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一个工业设计学院奖的前世今生

按：2015年，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与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提出要在浙江创办国际级工业设计奖项的设想，并决定交予中国美术学院主办。2016年1月8日，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esign Intelligence Award，简称DIA]正式对外发布，创始团队将其定义为“学院奖”。2020年10月，在第五届中国设计智造大奖颁奖典礼之后，DIA 组委会主席宋建明教授与DIA 学术委员会主席杭间教授，两位作为DIA 的联合创建人，首次通过访谈来讲述DIA 创立至今五年的思考和探索，解读贯穿始终的学院精神。本文由熊娜进行采访并整理。

一 初心，用示范的力量引导转型升级

熊娜：DIA 是时任李强省长在2014年10月视察“最设计”展览期间提出的，看似很偶然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必然性？

宋建明：那天我们陪同李省长去参观杭州文博会“最设计·中国美院馆”。看完展馆，李省长说，他重新认识了中国美院，除了美术学科优势之外，设计学科也如此完整，而且有相当好的品相和国际视野。于是，他告诉许江院长他一直有一个想法，浙江省要举办一个国际级的工业设计大奖，这天的考察让他有信心将这个设想交给中国美院来实现。那时，浙江省的制造业进入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需要全球创新力量能在浙江汇聚，让企业了解世界设计创新前沿趋势，而非抄袭和山寨。在浙江领导人的认识里，原创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取向，但什么是原创？什么是创新前沿？浙江省制造业需要这种示范。许院长表示：中国美院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于是，许院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求我们按照李省长的初心：要创造出一种吸引全球创新者、遴选优秀示范案例的体制，让浙江省制造业与设计业乃至中国制造业与设计业都能参与和学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一种全球示范的力量来助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杭间：我记得在院务会上，许院长很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从李强省长手里把一个国际工业大奖的项目争取过来了，这对美院发展设计学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好好干一番，争取拿出世界一流的水平来。”

熊娜：中国美院当时并没有运作国际奖项的经验，我们又是如何来消化吸收这个任务的呢？

宋建明：我和杭老师参加过国内外很多奖项的评审，然而操盘一个国际性的奖项是没有任何经验的。但是，作为一所学院，即便不知道如何操作，我们也能够有办法来知道“如何才能知道”，这就是学院的研究精神。为此，我们商量，召集王昀主管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工业设计专业博士生们共同研究。研究分两个层面开展：一是深入研究国际奖项创建的成因、理念和运作方式；二是从浙江省制造业乃至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出发，进行DIA 的顶层设计和本体建构，包括奖项定位、价值观、推广策略、预算等问题的梳理。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选择了50 多个世界名奖，从诺贝尔奖、奥斯卡奖以及工业设计的专业奖项，如日本Gmark 奖、德国红点奖等。研究他们设奖的目的、价值观、时代背景、关注点、征集方式、评审机构、评价标准与方法等等，甚至他们在或长或短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经过三个月的调研、分析和梳理，我们完成了具有“学院奖”属性的DIA 1.0 版本。许院长听完汇报后提出了“四智”的学院奖价值观：人文智性、生活智慧、科艺智能、产业智库。工业设计包罗万象，如何选定评审对象，划定评审范围？对其进行分类的线索千千万万，通过集思广益和不断的研究完善，如今我们依据DIA 的价值观将参赛类别分为了“生活智慧、产业装备、文化创新、数字经济”这四大便于操作的参赛类别，未来也仍然会随着我们认知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入而持续演变。同时，我们也建构了DIA 的评价体系，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金智塔的模型，它很好地贯穿了我们后期的奖项组织。在浙江省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展开了首届DIA 大奖的实操和实验，在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大奖的建设与运营。

