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山宗·水源·路之冲”的魅力

2020-04-29 09:35圈廷
旅游 2020年2期
关键词:吐蕃青海文化

圈廷

虎台遗址将军雕塑

唐三彩

乳钉纹神兽铜镜(汉)。

涡纹彩陶鼎(唐汪类型)。

源远流长主题展厅

“山宗·水源· 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为主题的展览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展出。此次展出文物四百余件(套),以青海历史发展为主线,以农耕与游牧文明为切入点,展示了青海重要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首次展出。

展览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源远流长,第二部分汉风羌道,第三部分吐谷浑国,第四部分吐蕃东进,第五部分海纳百川。

冬月,我慕名前往西宁城北区的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参观了此次展览,收获颇丰。高原冬天的天氣虽然有些寒冷,博物馆里却不失温暖。一进入展厅,主题墙上赫然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

进门左手是一幅巨大的青海地形图,图上不同颜色的彩灯清晰地勾勒出弯弯曲曲的长江、黄河形状,及几条古代的要塞通道,让人一目了然,对青海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立刻有了一份亲近感,更加想了解这片土地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还有那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青海省位于中国西部的腹地,远古时期称为“三危地”,周秦时期为“羌戎之地”。公元111年后,西汉政权开始设立有军事和邮差性质的西平亭、长乐亭、东亭等,这一地区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汉宣帝神爵年间,设“金城属国”,先后设置临羌、安夷、破羌、见吾、浩门、见街、河关7县,归金城管辖,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的郡县体系。历经数代变迁,1928年9月青海省正式成立。

从地缘关系上看,青海的农牧区二元结构使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草原游牧文化、高原游牧文化和东部平原农耕文化的影响,进而持续影响着青海历史发展的行政管理、民族分布等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青海成为中国西部枢纽地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都由此经过,多民族在此融合发展,使之呈现出多姿多彩、绚丽耀眼的文化特征。

石器时代文物

石器时代文物

石器时代文物

源远流长

看完综述,我步入展览区。首先是新石器时代的展柜,这些打制石器是在位于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辖区小柴旦湖南岸发现的。1984年6月,在湖滨阶地砾石层中发现了旧石器遗物100多件,主要有刮削器、雕刻器、钻具、砍斫器等,均为打制,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物。小柴旦湖遗址是青海省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石制工具。同时,展出的还有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位于贵南县拉乙亥乡茫拉河与沙沟河之间黄河沿岸阶地上发掘的石器有石锤、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研磨器、雕刻器等,此外,还有骨锥、骨针、装饰品珠子、颜料、动物骨骼、破碎的鸟蛋等,没有发现陶器。拉乙亥遗址距今有6700年左右。

距今6000年左右,青海进入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点有上千处,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等,主要分布在青海湖以东黄河及其支流的湟水河谷地区。当时人们过着比较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粟作农业和狩猎经济并存。

石器旁边的展柜中是各种类型的陶器。初看这些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陶器十分相似,待仔细观看后才发现,这些陶器都大有乾坤,它们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青海境内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村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民和、循化、化隆县境内的黄河两岸及其支流区域。由甘肃东部沿渭水上游向西传播至青海东部过程中,仰韶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发生了衰减和变异,同时也受到了使用石器工具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土著文化的影响。

青铜时代文物。

我在历史的长廊流连忘返时,一个舞蹈彩盆把我带入了中间的展厅。这个口径大约12厘米的彩盆出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宗日,敛口,卷沿,小平底,黑彩纹饰。口沿处有成组的对顶三角纹和成组的斜线纹,外壁绘有三道平行弦纹;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群舞的人体图形,一组11人、一组13人,共24人。人物的头部戴有宽大的头饰,腰部以圆球形为装束,人物之间以弧线纹、斜线纹、圆点纹相隔。人物的脚下饰有四条平行弦纹。整个画面饱满而充实,动感中体现出远古文化的神韵。我无法猜测这些远古的人类是为了庆祝丰收,还是为了某一件喜庆的事情而载歌载舞,但却可以体会出他们当时那份喜悦。

再到青铜时代的展室。展厅中间独立展览的一件靴子形状的彩陶立刻吸引住了我。彩陶靴属于辛店文化,是夹砂红陶,口微侈,靴内空,靴筒为圆形,靴帮和靴底连接处向内凹曲,靴底前尖后方,通体施紫红色陶衣并以黑彩绘制几何图案,彩绘双线条纹。靴筒绘有对称双线条纹,靴帮饰双线带纹和三角纹,这种器型是我国首次发现。

