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众公域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基于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

卢春天，王 欣，刘馥榕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浙江温州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浙江 温州 325000)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问题、发展问题与环境问题是21世纪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其中环境问题的解决制约着另外两大问题的发展进程。环境问题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话题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热烈讨论，该议题早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局部问题。其次，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也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段历程。中美两国之间，一方面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和学习而导致两国的环境治理方法和路径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由于两国在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美现代环保事业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还产生了复杂的环境问题。首先，中国社会在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中面临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1]。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为谋求政绩而忽略了环保政策的公共职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为吸引投资而放松环境管制。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放松了对环境问题的管制，导致市场上环保标准持续下降，进而引发“竞次效应”(Race to Bottom)[2]。其次，中国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参与度较低，对政府依赖度较高。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治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还处于初级阶段。

近年来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升，但是公众在具体的环保行为实施方面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陷入一种“只关注不参与”的怪圈。在私人领域中，公众的环保行为稳步提升，绿色生活、节能低碳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多居民都养成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但是在 “集体行动”性质的公共领域环保行为方面，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有逐年下降的趋势[3]，这与世界各国环保行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4]。综上，本文希望以美国为参照对象，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为提升中国公众公域环保行为、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随着环境问题在当代的凸显，学术界开始不遗余力地探寻着影响人类环保行为的作用机制。现已发现的环保行为影响因素可以被分为微观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和宏观地区层次的影响因素。

(一)微观个体因素

就个体层次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价值观念、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这三个方面来解释个体环保行为的差异。

第一，价值观念与环保行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当社会逐渐富裕起来之后，公众的优先价值观念从原来的“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5]2。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自我价值和生态环境，而非生存安全和经济发展。因此，当公众的价值观念越是倾向于后物质主义时，其就越有可能实施更多的环保行为。

第二，社会网络与环保行为。当前学者中已经有不少人关注到社会网络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社会网络一方面可以为公众传递更多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中潜藏的社会资源也可以为公众参与环保行为提供更多便利。如卢少云发现公众被动员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其公共环保行为就越多[6]。冯仕政发现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疏通能力越强，其做出环境抗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7]。不过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个体的社会网络与和社会资本，未能看到各类团体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及其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

第三，信息获取与环保行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环境信息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个体获取环境信息的途径越多样，频率越高，其掌握的关于环境问题和具体环保行为的信息就越丰富，采取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沈珺发现媒体使用对中国公众的环境认知和环保参与都有着显著正向影响[8]；聂伟和梁婷婷发现媒介接触在对农民工群体的环保行为有着显著的中介效应[9]。此外，也有学者发现不同类型的大众传媒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不同。如卢春天等人发现传统媒介的使用强度对个体的环境抗争行为有着积极作用，而新媒介使用强度则并不具备这一功能[10]。

(二)宏观地区因素

学者们对影响个体环保行为的地区层次因素分析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污染因素两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保行为。狄克曼和弗兰真(Diekmann A & Franzen A)于1999年提出了富裕程度假说，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环境关心和环保行为[11]。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增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使得公众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增加。国内外的其他学者也有类似发现[3-4]。不过学界也一直存在对富裕程度假说的质疑。邓拉普和约克(Dunlap RE & York R)就认为环保意识及环保行为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大，甚至有些贫穷国家的民众比发达国家的民众更关心和支持解决环境问题[12]。

其二，地区环境污染与环保行为。英格尔哈特提出了客观问题假说，用以描述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该假说提出的前提是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即某一地区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该地区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就越高，环保行为也就越多[13]。中国学者王琰曾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发现各国空气质量、水体质量、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这四个环境指标对其居民的环境关心呈负向影响，即环境质量越差，个体的环境关心越高[14]。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客观问题假说忽略了公众的主观感受，只有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被公众感知到以后，才能激发其环保行为，比如弗兰真和迈耶(Franzen A & Meyer R)通过ISSP跨国调查数据发现，环境质量并不会对环境观念产生影响[15]。

尽管目前环境社会学在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是其研究成果比较零散，始终未能将诸多微观个体层次因素和宏观地区层次因素整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对环保行为的有效解释。实际上，随着环境议题日益政治化，环保行为已经被赋予了政治参与的含义，尤其是公域环保行为，所以如果能从参与程度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对环保行为的成因和发生机制有新的解释。