杭间：我是2012年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来到中国美术学院的，来了以后除了包豪斯研究院的日常研究工作，以及开始民艺博物馆的初建工作以外，主要投入文创制造业协创中心的筹建工作，2015年10月学校换届，我接任宋老师担任副校长分管学校的研创，也分管设计学科，联系设计学院、协创中心等，因此，学校明确我从学院分管的角度与宋老师一起负责筹建大奖。如宋老师所说，当时团队没有任何国际大展的经验，除了王昀老师，我和宋老师也不是工业设计专业出身，因此，如何寻找到国际最优秀的工业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来参评，是所有理念能够实现的前提。回忆当时情形，真是白手起家，但好在宋老师留学法国多年，又曾经分管学校外事，对法国设计界及欧洲的情况比较熟悉；我那时刚在清华大学任上做了一个“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那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当代设计大展，因此，手上积累了欧美设计的大量著名设计师名录和设计组织、策展人的人脉，这个时候，就都用上了。

二 学院奖：人文关怀，极致追求

熊娜：李强省长当时提出了一句话“地方标准可以高出国家标准”，如何理解这句话？

宋建明：这句话对于DIA 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指导思想，符合品牌价值学的理论。一般人总认为国家标准是最高的标准，其实不然，国标只是基础保障性的标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标，它是为了保护大多数的产业生存而设置的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比国标高的其实是行业标准，比行业标准高的是品牌标准。关于这点李省长很清楚，所以希望DIA 大奖要创建学院奖的品牌标准，应该优于浙江现行标准，自然要高于国家标准，这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极致追求。

建立这个评奖标准，我们深入研究了国际知名奖项的标准，但我们不模仿，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的判断。走到今天，我可以比较自豪的说，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国际友人的助力，DIA 大奖的品牌标准在同行中是处在国际前沿的。我想，今天DIA 的品牌标准是符合李省长指示精神的，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超出他的期待。

杭间：在与李省长最初的开会接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大奖的定位的高瞻远瞩。一般来说，身在浙江的领导人都会首先关心大奖对浙江产业的贡献，但是李强省长十分坚定明确回答我们的问题：首先必须是中国的，必须面向世界，对浙江的直接作用可以缓一步考虑。他希望我们大胆独立去探索，充分体现“学院”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也正是他的这一番指示，使得我们这个大奖的“国际的”“工业设计的”“学院奖”才逐渐明确起来。

熊娜：中国美院作为一所艺术类院校，与工科类院校相比，举办这个奖项的优势是什么？

宋建明：首先，中国美院是一所有人文价值追求的艺术学院，这种人文精神是有终极关怀的，是其精神性使然的。承担了社会的美育、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美的事物与环境的营造等等，DIA 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是这种人文性的体现。第二，中国美院是一所有90 多年历史的学校，拥有比较全面的艺术学科，有优秀的传统和丰富的国际人脉与资源。第三，国美人是有情怀的，即便在制度不完善、结果不明朗的前提下，DIA 大奖组委会成员仍然不计个人得失地勇往直前。而支撑这个情怀的是学院精益求精的精神，国美人的做事习惯往往是作品直到挂在墙上了，仍然还要修改，这是一种不到最后一刻不肯交答卷的、没完没了追求完美的精神。

熊娜：您如何解读学院奖的这个定位呢？

宋建明：所谓的“学院奖”就是一个由学术团体与价值主张来定义的奖项。中国美院的学院奖意味着我们组织的专业评审团能够从前沿趋势的维度，以比较空灵的视角来看待全球设计产业发展的态势。这里回应内外两个层面的价值诉求，从外部来看，它不会纯粹站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立场，也不会纯粹依据浙江产业的诉求而展开工作；从内部看，学术前瞻性和学理性是其主要的特征，它要对还处在端倪阶段的新事物予以关注。

杭间：记得我们当时还举奥斯卡学院奖为例，去形象的说服省里的某些行政管理部门，浓缩起来就是：学院价值、全球征集、客观评审、学术作为公器。这几点对于工业设计这样较少意识形态，而是以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为人类生活造福的社会活动，显得尤其必要。