该展厅主要展出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文物,它们把我带回到4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时代。在2000多年青铜器存续时期,也是青海本地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齐家文化是青海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体现了青海先民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考古学家断定青海境内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是羌人所创造。

羌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若隐若现,沿黄河流域、湟水河流域繁衍生息,这期间他们也创造了距今4200-3800年灿烂的齐家文化,制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陶器质地细腻,打磨光滑。双大耳罐、高领折肩壶、鸮面罐为典型的器物。齐家文化彩陶较少,多用红色烧制三角纹、折线纹等图案。文物考古中同时也发现了造型规整、工艺成熟的阔叶形倒钩铜矛、铜簇、骨柄铜刀、锥等青铜器,还发现了有星云图案的七星纹铜镜。

彩陶靴(辛店文化)。

玉制禮器(齐家文化)。

野牛沟岩画

青铜器的制作也对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有了极大提高。我沿着展柜欣赏着每件饱含沉甸甸历史的文物,思绪也在飞扬 。

展柜中大角羊彩陶罐让我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只见这个泥质陶罐口径10多厘米、侈口、束颈、垂腹、器底较小、内凹成圈足器底下腹部以上涂有一层红褐色陶衣,陶衣上绘有黑彩。口沿内侧绘有一圈线纹,颈部绘有一圈平行双线纹,内填连续“人”字纹,上腹部绘有两组立姿大角羊纹,一组三只,形态逼真,形象生动。两组大角羊纹间以“田”字纹隔开。器表下腹部绘有一圈平行双线纹,内填折线纹。这是典型的卡约文化。卡约文化,青海比较常见,距今3600-2600年。因为首先发现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李家山镇卡约村而得名。“卡约”一词为藏语,意为山口前平地,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境内的上游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流等流域和青海湖周围地区。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分布最广、最具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制陶业不甚发达,陶器的质地比较疏松、粗糙,但彩色陶器的表面光亮,纹饰多用红彩和黑彩绘出,常见的有鹿纹和大角羊等图案。卡约文化的陶器,主要是素面褐色粗陶,器形以双耳罐为主,也有少量四耳罐在河沿岸曾有所发现,但绝大多数都是底部凹入呈圈足状,这是卡约文化的陶器的显著特征。部分陶器也绘有不整齐的条纹彩绘,又表明它所受的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

除此之外,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在青海分布也比较广泛。

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主要分布于青海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彩陶比较发达,主要文物以彩绘双勾纹的双耳彩陶罐和腹耳壶为典型器物。青铜器以小件为主,辛店文化的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

大角羊纹彩陶罐(卡约文化)

三耳罐(齐家文化)。

诺木洪文化,因在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村发现而得名。与卡约文化有密切联系,诺木洪文化的地域性很强,分布范围仅限于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周围。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和纺织品。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有双耳罐、单耳罐、四耳罐、盆瓮等,饰纹以压印纹、蓝纹为主,多为素面。青铜器有刀、斧、钺等,石器和骨器多为农业生产工具,器形有刀、铲、凿等,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牛、羊等动物的骨骼。

在展柜里有一件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称为铜鸠首犬吠牛杖首,约长10厘米左右,圆銎,鸠首圆眼长喙微张,颈做管銎,鸠鸟头部有一母子牛,母牛犄角呈“o”形,背脊凸起,翘尾。腹下有一小牛吮乳状,鸠喙尖部站一犬与母牛相望,作吠状,活灵活现。将四个动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件物品,实属难得,它反映出了劳动人们的智慧,也表现出当时青海地区较高的生产力水平。

双耳彩陶壶(辛店文化)。

太阳纹彩陶罐(辛店文化)。

汉风羌道

至于羌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至今无一定论。早期的羌人是母系氏族,有人说昆仑神话中的王母娘娘是羌人的祖先,也有人说羌人是女娲娘娘抟土所造。当然,这些都不值得推敲,只是为羌人的起源又增加了一份神秘色彩。但羌人是早期生活在青海的人类,这是确定无疑的。

羌人的名字出现在正式文献中,非无弋爰剑莫属。这個听起来十分有诗意的名字,可意思却没有诗意,无弋是羌语“奴隶”的意思。据史书记载,公元前476-公元前443年(秦厉公时期),羌人爰剑被秦人俘去当奴隶。归心似箭的爰剑奋力逃脱。追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爰剑躲避在一处岩洞里不出来。有人放火烧洞,却出现一老虎形象的光罩在他身上,爰剑毫发无损。追捕他的人不觉大吃一惊,不敢造次,仓皇逃走。爰剑重回羌人部落,教会了人们稼穑技术,得到民众的爱戴,最后成为了羌人的部落首领。于是羌人就在黄河流域和湟水谷地逐水草而居,耕作农业势力不断壮大。爰剑的子子孙孙世袭罔替,一直是羌人各部落的首领。

