业区昔日机器轰鸣的辉煌场景的祭奠，以及对“共和国长子”地位变化的深切同情，由此，小说显示出史笔意识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的审美品格。

①㉑㉔㉙谢雯《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J]，《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②③⑱⑲崔万田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区域经济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3页，第7页，第7页。

④⑤田鹏颖、李正鸿《东北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传（黑龙江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第6页。

⑥田鹏颖、樊丽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传（吉林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3页。

⑦田鹏颖、金钟哲《东北老工业基地劳模人物传（辽宁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2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㉚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第69页，第127页，第127页，第70页，第334页，第334页，第137页。

⑮俞春玲《当代文学与工人的命运：当代文化的承载与媒介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⑯⑰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J]，《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

⑳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

㉒㉓㉕㉖㉗㉘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第423页，第180页，第181页，第181页，第181页。

㉛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J]，《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