熊娜：两位老师能否简单评价一下DIA 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及出现的问题？

宋建明：办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得益于中国美院里包括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内的那种情怀，热情、激情、理性和献身精神。能够走到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回顾过去的五年发展历程，我觉得DIA 走的是一条非常健康的路。在中国办真正意义的国际级设计奖项，是没有任何模式可以照搬的。它是一个边推进、边建构、边调整和边优化的过程。即便还存在有一些小瑕疵，但总体来说我是满意的，且不断有惊喜的涌现，因此我对过去五年大家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

杭间：基本是符合我们期待的，只是严格来讲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我曾经在第五届刚开始的时候和王昀老师以及你们说过，我希望大奖的良性机制是在于寻找好的设计，现在寻找好作品的力度不够，而且四届下来已经形成了常规性的套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好设计的数据库，随时追踪全球设计媒体中关于新设计的新资讯。其次，我们要积极主动去一些有代表性的国际设计展考察，不是仅仅以发传单的方式推广大奖，而是需要用足够好的语言，了解世界设计的最新动态，与优秀设计师保持联系。最后，还要和专家、合作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和提升机制。

我很希望，随着大奖影响力的逐渐加强，我们其实是可以逐渐提出大奖更有倾向性的主张的，否则，我们很容易与国际其他大奖的评出的结果重叠，例如，第六届的大奖我们可以有一个根据宗旨引申出来的主题，那样就有一个更深入的价值观，工业设计其实品类很广，评审它们也各有价值，很容易泛泛而评。如果这样的话，某个主题的产生和相应作品的征集机制都会发生变化，这样，大奖具有递进的发展性。另外评审机制也可以改进，程序公正公平，并不能保证都能评出优秀作品，这一点大家都有体会。我还是不得不提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专家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很专心就干这个事。他可以很冷静的在资讯汇集的前提下，观看全世界这一行业的发展状态，从中寻找出具有杰出贡献的项目，再来提交评审和讨论。数量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数，但不宜过于强调数量、强调国别，这是学院奖，因此，也不宜过于强调产业转化的程度，重要的是评出来的那个最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奖的作品，是因你（大奖）的肯定而被发现，从而更多地造福于社会的，这是一个好大奖的学术高度的体现。而不是给别人都知道的作品或已经获得很多奖项的作品锦上添花授予荣誉和奖金，这不是一个优秀奖项的做法，优秀的奖项必定是引领性的、一种价值和“功能”的引领。

宋建明：杭老师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我比较清楚的是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资源及关系密切程度我们拥有量是有限的、不均等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提更高的要求。如果今天我还是当年在法国留学的年龄，背负这样的使命，我想我会与大家一同做得更多和更好些。这当然也仅限于法国以及拉丁国家地区。在那里我的人脉多一些，可以这个名义穿梭在一流的设计机构，以我们的眼光或预测能力，在创新现场来挖掘杭老师所描述的那些前沿设计。眼下我们还是受制于许多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还不能放手工作。当然，我们可以另想办法，利用互联网，创造一种跟进服务的方式来实时追踪这些创新机构的网站，既展示了他们最新的成果，也让我们的企业得到学习的机会。现在我们还比较被动，完全等待他们上门来。

熊娜：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两位老师认为一个学院奖的学术高度和深度最重要的体现，是其表彰作品的前沿性、是价值判断的前瞻性。除此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体现吗？

宋建明：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做到这样也可以交代得过去了。如果有更高的标准，那就是做更高的理论建构。杭老师更专业，他当年策展的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所采用的专题策展人制，这个策展人是通过主题来寻找作品的，路径方面是值得借鉴的。所精选的少数示范作品当然就带有比较强的思想性、探索性和引领性的。只是那样的展览作品数量不能与我们这种从海量作品中进行遴选相比。当然，如果DIA 做到这个水平的话，估计政府也会觉得我们太过学者了。所以，从引导产业发展的价值立意来说，目前奖项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告诉广大企业家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能靠抄袭的。同时，告诉大家设计的大趋势是什么、设计的价值是什么，不仅要漂亮好用，还要能够为民生、产业、未来做出贡献，引导产业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按照杭老师的要求，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评价应该顺势而为。