铜钺(卡约文化)。

铜鸠首犬吠牛杖首(卡约文化)。

鸟形铜铃(卡约文化)。

铜斧(卡约文化)。

双耳提梁彩陶壶(齐家文化)

当汉朝的势力伸向西亚,张骞的驼队穿过大漠时,羌人封闭的生活也到头了。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的铁骑赶走匈奴,进入湟水谷地,羌人向西败退而去。霍去病在今西宁城址修筑军事工事、以西设置临羌县(今通海)、以东设置破羌县(今老鸦峡)。同时,随着汉族人口大量移入河湟流域,中原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也传播进来。河湟迎来了一段崭新的时代。但同时,不甘屈服的羌人频频反击,河湟流域战事不断。一时,西汉开始了“破东湖,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的征程。

我倚展柜而望,很多汉朝时的墓葬文物映入眼帘。橱窗里上面展示了几件奇怪的陶器,仔细观看才发现是粮仓、厨具、水井,还有一个旱厕的模型,这些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的墓葬中,反映了当时的青海地区的生活状况。

在前面的展厅里,那些具有深厚历史感的陶器、青铜器,根本没有文字的迹象。有些彩陶上的线条几经变换有了出现文字的雏形,但依然没有突破最后的瓶颈。因此,尽管羌人在青海生存了不知多少年,他们的历史没有文字支撑很难考证,只有那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当年的故事。展柜中的几枚阴刻文字的印章,更能说明当时汉王朝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汉王朝先进的社会管理模式。

虎铭文铜镜(汉)。

连弧纹铜镜(汉)。

龙虎纹铜镜(汉)。

除了经济方面的兴旺,科学技术和文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羌人的退却看似无奈,其实也是人类社会中物竞天择的结果。我似乎看到霍去病铁骑所到之处,羌人的惊慌和无奈,或悲或泣,但这是人类刚从丛林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

公元前113年,汉王朝在青海设置了护羌校尉的官职。这个小小的官职在中国传统的吏制体系中不值一提,可对青海这个刚刚脱离氏族管理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亦对汉王朝归置青海于己统治的良好开端。

公元前61年赵充国在青海屯田,更开创了河湟农垦的先河,“寓兵于农,因田致谷”。 东汉政府继续推行在湟水地区屯田的政策,诚为时人所言“隔绝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顾之忧”。

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取得西海(青海湖)地区后,请设西海郡,加上已有的东海、南海、北海郡,制造出“四海归一”“政治升平”的景象。

狼噬牛金牌饰(汉)。

卧式羊形铜灯(汉)。

陶廁(汉)。

那些展出的文物,如制作精美的铜镜,青海刚察县三角城西海郡遗址的照片,古墓中出土的连枝树的残片,精美的香炉罩,还有玛瑙珠子等等,像一首首古老的诗歌诵说着人类历史长河里的往事。尤其橱窗里一个铸造钱币的模型,更让我为之一振。文物取名为陶钱范,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郡古城出土,夹砂粗陶制成,橙黄色。钱范为圆角长方形,反面对称分布两行8枚阴文篆书“大全五十”钱样。此钱范为叠铸钱范,由5合(10片范件)叠成椭圆柱体,外包以草拌泥,圆柱体中心有共用的浇口,浇口和钱样之间有引流槽,引流槽平面呈对顶“大”字形。这种叠铸钱范一次可以铸造40枚。既反映出了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也反映出汉朝中央政府对青海的管理。

青瓷莲花尊(南北朝)。

马家窑文化陶器。

都兰热水墓葬群出土的丝织品。

吐谷浑国

魏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十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先后建立了20多个政权,统治青海局部或在青海展开角逐的有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以及吐谷浑,吐谷浑在各政权之间纵横捭阖,疆域一度“东至叠川,西临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吐谷浑人原是辽东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西晋成宁、太康年间(280年左右)慕容吐谷浑与其异母兄弟鲜卑族首领慕容瘣不和,迁到今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东南部交界地区,逐水草放牧,其游牧范围东起洮河西岸,西至白兰(今青海湖以西柴达木境内),东南延展到今四川省北部的松潘、理县一带,和氐、羌人杂居,相互融合,吐谷浑的名字逐渐成为他们的共同称号。