三、研究框架与假设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结果，本研究将综合跨学科的视角，整合影响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宏观、微观因素，提出如下研究框架(见图1)。本文认为个体的公域环保行为是个体层次因素和地区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个体影响因素包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公民责任感、媒介接触强度、制度信任，地区影响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基于此框架，本文提出了6个假设，具体如下：

图1 研究框架

第一，根据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公众的价值观念在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重视个人价值、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等，这会促进他们的环境关心和环保参与。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中美公众越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第二，公民责任感也会正向影响中美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Almond GA)的观点，公民文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能有效调动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16]，而测量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公民责任感。由此提出：

假设2：中美公众的公民责任感越强烈，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第三，信息获取与公众环保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国内外不少学者讨论过。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信息获取、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环境问题的建构性，使得那些潜在的环境问题只有经媒体报道后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参与环境问题的建构和解决。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能给公众带来包括环境事件在内的各种信息，塑造其环境认知，提升其环境关心，继而引发他们的环保行为。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中美公众的媒介接触强度越强，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3a：中美公众的传统媒介接触强度越强，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3b：中美公众的新媒介接触强度越强，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第四，制度信任对公域环保行为的影响。组织机构的高度规范性和组织性使其具备了大范围、大规模开展环境宣传和环保行为的能力，这将大大促进公众的环保行为参与及其制度化建设。而在环保事业领域内，官方政府机构和民间环保组织正是能够发挥上述作用的两个重要团体组织，公众与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制度信任能够像微观个体网络资源一样影响其环保参与行为。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4：中美公众对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参加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4a：中美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越强，其实施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4b：中美公众对环保组织的信任程度越强，其实施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第五，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公众公域环保行为。自经济发展与环保行为之间关系的富裕程度假说提出以来，陆续有学者验证了地区/国家的人均GDP、GDP增速、经济结构等社会经济指标对所在地公众环保行为的积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政府在环境方面财政预算，提升公众的环保关心，也能消除公众在采取公域环保行为时的经济顾虑，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5：中美公众所在省(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强，其实施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第六，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与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息息相关。公众居住地的环境质量越差，环境污染越严重，就越有可能激发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保行为，如在中国多地都发生过因PX项目而抗议游行的事件。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6：中美公众所在省(州)的环境污染程度越高，其实施公域环保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次研究使用的核心数据是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是一项旨在描述世界各国公众价值取向及变迁的全球性调查。迄今为止，该项目组已经完成六次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而最新的第七波调查正在进行中。本文选用了最新公布的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简称WVS 6)数据中的中国地区调查数据和美国地区调查数据作为本次实证研究分析的样本(1)具体数据来源为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WVS 6的数据于2010—2014年期间收集整理完成，此次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对各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调查。其中中国地区的调查样本为2300个，美国地区的调查样本为2232个，剔除研究对象观测值缺失的样本，并利用回归填补法补全核心解释变量的观测值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中国地区的有效样本为2250个，美国地区的有效样本为2169个。另外，WVS数据中仅包括微观个体层面的信息，缺乏宏观地区层面的数据。为了探究地区层面的因素对中美两国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影响，检验假设3和假设4，本文还使用了2012年中国各省宏观社会经济指标和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详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和2011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环保署发布的各州宏观社会经济指标和环境污染指标(3)详见https://www.epa.gov/air-emissions-inventories/air-pollutant-emissions-trends-data；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11-02/qgdpstate0211.pdf。(4)每一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历时为4-5年，各个国家并非都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调查。在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中国地区的数据于2012年完成，美国地区的数据于2011年收集完成，故本文在选取宏观地区层面的数据是，分别使用2012年中国各省的宏观指标和2011年美国各州的宏观指标，以求与两国世界价值观调查实际完成时间相匹配。。笔者将这些宏观指标分别与中美的WVS数据合并，以此作为对WVS数据的补充。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公众的环保行为是多元复杂的，目前学界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分类持有不同的标准。斯特恩(Stern)最先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环保行为：(1)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如绿色消费、节能住宅等；(2)公共领域中的激进环保行为，比如积极踊跃的参加环保组织、环境游行、请愿等；(3)公共领域中的非激进环境行为，如接受环保政策，促进环境治理[17]。本研究参照斯特恩的区分方式，将公域环保行为具体划分为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和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WVS 6的问卷中一共设置了两道题目来测量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而这两道题目与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环保行为分别对应。其中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可以用“在过去两年中，您是否资助过一些生态组织？”这一问题来测量，对应的回答项为“1.是；2.否”，对回答为“是”的赋值1，“否”的赋值0。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可以用“在过去两年中，您是否参加过与环境问题有关的示威游行？”这一题目测量，对应的回答项为“1.是；2.否”，对回答为“是”的赋值1，“否”的赋值0。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个体层次变量和地区层次变量。其中个体层次的变量主要有六个，具体如下：