杭间：我也知道我们目前还无法超越局限，但要求还是要提的，领导们都在说要建一个“百年大奖”，这是从浙江出发的对建立百年大奖的希望。

三 国际化：积极学习，寻找不同

熊娜：我们做了很多的国际案例研究，也带着这些经验和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国际走访。宋老师和杭老师带领的团队分别到欧、美、亚三条主线路进行实地考察和推广，在DIA 还没有任何基础的时候走到国际上做推广，得到了怎样的反馈，两位老师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宋建明：万事开头难。起初，之所以我坚持要与杭老师一同赴欧寻访和宣传，是因为遭遇了如何让国际同行尽快认识你的难题？这是摆在DIA 面前最大的挑战。否则，就会出现一边嘴上喊着要做国际奖项，实际上一边习惯办着浙江省内工业设计展，这岂不辜负了李强省长和我们的初衷。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积极在国际上去推广的策略。杭老师给出了五个重要的找人见人的线索，那就是尽快的让国际知名工业设计师、知名设计机构、知名设计博物馆、知名设计策展人、知名设计媒体知道DIA 大奖的理念与做法，敦促他们参与我们的“游戏”。这是国美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在国外寻访是大工作量的，不停的联系，不停的奔走。起初，被拜访人对我们个人是有一定信任度的，但是对中国要做这样的设计奖项基本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中国办这种前沿的设计奖项，知识产权如何保护？这是一开始我和杭老师遇到的最大的、而且反复被追问的问题。

杭间：当时中国、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抄袭、山寨仍然是很被人诟病的，国外的设计不敢轻易拿过来，甚至本土的设计师也不敢。

宋建明：因此，我们和国家的知识产权局，和相关的第三方知识产权保护和申请机构联合做了一些知识产权的查重和快速保护等动作。

杭间：我深感宋老师的法国理性主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始的几届大奖里，都有一个宣读知识产权保护声明的规定动作。

宋建明：记得当时在国外向他们介绍了我们许多DIA 理念性方面的内容，他们都是将信将疑。直到讲到我们的奖金500 万的时候，才对我们的做法和决心感到讶异。我们想聘几位著名的设计师来当评委，但是人家明确拒绝了说：“我不要当评委，我要来参加你们的比赛。”

杭间：宋老师去了法国，见了自己的导师。按照法国人的文化习惯，周末根本是不能去骚扰人家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考察时间非常紧，老爷子卖自己的面子，周末和人家打电话说：“我这个学生，他们在中国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需要你们给予支持。”所以我和宋老师在法国深感中西文化没有差异，只有人情。所谓的文化差异，那都是不熟悉的人之间的差异。我跟宋老师一路向西，两万里的考察之旅，希望有机会还能再去一次，当面答谢那些在DIA 创立之初支持我们的友人。

熊娜：中国有这么多的设计奖项，但少有在国际上特别知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整个国家的设计能力在国际上没有得到认可？还是说我们在举办的奖项的视野和做法不够国际化呢？

杭间：两者都有，我和宋老师都被邀请去参加过国内很多奖项和展览的评审。可以这样说，中国一直到今天，除了智造大奖以外的大部分奖项和展览，都不能算是国际性的。看到今年智造大奖的优秀作品展，我觉得DIA 以后是会写入设计史里的。因为，在全国这么多奖项里，反映世界设计和中国设计的关系、体现中国设计水平的，DIA应该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熊娜：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届DIA 发布之后，只有短短的52 天的征集时间，杭老师十分担忧这么短的时间没有好的参赛者知道我们，没有好的作品过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还建了一个群，特别嘱咐我们要主动去寻找一些有示范意义的好设计。

杭间：在第一届大奖的时候，我和宋老师稍微有一些意见分歧。从大奖初创的策略发展考虑，我希望大奖第一届的时候能有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参评来扩大它的社会影响。所以，我才会托人去物色“可以喝的书”这个作品。作者其实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不认识，主要是考虑到她的影响力。因为在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国外媒体中有了相当的社会知名度，我当时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案例让中国人知道，原来设计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出现。同时，也让欧美人知道，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的胸怀，能接纳这样的作品并可能获奖。