公元608年,隋炀帝派裴世矩游说铁勒诸部,使他们攻击吐谷浑,吐谷浑被突袭而大败。隋即在原吐谷浑的大片牧地上设西海、河源两郡。西海郡郡治设在伏俟城(今青海西岸),控制青海东部地区;河源郡治设在赤水城,控制青海南部地区,并把内地轻罪犯人迁徙到这里。同时,派卫尉卿刘权在河源郡的积石镇驻兵屯田。

马家窑文化陶器。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吐谷浑联合党项先后袭鄯州、河州。次年,唐派广德郡公李安远到青海地区,与吐谷浑讲求和好。李安远与吐谷浑达成互市协议形成“杂畜被野”之势。吐谷浑的手工业也发达,黄金、铜、铁等金属的冶炼也比较先进,逐渐成为了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形成了北到蒙古高原,西接中亚,南通青藏高原,东至黄河长江流域的贸易走廊,是古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公元4世纪至7世纪下半叶,吐谷浑人成为青海历史主角。

吐谷浑在青海雄踞300多年,从史书中都能发现吐谷浑的点点滴滴。但奇怪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还没有发现大量有关吐谷浑文物的出土。现在也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大致知道吐谷浑在青海的四处设置了王庭,有浇河(现贵德一带)、慕贺川(现贵南一带)、树惇城(现共和恰卜恰一带)、伏俟城(现恰卜恰一带)。

后来吐蕃东进,吐谷浑败退。一部分吐谷浑融入吐蕃,一部分退到甘肃、河南一带融入当地汉族,还有一部分到达新疆融进当地民族。

吐谷浑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留下丰功伟绩,但也为黄河上游和河湟地区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据专家研究,如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和青海其他地方都有的少数民族——土族,和吐谷浑有比较紧密的历史渊源。

马家窑文化陶器。

唐蕃古道图。

吐蕃东进

上世纪90年代初,青海热水兴起了一阵盗墓风。一时,诺木洪热水古墓群里的文物在黑市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浪潮。国家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很快刹住了这阵“歪风”,但吐蕃一个古老的王国开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而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也成了当代诡异文学中九层妖塔的蓝本。血渭一号大墓位于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原,是已发现吐蕃时期热水墓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墓葬形制为等腰梯形,墓冢从上而下,每隔一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穴的穿木,共有九层之多,均为粗细均匀的柏木,故被称为“九层妖塔”。出土了丝织品,金银器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现了牛、马、羊、马鹿等大量动物骨骼。

都兰墓群为封土石室墓,方形和圆形封土与都兰其他墓葬一致。从文化属性上来说和西藏地区的墓葬一致。

公元6世纪,西藏山南地区建立起吐蕃政权,吐蕃兴起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请和亲。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双方以舅甥相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开展了频繁交流。唐高宗继位后,吐蕃吞并吐谷浑的势头不减,唐朝内部举棋不定,致使吐谷浑为吐蕃吞并。唐、蕃双方在青海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和政治角逐。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军东调平叛之际,占领了青海大部。吐蕃控制青海游牧区后,又攻陷唐西域羁縻十八州,安西四镇并废。大受震动的唐朝决定反击,并助吐谷浑复国,结果唐军在大非川(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境内)惨败,自此吐蕃也加快了东进的脚步。9世纪中叶后,吐蕃内乱不断,沙洲汉人张议潮一度趁机控制了青海东部。唐末,吐蕃全境爆发大规模平民农奴暴动,青海吐蕃势力也分崩离析,不复统一。

彩绘棺板画

唐蕃交往时期兴起一条连接中原与西藏、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即唐蕃古道,青海成为这条中原与南亚间的商贸之道、民族友好之道的必经之路。