(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WVS 6的问卷中，这一概念是用一组四项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序列问题测量的，即“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项最重要？哪一项第二重要？”，选项为“1.维持国内的秩序；2.使人们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3.控制物价上涨；4.保障言论自由”。选择1和3意味着被访者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赋值0；选择2和4则意味着被访者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赋值2。选择其他的组合意味着被访者有着混合型价值观，赋值为1。

(2)环境关心。本文通过“您是否觉得自己和‘保护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相像”这一道题测量被访者的环境关心程度。该题对应的选项为“1.很像；2.像；3.有些像；4.只有一点像；5.不像；6.完全不像”，分别对其赋值“6、5、4、3、2、1”，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访者的环境关心程度越高。

(3)公民责任感。该变量反映的是被访者对政治事务的关心程度。当被访者被问到“您对政治感兴趣吗？”，选择“一点也不感兴趣”赋值为1，“不太感兴趣”赋值为2，“有点感兴趣”赋值为3，“很感兴趣”赋值为4。被访者的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访者的公民责任感越强。

(4)政府机构信任。对政府机构信任变量测量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对中央政府、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的信任程度。笔者根据被访者对这四项问题的回答，分别对“根本不信任”赋值1,“不太信任”赋值2,“信任”赋值3,“很信任”赋值4，然后将这四项问题的得分加总生成最终的政府机构信任变量，取值范围从4到16，得分越高表示被访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

(5)环保组织信任。该变量测量的是被访者对环境保护组织的信任程度，问题对应的回答项有“根本不信任”、“不太信任”、“信任”和“很信任”，依次分别赋值“1、2、3、4”。

(6)媒介接触强度。该变量测量的是被访者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网络和谈话交流八个途径获取信息的频率，根据其回答“不用”“小于每月”“每月”“每周”“每日”分别赋值“0—4”。笔者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谈话交流的使用频率得分加总得到传统媒介使用强度变量，取值范围为0—20，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访者的传统媒介使用强度越高；将手机、电子邮件和网络的使用频率得分加总得到新媒介使用强度变量，取值范围为0-12。

地区层次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变量和环境污染变量。其中社会经济变量采用的是中国各省/自治区/市和美国各州的人均GDP，这是一个连续变量，用以描述中美两国被访者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中国各省/自治区/市人均GDP的统计单位为元，美国各州人均GDP的统计单位为美元。本文选择了在中美两国范围内均有较大社会影响,能直接危害居民日常生活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大气污染程度作为衡量环境污染变量的指标，具体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这两个指标均为连续性变量，中美两国的统计单位均为万吨。

3.控制变量

本次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和受教育程度。以下是对控制变量的编码: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为连续变量。婚姻状况中，已婚和同居视作处于婚姻状态中，赋值为1；其余情况视作不在婚姻状态中，赋值为0。受教育年限的衡量是通过对不同教育程度的换算得出，分别是“没学历”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或中专”为12年，“大学(含大专)及以上”为16年。中美两国样本中自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三)研究策略

本文的具体研究策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描述中美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具体参与情况，并比较分析两国的异同。其次，由于本次收集的中美两国数据具有镶嵌结构，个体层次的数据从属于受访者所居住的省份/各州，再结合上述假设和因变量的编码，笔者计划运用多层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来估计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媒介接触等变量和被访者所在地区的省(州)级变量对中美两国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依次对中美公众的两种公域环保行为建立多层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在探查影响因素的同时，比较两国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五、研究结果分析