熊娜：像Gmark 奖一样，在成立之初也需要主动去寻找甚至邀请一些真正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作为一个典型示范。

杭间：这件事，当时宋老师与我是有分歧的。我们俩多年的老朋友为这事差点要拍桌子。我其实内心很同意宋老师的理性中立，因为评奖就是要公平，一个奖项没有公平的机制就没有前途。所以，虽然我把这件作品邀请来，但是后期评审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介入，它作为第一届的金奖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出来的。

宋建明：杭老师的担忧我是完全理解的。他动用了很多的人脉，这也得益于他做的“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那是我当时看到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最前沿的展览。我与杭老师意见分歧是我希望大奖保持自然状态。当然，自然状态是要冒风险的。总的来说我们运气是好的，大部分评委的眼光与杭老师判断是一致的。

熊娜：袁家军省长曾经说过，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国际化之路就是美院的国际化之路，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学院的国际化建设和奖项的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宋建明：首先，中国美院的学术血统里就是国际化的，它的创始人从蔡元培、林风眠这一路过来，国际上一些大的思潮与流派都在国美教研平台上显现和发酵过。而且前辈先生们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国立艺术院还是中国美院，都是面向国际、面向世界的学校，这是国美的传统。第二、我们确实也希望用世界的眼光做事，从美术学到设计学，包括建筑学和影视学，特别是设计学科如果离开国际语境，根本就无从谈起。第三、省政府领导对设计奖项的定位和要求，让国际化变成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在国外留学或者生活过的人都清楚，国际化并没有那么神秘，从本质上看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都市文明水平总体来说高于我们当下国情的状况，具体体现在做事更规范，有更多的制度保障等等。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有落差的平台上补齐国际规范的短板，从而让国内外的设计同行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好在浙江省政府的相关部门的领导还是信任和理解国美人的，也积极的支持我们的工作。

杭间：宋老师在国际化上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他在法国留学六年，而我只是在美国游学半年。我们都有体会，在国外生活两年以上和几个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支持宋老师对于大奖工作人员关于国际化的提醒。

另外就中国美院的国际化，我想说点不在主旋律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袁省长希望美院的国际化和大奖的国际化要在一起，可能是有深意的。因为，就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的体会来说，中国美院在杭州的国际化机遇跟北京不好比，在杭州，很多时候国际化是需要自己去找的，而不是人家过路就能送上门来的。我到国美的这九年，觉得中国美院的国际化热度其实是降下来的。比如传统的高点学科，国、油、版、雕，大家内心里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是最好，怎么国际化?再加上自由绘画它是讲意识、讲观念的。这几年中国绘画思想背景跟西方绘画的观念交流是很难完全敞开。另外，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都认为已经是国际一流大学了。我们常常走马观花式去国外看一下，然后觉得人家的学校也不过如此。但是设计不一样，设计是一个真正的年轻的时代的朝阳的专业，它完全是跟着科技、生活的变化而日新月异的。如果设计都不进行全球化的交流，那是无法发展的。但是我们的设计学科国际交流还很不够。你想想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中国的设计教授年纪大了都会离开设计，去画画、去写字？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吗？这是中国社会对于设计专业知识更新、以及他们和社会这种关联程度的薄弱所决定的。你看国外很多很老的设计师还在做设计，还很有影响力。中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很少有很老的著名设计师。我想袁省长是希望把大奖做成真正的国际化，并且促进美院的设计学科的国际化，而不只是顺应教育部的那几个国际化的指标，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这么说，老师们不会生气吧？

宋建明：不会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都是美院人，这一巴掌其实也打在咱们自己身上的。熊娜是留学日本的，应该也看得很明白。我刚才讲的国际化最重要的是按照国际共识的规则行事，克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因为我们国家在科技与人文研究方面，特别是交流平台能力层面相较于国际同行有一定的差距的。正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反过来对年轻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如今我国在国际大环境中的态势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特别疫情之后，即将面临的严峻情况是可以预见的。让世界充分了解我们，依然是要去努力的事情。

