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医护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分析

尹 姣 吴学勤 马文帅 许 佳 卫 攀 党 肖 李 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多个地区报告了确诊病例，此时，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参与救援，成为救援队伍的核心力量[2]。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时表示，COVID-19存在人传人现象，且已有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3]。1月25日包括陕西省在内的30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4]。有研究指出，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可对近60%的医护人员造成心理危机[5]。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流行病会导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危机，优先考虑心理治疗[6]。通过对SARS、MERS、埃博拉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表明，医护人员主要存在抑郁、焦虑、孤独的心理问题，医院应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以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工作效率[7-8]。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作为陕西省定点收治COVID-19患者的医院，收治了确诊和疑似患者，承担艰巨的救治任务。为了解定点收治COVID-19患者医院的医护人员心理状况，从而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护理，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2020年2月3日～5日，采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对以上3所医院部分医生、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现况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共1 266人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经笔者所在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纳入标准：(1)必须是在上述3所定点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2)知情同意，自愿参加，匿名答卷。排除标准：(1)已参与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2)已患有心理疾病的医护人员；(3)不愿参与本研究者。

1.2 方法

1.2.1 样本量估算

本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预试验，考虑医护比例、疫情期间所在岗位等因素，选取 24名调查对象进行预试验。将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预试验对象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证实本研究是必要可行的。邀请心理学专家指导，完善调查问卷，使其更科学、合理、全面。测得《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5。第二阶段：正式研究，根据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自变量事件数(events per variable，EPV)方法(也称经验法)，进行样本量计算，统计学模拟研究表明，EVP最小为10才能保证结果稳健。经预试验研究，发生心理问题所占的比例约为15%，共筛选出8个变量为影响因素，所需最少样本量为534例，故样本扩大收集783例。共计得到1 29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266份，有效回收率97.5%。

1.2.2 调查工具

1.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态、职业、职称、文化程度、疫情期间所在科室。

1.2.2.2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

应用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心理学研究所苗丹民等编制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9]，该表用于量化评价医护人员心理状况，在SARS期间已被使用，包含抑郁、焦虑、孤独三部分，每部分12个条目，共36个条目。采用Likter 5级评分法，根据研究对象自己的感觉，选择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分别计0分、1分、2分、3 分、4 分，分数越高表明对应心理问题越严重。其中抑郁部分：<9分为无抑郁，9分～15分为轻度抑郁，15分～20分为中度抑郁，≥20分为重度抑郁；焦虑部分：<7分为无焦虑，7分～12分为轻度焦虑，12分～17分为中度焦虑，≥17分为重度焦虑；孤独部分：<5分为无孤独，5分～11分为轻度孤独，11分～15分为中度孤独，≥15分为重度孤独。

将《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导入“问卷星”(https://www.wjx.cn)平台，制作成电子版，导出问卷二维码，基于微信发布问卷二维码收集资料。

1.2.3 调查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法，每所医院分配经过培训的一名调查员负责。发布问卷之前阐述本次研究目的，征求知情同意后，微信发布问卷二维码回收问卷。问卷填写时间设定为2020年2月3日8:00～2月5日22:00，相同IP地址只能作答1次，问卷星后台自动监测每份问卷的答题时长，时长低于300秒的视作废卷。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其中期望频数<5或总例数<40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评估医护人员的抑郁、焦虑、孤独的影响因素。显著性标准为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调查表结果

调查的1 266名医护人员一般资料显示：男性320人，女性946人；男性的年龄(37.65±9.18)岁，工作年限(15.69±9.13)年；女性的年龄(32.8±6.92)岁，工作年限(10.27±7.54)年。未婚235人，已婚1 031人；医生504人，护士762人；职称：初级632人、中级456人、高级178人；文化程度：中专36人、大专260人、本科806人、研究生及以上164人；疫情期间所在科室：传染科33人、发热门诊69人、急诊科67人、普通门诊209人、监护室(即ICU/CCU)103人、呼吸科病房44人、普通病房741人。

2.2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表结果

2.2.1 心理状况的基本结果

抑郁方面：无抑郁的有918例(72.5%)，轻度抑郁219例(17.3%)，中度抑郁60例(4.7%)，重度抑郁为69例(5.5%)；焦虑方面：无焦虑的有933例(73.7%)，轻度焦虑185例(14.6%)，中度焦虑82例(6.5%)，重度焦虑为66例(5.2%)；孤独方面：无孤独的有937例(74.0%)，轻度孤独198例(15.7%)，中度孤独66例(5.2%)，重度孤独为65例(5.1%)。