在吐蕃墓葬展区有幅棺木板图画非常吸引人,整个画面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用一窄行画面绘出起伏的山丘,有的在山丘上还生长着高大的树木,用以表现事件发生地点的自然景观。中层与下层则交错绘制不同的情节和场景,首先开始的是狩猎与驱赶牲畜的场面;其次,有表现驮载商队的场面杂于其中的画面;再次,绘有不同的情节穿插其间,在几块棺板上分别绘出有“客射牦牛”“男女野合”“演武習射”“灵帐举哀”等等;最后的场景是围绕毡帐展开的宴饮图。这是整个情节中的高潮,出现的人物分别布置在帐篷的内外,帐篷内一般为一男一女坐于毡毯之上,正在相对而饮,这两个人物的品级最为尊显,其衣饰特点也最具民族风格,帐外还通常有侍从站立于两侧守候。在帐篷之外,或站或坐,分散着各种形象的人物,他们身穿各色衣服,围绕着帐篷或开怀痛饮,或举杯敬酒,整个气氛热烈,人物众多。棺木板画中,帐房中的两人物,其男性人物,身穿翻领胡服,腰系带,头戴高高立起的塔式缠头,与勒巴沟石刻人物中松赞干布的较为一致,因而判定其身份为赞普。旁坐的女性人物亦身穿对襟翻领胡服,头梳双抱面髻,与文成公主形象不同的是,头顶上盖有一奇特的缠头布,故而判断其身份为赞蒙。帐房系用牛、羊毛混合,或者专用羊毛织成,这种料子又叫氆氇,将整幅的氆氇联结起来,一匹氆氇大约30-40厘米左右,做成毡帐。唐人称之为“拂庐”,应是氆氇的音译。公元654年吐蕃赞普向唐高宗皇帝献礼,其中礼品中有一项“大拂庐”,高5尺广37步,堪称庞然大物。

关于吐蕃的酒宴生活,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诗中写道:“边酒排金碗,夷歌捧玉盘。草肥蕃马健,雪重拂庐干。”

吐蕃王朝时期的冶金技术名扬西方,西方史料记载吐蕃人用黄金铸造鹅形大口水罐,高2米,能装60升酒。马具及黄金制造的大体量器物都堪称珍奇。《旧唐书·吐蕃传》里有关吐蕃供奉“金盎、金颇罗”等金器的记载屡见不鲜,吐蕃大相禄东赞来唐迎请文成公主时,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等礼物,吐蕃金器在唐诗里也有吟诵,如岑参“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

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大量金银饰片是整个吐蕃金银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原唐朝和中亚、西亚金银器相比较,其中一些精品的制作水平,表明吐蕃已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制作中心,表现出吐蕃金银器受到唐、粟特等多种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痕迹。吐蕃在不断兼并扩展的过程中,通过与我国北方、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密切交往,在继承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汲取和创造,也逐渐形成自身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成为我国多民族古代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青海藏文化博物馆。

出土文物修复

海纳百川

842年,随着吐蕃赞普达玛被弑,青海河湟地区陷入分散的部落割据状态。1032年,嘀厮啰定都青唐城(今西宁市),建立了以吐蕃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崇宁三年(1104年),宋军进占河湟地区,改鄯州为西宁州,是“西宁”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历史中。北宋灭亡后,金和西夏占据青海东部和黄河以南地区约一个世纪。1227年,青海东部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版图。元朝建立后,推崇藏传佛教,使得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青海占据一定地位。明朝继承元朝在青海的统治,在西宁设兵备道,辖西宁、庄浪等五卫,卫所与土官制度结合,形成了“土流参治”的格局。1370年,明军控制了青海东部地区,洪武六年(1373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明清鼎革之际,控制青藏的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一起,于崇德二年(642年)派使团觐见清太宗皇太极。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朝才得以在青海全面施政。

自元朝之后,青海河湟地区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青海省有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他们继承并不断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道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苯教、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分布于全省,其中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影响最广,各种宗教文化渗透在各民族文化当中,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构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尕马台墓地出土的铜镜

这一时期,茶马贸易兴起,茶马古道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茶马互市”商贸通道的总称,青海境内也有分布。青海的茶马古道成为连通中原与藏区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宋元明清以来,官营茶马贸易机构设立,中央政府获得了大量青海地区的马匹,内地茶叶也满足了藏族的“恃茶”之风。青海境内的唐蕃古道、青唐道等都曾担负着茶马古道的功能,而党项故道是条专供茶马贸易的线路,亦稱“党项茶马故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藏汉民族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情感纽带,同时也是沿线各民族之间、内地与边疆之间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桥梁,至今在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安全等方面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展厅中展览了很多明清时期寺院的佛像、唐卡,以及茶马古道上的生活用具。

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蔡林海先生,他在展馆里正给游客讲解。他对展馆里的展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古实地调查

考古发掘现

我很好奇地请教他,为什么这次展览还取名“路之冲”?他动情地说,这次展览取名山宗、水源都很好理解,青海的高山大河如雷贯耳,但“路之冲”,有些人不是很熟悉,有很多疑问。其实,青海在中国版图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自从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中国向西就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这期间青海的位置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逆河湟而上从西宁出发沿古老的南丝绸之路通到西亚,唐蕃古道通到南亚。这些古老的通道曾经为经济和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青海的位置再次凸显,“一带一路”上的青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中欧班列的开通,青藏铁路开到喜马拉雅山脚下,青海这块沃土,我们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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