杭间：比如我们现在跟评委的联络，对获奖或者参展设计师的联络追踪，仍然远远不够国际化。宋老师多次强调希望你们将数据库重视起来，建立一个能够让国内外同行进行常态联络的机制，实际上对于大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一出是一出，会给所有来的参赛者和国内外评委带来不靠谱的感觉。现代奖项的管理既要有前瞻性，也要有延续性，因此需要建立完整的大奖管理机制，有步骤严格执行，从而真正建立一个百年大奖的优秀传统。

熊娜：这点上我们确实需要反省，很多时候我们一味的去求变、去追求新的东西，却没有按照国际规则来沟通，导致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问题。说到国际交流，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奖项，既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像红点奖一样商业化运作的机制，也无法像日本一样，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那我们和他们相比，特征和优势应该是什么？

宋建明：DIA 从创建到运行，一直带有很浓重的、可以被理解的中国价值观的特征，这得益于我们对国际的研究。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法学的。这些奖项都比我们的历史长，有其必然的历史轨迹、推动方式。大家的共识是努力的研究国际同行，同时做好我们的自己事情，在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中前进。至于未来奖项最终是否走向产业化，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探索，去创造出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包括杭院刚才讲的，创造一种模式，让评委之间、参赛者之间、以及本土产业之间能够建立一种价值交换的关系。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路都不同，我们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杭间：我同意宋老师的意见，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面对世界著名的奖项，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而我们只有五年，能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虽然我们总是期望你们能做的再理想一些，但是客观地说，在这样的机制下，我们的同事们能如此投入和不计报酬地来做这些事情，把它当成一种学习锻炼，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和拿多少工资干多少事情的西方机制不一样，我觉得未来这种机制仍然是可以调整的。作为百年大奖，这一定是阶段性的，随着年轻一代的慢慢起来，一定会有更新更好的变化。

四 产业化：冷静对待，积极实验

熊娜：如何看待DIA 的发展过程中，学院奖的定位和政府不断提出的产业化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宋建明：奖项的首要任务是做一个全球性的亮眼的展示平台，至于过程中是否形成新产业和新的市场，我以为这是第二位的事情。政府某些官员希望产业转型这样的重任借力这个奖项来实现，我明确表示过做不到。因为那是通过更加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国际社会与经济交流来实现的，一个奖项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政府一些务实部门的诉求是存在着不一致的，有些官员希望我们能够解决本属于他们的难题，DIA 只能是一种引导和示范。我们可以做某种积极性的探索，但不能去承担不属于DIA 的任务。否则，我们是会迷途的，这是学院奖要恪守的独立之精神与价值观。

杭间：跟政府的沟通上，宋老师比我有经验。和政府的沟通在办奖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政府官员的任期通常不长，当时李强省长也很快调走到江苏去任省委书记，但他的思想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理解，政府出钱想做点事情很正常，但必须考虑效益，考虑对浙江制造的贡献度，现在完全交给中国美院来做学术奖，这在一个政府的历史上没有过的。

宋建明：李强省长为什么要办一个超然于政府的奖项，是因为一旦政府职能部门过多的介入，奖项办着办着，他们职能部门具体的诉求就会冒出来。这必然导致“夹生饭”状态的出现，以后怎么办都办不好了，这也是在我国绝大部分办设计奖项的现状。实事求是的讲，政府部门的很多诉求是和他的政绩挂钩的，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但最高领导人的视野和下面的官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通过沟通，与各个层级的人不断磨合，不断获得理解。

杭间：所以在很多小范围的会议中，尤其是在李强省长最初召开的只有五六个人的小会里，宋老师的作用是功不可没。因为宋老师态度足够坚定，很多事情坚持住了。现在看来，当年李强省长定下来的这种大奖的机制，真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若干年后，这种机制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在这种机制的建立上，当时的秘书长孟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李省长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后由孟秘书长来主持具体的会议，孟秘书长把李省长的原则描述得非常清晰，最终形成学院奖的定位表述。