(一)中美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现状及比较

1.非激进公域环保行为参与现状。如表2所示，在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参与方面，中国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曾在过去两年中资助过生态组织，其余约95%的人都不曾有过资助过生态组织的经历。反观美国，则有18.99%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最近两年中资助过生态组织，这一比例是中国的4倍有余。由此可见，中国公众资助环保组织的比例远低于美国公众，并且进一步的t检验结果表明，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意义(t=-15.45，α=0.05)。这种差异不仅和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联，而且也和所在地方的捐赠慈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来看，美国居民2012年的人均GDP为5.15万美元，而中国居民2012年的人均GDP 只有6338美元(5)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end=2017&locations=CN-US&start=2006。。从捐赠的文化来看，中国在“世界捐助指数排名”里，位居第144，综合捐助指数仅有12%，在调查国家中排倒数第二，而美国高居榜首(6)https://www.sohu.com/a/169425126_157078。。无论是在人均慈善的数额还是次数，中美慈善事业的差距很大。

表2 中美公众参与非激进公域环保行为的频率分布

2.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参与现状。如表3所示，在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参与方面，中美两国的被访者中参加过环境问题示威游行活动的人数比例均不到10%，远远低于前两种公域环保行为的参与率。环境游行这一环保行为所具备的高风险性是导致这一现状产生的关键原因。与环保资助行为相比，环境游行的参与者需要承担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中美两国的被访者在这一行为上表现得都不是很积极。

具体来看，中国参与环境问题游行的比例只有0.58%，而美国的参与比例则有5.81%，这一比例是中国的10倍左右。通过的t检验，我们再次确认了中国公众的环境游行参与率显著低于美国公众(t=-10.07，α=0.05)。中国被访者的环境问题游行参与率之所以远低于美国，只有不到1%，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向来崇尚的是“无讼社会”[18]77-84。民众畏于权威，碍于情面，因而不愿意通过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环境问题的不满。

表3 中美公众参与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的频率分布

(二)中美公众公域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比较

1.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的回归结果分析。本文建立了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具体分析中美公众实施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即环保资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国之间的异同。详细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展示的是影响中国公众环保资助行为的多个模型。模型1是零模型，即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模型。根据其组内相关系数(ICC=0.173，p<0.01)可以发现，在不考虑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中国公众环保资助行为的差异中省级差异所占比例是17.3%。这不仅说明了在研究中国环保资助行为时不能忽视群组现象，而且证明了采用多层模型的必要性。模型2中加入控制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个体层次的核心解释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层次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客观污染指标。接下来本文将以模型4为例来进一步解释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在个体层面上，本文发现环境关心对环保资助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公众的环境关心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资助环保组织的发生比就会提升27%(e0.24-1)。公众的政府机构的信任和环保组织的信任这两个变量对其环保资助行为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会显著降低公众的参与可能性，而后者则会显著提升公众的参与可能性。而公众的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则对其环保资助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受教育程度能显著提升公众的环保资助行为的参与可能性，公众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资助环保组织的发生比就会增加6%(e0.06-1)左右。不过在省级层面上，我们发现各省的人均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对个体的环保资助行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回归系数趋近于0，并且不显著。

表5显示的是美国环保资助行为的多层模型分析结果。通过模型1，我们发现其组内相关系数只有0.022，远远小于多层模型构建的最低标准(0.059)。这说明在美国公众的环保资助行为中并无明显的群组现象。模型2至模型4是逐次加入控制变量、个体层次核心变量和地区层次变量所构建的回归模型。

表4 中国公众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的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在个体因素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环境关心和公民责任感这三个观念因素都能显著增加美国公众资助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其中环境关心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资助环保组织的发生比能提升73%(e0.55-1)左右；公民责任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资助环保组织的发生比能提升约26%(e0.23-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资助环保组织的发生比能提升7%(e0.07-1)左右。公众对环保组织的信任程度和传统媒介接触强度也能正向影响其资助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在控制变量中，公众的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实施环保资助行为的发生比分别增加1%(e0.01-1)和11%(e0.10-1)。

表5 美国公众非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的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通过上述数据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在非激进公域环保行为领域中，假设1和假设2仅在美国的数据中得到验证，中国地区的数据结果并不支持这两个假设。假设3a和假设4b同时在中美两地的数据中得到验证，说明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和环保组织信任程度是有效提升环保资助行为的因素。假设3b、假设4a、假设5和假设6均未得到中美两国数据的支持，但是在中国公众的环保资助行为中存在明显的省级层次地区的差异性，美国则不然。