2.2.2 心理状况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1～表3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科室在抑郁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科室在焦虑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人口学资料在孤独方面的差异性比较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医护人员抑郁影响程度单因素分析[n(%)]

指标无抑郁(n=918)抑郁(n=348)χ2值P值性别4.0900.043 男246(76.9)74(23.1) 女672(71.0)274(29.0)年龄2.4260.119 <30岁270(75.6)87(24.4) ≥30岁648(71.3)261(28.7)工作年限0.8340.361 <10年459(73.7)164(26.3) ≥10年459(71.4)184(28.6)婚姻状态3.5260.060 未婚182(77.4)53(22.6) 已婚736(71.4)295(28.6)职业0.0390.843 护士551(72.3)211(27.7) 医生367(72.8)137(27.2)

(表1续表)

表2 医护人员焦虑影响程度单因素分析[n(%)]

指标无焦虑(n=933)焦虑(n=333)χ2值P值性别1.8140.178 男245(76.6)75(23.4) 女688(72.7)258(27.3)年龄0.9590.327 <30岁270(75.6)87(24.4) ≥30岁663(72.9)246(27.1)工作年限0.4290.512 <10年454(72.9)169(27.1) ≥10年479(74.5)164(25.5)婚姻状态0.3920.531 未婚177(75.3)58(24.7) 已婚756(73.3)275(26.7)职业0.9740.324 护士554(72.7)208(27.3) 医生379(75.2)125(24.8)职称5.6940.058 初级466(73.7)166(26.3) 中级324(71.1)132(28.9) 高级143(80.3)35(19.7)文化程度4.8350.184 中专27(75.0)9(25.0) 大专199(76.5)61(23.5) 本科578(71.7)228(28.3) 研究生及以上129(78.7)35(21.3)疫情期间所在的科室21.5870.001 普通门诊158(75.6)51(24.4) 普通病房560(75.6)181(24.4) ICU/CCU65(63.1)38(36.9) 急诊科49(73.1)18(26.9) 传染科16(48.5)17(51.5) 发热门诊48(69.6)21(30.4) 呼吸科病房37(84.1)7(15.9)

表3 医护人员孤独影响程度单因素分析[n(%)]

指标无孤独(n=937)孤独(n=329)χ2值P值性别0.7420.389 男231(72.2)89(27.8) 女706(74.6)240(25.4)年龄1.5620.211 <30岁273(76.5)84(23.5) ≥30岁664(73.0)245(27.0)工作年限1.3020.254 <10年470(75.4)153(24.6) ≥10年467(72.6)176(27.4)婚姻状态1.0010.317 未婚180(76.6)55(23.4) 已婚757(73.4)274(26.6)职业1.7220.189 护士574(75.3)188(24.7) 医生363(72.0)141(28.0)职称0.1140.944 初级470(74.4)162(25.6) 中级335(73.5)121(26.5) 高级132(74.2)46(25.8)文化程度2.4380.487 中专27(75.0)9(25.0) 大专200(76.9)60(23.1) 本科585(72.6)221(27.4) 研究生及以上125(76.2)39(23.8)疫情期间所在的科室6.8030.339 普通门诊152(72.7)57(27.3) 普通病房561(75.7)180(24.3) ICU/CCU71(68.9)32(31.1) 急诊科49(73.1)18(26.9) 传染科20(60.6)13(39.4) 发热门诊49(71.0)20(29.0) 呼吸科病房35(79.5)9(20.5)

2.2.3 心理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由于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过少，故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将所有人口学资料全部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变量的具体赋值见表4。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为FORWAED:LR，纳入排除标准分别为0.05和0.10，职称、文化程度和科室设置哑变量，参考选项分别为初级、中专和普通门诊；其余二分类变量均以第一选项为参考系。

具体结果见表5和表6,可知:(1)抑郁方面，医护的性别、婚姻状态、科室种类是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且均为危险因素，即女性、已婚、ICU/CCU、传染科、发热门诊相比男性、未婚和普通门诊更容易出现抑郁状态；(2)焦虑方面，科室种类是发生焦虑的影响因素，且为危险因素，即ICU/CCU、传染科相比普通门诊更容易出现焦虑状态；(3)暂不能认为人口学资料的不同会导致孤独的发生。