宋建明：孟刚秘书长看问题是有高度的，是符合李强省长的初心的。政府给其发起的奖项定位为学院奖，这在中国是不曾有过的事件，这是浙江省政府对国美的一种信任和开放的胸怀，是有勇气的决策。在奖项的创办过程中，政府层面有两股力量在推动。一个就是顶层，首先就是当时的李强省长、袁副省长、孟秘书长，这是第一推动力，是标高意义的。接下来是中层干部，比如当时的经信委、省财政等层级，有一部分是非常理解我们的，但也存在着本位惯性考虑的部分，因此这就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因素，这种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后续主管领导的判断。DIA 从本质上是美院和省政府共建的国际级大奖，作为具体的执行者，我们要有自己的坚持，同时也要妥协，最终形成各个兼顾的一种默契和一个可执行的行动方案。

熊娜：DIA 的特色和定位是学院奖、国际化，产业化我们的确做得比较薄弱，但我们也积极地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专项奖的模式，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在产业化上探索的意义呢？

宋建明：学院奖和国际化是我们能驾驭的，产业化涉及的利益因素过多，事实上不是我们能够驾驭的，但作为“学院派”的族群，这不妨碍我们会积极的做实验。我个人觉得产业化不是大奖的主要任务，因为李强省长的初心是吸引国际的创意和智慧在这里展现，为他们提供可能性，并没有逼着我们的团队去做产业，产业化的概念其实是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会提出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人才资源、有学术思考、有研究积累，也具备一个去探索衍生事业的可能性，这也是对奖项价值的再次挖掘，是有意义的。但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办好核心的“奖”和“展”，然后才是衍生的探索。在产业化探索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能影响到奖项本体的公平性，要保持学院和产业之间恪守的相对独立的关系。基于这样的前提，如果能由另外一个独立的团队去探索产业化，我就没有意见了。

杭间：我记得从第三届开始，政府职能部门对大奖产业化的呼声就慢慢开始多了起来。李强省长的确说过，这个奖项应该对浙江制造、中国制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从来没有很明确地说你们要产业化，所以我记得宋老师最初在副院长任上分管智造大奖的时候，他很明确这个定位。等宋老师退下来后我在第四届上也明确表达过，因为是个学院奖，学院里的这些人在这样的体制下是无法深入操作产业化的，浙江现代智造促进中心作为一个民非机构没法做到深入透彻的产业化，适当的尝试还是有可能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敢据理力争，省里一提出这个需求，我们就反省自己产业化做得不够。我们应该明确的表达，做产业化不是DIA 的主要使命，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使命就是要在中国为中国遴选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业设计，以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工业设计交流平台，以世界前沿好设计来推动和滋养中国设计和制造，这才是DIA 的使命。

宋建明：要做产业转化至少要找到那些真正深耕在产业的人，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只盯着市场，而不会太在意设计前沿，这里和奖项本身是有矛盾的。我们是学院奖，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对设计中可能创造新物种的端倪是敏感的。预见未来和深耕当下的人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是两类人。政府提出产业化的口号我们是很理解的，但我和杭老师，在我们还在管着智造大奖的阶段，至少我们不会把产业化作为硬性的指标，如果今年要求有1000 万，明年就有可能要三个亿的转化，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被这些数字带偏了。类似的教训在过往的社会实践中难道还少吗？

杭间：作为实验性的探索和产业化的拓展都是需要的，因为这也有利于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教育的本质就是要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现在的社会变了，教育的模式也要跟着变化。比如欧洲的大学原来都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立，所以他肯定需要建构神学、哲学这样的教育课程体系。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职业教育兴起，在综合性大学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确立了教育要为社会发展培养新的人才，这样的目标反馈到教育方式上，也促使其发生改变。所以今天的教育肯定不是中国孔夫子时代的那个边走边看边学的状态，也不是后来书院制。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就讲究社会办学，所以“走出去”成为一个必然。就设计来说，最活跃、最前沿的毕竟在产业，而不是在学校，所以这种跟产业化之间的互动是应该的，但是，这里的产业化不是指效益的，而是产业的实际的前沿探索。

五 展望，好的奖项不仅有好的作品，更有一个让好作品脱颖而出的整套机制

熊娜：以百年大奖为目标，DIA 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和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好的大奖应该朝着什么样的具体目标而努力？

宋建明：我经常说做事的“1358 计划”，也就是以一年、三年、五年、八年为间隔的三年阶段性计划。因为在三年的区间还勉强看得清，但五年之后就猜不准了。回到五年前，我们也预测不了今天的DIA 会变成这样。对于刚刚成立的DIA 的第一年，我对王昀秘书长说：只要能开展、能颁奖就算是成功了！出了问题，我们第二年调整。到第三年，我们的一种模式就会成型。第五个年头，就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大奖品牌。DIA 大奖这一路走来，在大家的努力下，虽然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小瑕疵，但整体上是成功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样一个好的基础上，后面的三年发展方向就会相对比前面更清晰，但仍然会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国际化想要突破可能会更艰难，这需要我们在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其次，如何发现设计催生的新萌芽，这是考验我们眼力的。正如杭老师说的，我们需要深入一线，站在创新的第一现场，和他们保持联络。第三，设计是一个变化极为迅速的领域，在5G 时代，新技术所导致的新观念、新制造、新物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有一个预判和研究，反过来引导我们对接下来三年展开一个价值导向和愿景的描述。

杭间：我认为一个好的奖项的标志还有一条就是要产生一套能够让好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的操作和管理机制。你们办公室应该去评估一下，比如初评阶段时，怎样能够在我们看不到实物样机的情况下洞察它的潜力，怎样避免评委在专业领域的局限性影响评审。我们知道，在评审里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通过投票取得第一名的往往不是最好的，因为它只是普遍的“好”而没有先锋性，但也没有争议，因此每个人都会投他一票。那我们如何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如何超越这样的机制。因为我和宋老师参与了几次评审，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不仅是联络上的、迎来送往上的管理，而是评审本身的管理。

熊娜：经过两位老师这样的探讨，我们也逐渐明晰，作为一个学院奖、一个好的奖项，最重要的标准是：第一、要有一批具有示范性、前瞻性、首发性的作品。第二、是要有一套能够让这些好作品脱颖而出、并且发挥更大推广价值的机制，可能不光是评审机制，而是从选题、征集、评审、到推广的一整套管理机制。

宋建明：我身处设计协同创新中心，遭遇的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这样的命题，面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实际境遇，是不断深化发展的老龄化社会，无须讳言，我国对这个境地也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我以为可以向全球的设计界提出相关的命题，吸引人们关注，并且用设计的力量破解，或许会对产业的方向有所启示。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足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熊娜：两位老师理解的学院精神是什么？在设计奖项里的体现又是什么？

宋建明：学院精神原本是大墙内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精神，也就是若干个怀有共同价值观的族群在学术的语境中去探索无用之用的思想力量。正如刚才所讲，面向终极目标的人文关怀，是哲学层面追索的。这是纯学院性的理性的探索，从古希腊哲人到我国古代如老子们所作仰望星空式畅想。但这种学院精神一旦和办奖联系起来，就必定要做脚踏实地的考量。反过来说就是让设计更具人文关怀和善意，让社会上具有情怀的设计师积极地加入健康生活方式与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使具有时代文明价值的新物种源源不断地推出，惠及民生。如果你们年轻人能创造某种方式吸引更多的设计师来响应这种关怀，我所理解的学院精神就得以实现，这也是学院奖的难点与挑战。

杭间：学院是Academy，不是 School，这个词是学院的叫法里面历史最古老的一个。是有那种中世纪学院办学神圣性和钻研性在里面的。所以中国美院[China Academy of Art]和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也是用这个词来表述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秉持的学院精神，除了校史人物的主张和思想这条线索以外，还有那种经典、美好，充满无畏探索理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