表4 变量赋值表

符号指标变量赋值方式 X1性别1=男;2=女X2年龄1=<30岁;2=≥30岁X3工作年限1=<10年;2=≥10年X4婚姻1=未婚;2=已婚X5职业1=护士;2=医生X6职称1=初级;2=中级;3=高级X7文化程度1=中专;2=大专;3=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X8科室1=普通门诊;2=普通病房;3=ICU/CCU;4=急诊科;5=传染科;6=发热门诊;7=呼吸科病房Y1抑郁<9分=0;≥9分=1Y2焦虑<7分=0;≥7分=1Y3孤独<5分=0;≥5分=1

3 讨论

3.1 定点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存在心理问题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作为陕西省定点收治COVID-19患者的医院，收治了数名确诊COVID-19的患者，这些患者由传染科医护人员承担了主要的医治任务，部分监护室及呼吸科医护人员也参与支援传染科的救治。此次COVID-19与SARS、MARS、埃博拉病毒有着显著的区别，本次疫情发生后，在湖北省内、中国甚至其他国家传播，造成了许多病例的出现，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10]。医护人员作为应对此次事件的核心主力，由于对新发COVID-19认识不足，容易引起恐惧、抑郁、焦虑等心理[11]。

表5 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抑郁BS.E.WalddfP值OR(95%CI)性别(女性)0.3230.1544.39310.0361.382(1.021～1.870)婚姻状态(已婚)0.3970.1745.18510.0231.487(1.057～2.091)科室18.43360.005科室(ICU/CCU)0.8320.2659.83510.0022.298(1.366～3.867)科室(传染科)1.0590.3907.38110.0072.883(1.343～6.187)科室(发热门诊)0.7530.3036.17110.0132.123(1.172～3.847)

表6 焦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焦虑BS.E.WalddfP值OR(95%CI)科室20.33460.002科室(ICU/CCU)0.5940.2605.21610.0221.811(1.088～3.015)科室(传染科)1.1910.3849.63910.0023.292(1.552～6.983)

3.1.1 抑郁程度及原因

本研究显示，27.5%的医护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由于对COVID-19还存在许多未知的信息，疫苗和特效药物尚未研发出来，截至2020年2月3日24时，全国死亡病例为425例[12]，在面对逐渐增长的死亡病例，生命攸关之时，社会赋予医护人员重大的使命，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的考验，都会使医护人员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其次可能原因为，媒体相继报道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多数医护人员虽然接受了传染病防护培训，但仍很担心自己在实际情境操作时，由于工作疲劳，某一细微动作疏忽而被感染。

3.1.2 焦虑程度及原因

有研究指出，医院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事件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医护人员造成心理危机[5]。本研究显示，26.3%的医护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原因是多面的，定点医院医护人员特殊的工作环境，职业暴露风险高，是产生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同时此次疫情恰逢春节，是我国人口流动最密集的时期，更容易导致病毒的极速传播[10]，截至2020年2月3日24 时已有20 438名确诊感染患者[12]，就医患者量的增加，严峻的形势会导致医护人员压力增加。同时，许多防护物资生产企业的员工返乡过节，短期内造成了防护物资供应紧张也是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

3.1.3 孤独程度及原因

本研究显示，26.0%的医护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孤独感，春节本应合家团圆，自陕西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所有定点医院医护人员停止休假，返岗待命，积极备战。张立等[13]研究显示，为减少将病毒传染给家庭成员的风险，部分医护人员会选择自我隔离。多数会选择住在医院提供的宿舍里，此时与家人分离，孤单感油然而生。在传染科、发热门诊的医护工作时一直要穿防护服，与外界沟通明显减少，也容易产生隔离感，增加孤独情绪[9]。

3.2 不同群体的抑郁、焦虑存在差异

3.2.1 性别方面

本研究显示，女性(29.0%)出现不同程度抑郁高于男性(23.1%)。由于性别特质，女性本身更重视内心体验和自我感受，遇到突发事件时更容易产生负性心理，男女在抑郁方面有差异，女性抑郁、焦虑更甚，与SARS期间汪萍[9]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COVID-19的流行病学特点，人群普遍易感，尤其是抵抗力低的儿童和伴有慢性病的老年人[14]。女性多数扮演家中的照顾者，与其接触频繁，增加了家人感染的风险，更加担心自己有可能从医院携带病毒传染给家人，这种不确定感更容易使其产生抑郁、焦虑。

3.2.2 婚姻状况

本研究显示，已婚者(28.6%)出现不同程度抑郁高于未婚者(22.6%)。医护人员中已婚者占比81.43%，已婚人士家庭中还有子女和爱人，家庭结构多样，他们承载家庭的主要责任。由于职业暴露风险高，不确定是否会携带病毒传染给家人尤其是子女，是已婚人士出现抑郁高于未婚者的重要原因。

3.2.3 医护人员岗位情况

本研究显示，传染科(45.5%)、发热门诊(36.2%)、ICU/CCU(38.8%)抑郁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门诊(21.5%)；传染科(51.5%)、发热门诊(30.4%)、ICU/CCU(36.9%)焦虑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门诊(24.4%)。传染科作为收治COVID-19患者的科室，发热门诊医护人员与COVID-19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概率很大，ICU/CCU作为备战的第二梯队，承担艰巨的任务。感染的风险高，工作压力大，社会责任重，因此以上三类人群的抑郁、焦虑程度较严重。尤其是传染科、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除了担心自己有可能被感染，还会顾虑可能携带的病毒传染给家人和同事，是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

3.3 应对策略

3.3.1 心理疏导技巧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是必要的，以提高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水平[15]。应重点关注女性、已婚、传染科、发热门诊、ICU/CCU的医护人员。针对不同群体尽早给予有效的心理疏导[10]。笔者所在医院护理部为医护人员推荐了以下心理调适的方法：科室合理排班，防止因疲劳产生心理压力；科学合理饮食，增强免疫力；休息时可以听听轻音乐，室内做一些有氧运动；也可以做渐进放松训练；蝴蝶拍技术、应对卡技术、挑战压力练习等。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呼吸放松训练：找一个舒服姿势坐好，上半身挺直，保证呼吸通畅。闭上眼睛，放松身体，放空大脑。自然呼吸，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鼻腔，用心去感受呼吸带来的感觉。随着自己的呼吸，专注体会气流进出时冲击鼻腔黏膜的感觉。逐渐地放慢呼吸的频率，深深地吸气，慢慢地呼气。练习15分钟，可有效缓解焦虑和紧张状态。然而，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时，医护人员要接受自己，适度的焦虑可以提升应对能力并发挥潜能，允许自己情绪宣泄，比如哭一场或找信任的朋友倾诉；也要接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尊重客观事实，积极自我对话，肯定自我价值；同时，还成立专业的心理治疗团队对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个人采取个案管理治疗[16-17]。

3.3.2 强化知识培训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进行系统的相关培训是非常重要的。针对COVID-19的特性，强化防控知识专业培训，以提升其业务水平和应急能力，从而减轻因忧虑技能不足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新媒体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院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远程教学，权威专家教授在线讲解最新的诊疗指南、感控措施和科研成果，实时指导，解疑答惑，为医护人员知识获取提供了准确、便捷、安全的通道。同时，各种学习平台也被充分利用，如好医生、掌上华医、课堂派、问卷星、视频会议等，为医院实施特殊时期居家办公、培训、考核和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3.3 社会的支持和认同

除此之外，切实可行的外界支持，是有效从容应对COVID-19的有力保障，更是社会的进步和对医护人员的精神关怀[18-19]。多渠道给予支持，充分协同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同伴等力量的支持，还应有适当的假期补偿和额外的经济奖励，以保障医护人员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树立强有力的信心，以从容应对[20]。

3.4 此次研究的不足

此次只调查了3所陕西省定点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不能代表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心理状况。此次调查的时间是2020年2月3日8:00～2月5日22:00 ，截至问卷停止收集，COVID-19全国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数据仍在快速上升，随着各项数据不断上升，同一人的心态及心理也是会波动，致使此次调查不能代表同一人对COVID-19的最终心态及心理。

4 结论

定点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存在抑郁、焦虑的心理问题，且女性、已婚、传染科、发热门诊、ICU/CCU 人群比其他人群明显，医院应及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培训，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及人文关怀，以减轻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此次调查暂不能认为人口学资料的不同会导致孤独的发生，以后在此领域将深入研究其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