2.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回归结果分析。本文建立了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中美公众的激进的公域环保行为(即环境游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两国之间的异同，详细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中国公众激进公域环保行为的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表7 美国公众激进公域环保行为的多层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表6展示的是影响中国公众参加环境游行的多个模型。模型1是零模型，其组内相关系数结果(ICC=0.274，p<0.01)表明，在不考虑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中国公众环境游行参与行为的差异中有大约27.4%是来自于各省之间的差异。这说明在研究中国公众的环境游行行为时不能忽视省级层次上的差异，也证明了构建多层模型的必要性。模型2至模型4是逐次加入控制变量、个体层次核心变量和地区层次变量所构建的回归模型，模型的解释力随着自变量的增加而得到改进。下面本文将以模型4为例来进一步解释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发现只有公民责任感对中国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其每增加一个单位，就能使公众加入环保组织的发生比增加120%(e0.79-1)。在省级层面上，发现各省的人均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对个体的环保资助行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回归系数趋近于0，并且不显著。因此，在中国地区的数据中假设5和假设6未得到验证。

表7显示的是美国公众参与环境游行的多个模型结果。通过模型1，我们发现其州级层次的变量只能解释个体环保组织参与行为差异的3.5%，远远小于多层模型构建的最低标准(0.059)。这说明美国公众的环境游行参与也并无显著的地区分化。模型2至模型4是逐次加入控制变量、个体层次核心变量和地区层次变量所构建的回归模型。接下来，以模型4为例来具体解释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在个体因素中，环境关心和公民责任感能显著增加美国公众参加环境游行的可能性，其中环境关心使环境游行的发生比增加84%(e0.61-1)左右；公民责任感能使环境游行的发生比增加约57%(e0.45-1)。公众对环保组织的信任程度和新媒介接触的强度也能正向影响其环保组织参与的可能性。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年龄对美国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可能性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公众的年龄每增加1岁，其参加环境游行的发生比就会降低4%(1-e0.04)左右。在地区因素中，烟(粉)尘排放量对美国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回归系数却几近于0，假设6得到部分验证。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激进公域环保行为领域中，假设1、假设3a、假设4a和假设5都没有被中美两国的数据验证。假设2同时得到了两国数据的支持。假设3b、假设4b和假设6仅在美国地区得到验证。

六、结语

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个衍生品，环保行为则是人类对现代化反思之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本文发现之前提出的6个假设中，假设1、假设2、假设3、假设4b和假设6都得到了部分验证，假设4a和假设5没有得到验证。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

(1)在公域环保行为参与现状方面，中美公众的参与率都不高，并且随着各类环保参与成本的增加，中美公众的参与率在依次递减。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在选择是否实施公域环保行为时，普遍存在“搭便车”的思想，这会严重打击那些实施环保行为的个体的积极性，并最终导致保护环境这一集体行动的失败。但是，中美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t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参与两类公域环保行为的比例都要远高于中国。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环保事业起步晚，环保组织还未成为环保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无法为中国公众在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方面提供良好的平台和资源支持，从而使得中国公众公域环保行为参与受限；另一方面在于测量题目的设置上，在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中对“环保资助”和“环境游行”这两个行为的定性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环境游行方面，这就导致两国公众的在这一方面的行为表现呈现出较大差别。

(2)在个体层次中，环境关心、对环保组织的信任和传统媒介使用强度是显著正向影响中美公众非激进公域环保行为的共同因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只对美国公众有显著积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已经步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而中国还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英格尔哈特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虽然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温饱危机、社会不稳、贫穷落后型转型到比较富裕的阶段，但是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7)具体内容详见人民论坛2013年9月下域外观察版中的《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一文。该文由英格尔哈特教授在社科文献出版社举行的讲座采访整理而成。。因此，中国公众更关心那些与自身利益直接关切的低层次需求，对那些与自己无直接关联的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环境问题不甚关注，而美国社会却已经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多。

公民责任感则是中美公众的激进公域环保行为唯一的共同影响因素，但是其在两国具体的作用机制却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公民责任感源于浓厚的集体主义文化氛围，其产生受外因的影响更多一些。中国民众出于对上级行政命令的服从，就会表现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最终化为积极的环保行为实践，但是美国则不然，美国公众公民责任感更多源自内因，即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公民文化。发达的公民社会使美国公众极富公民责任感，不仅积极要求参与政治事务，还致力于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参与环境保护事业行为，因而能够与政府共同支撑起国内环保事业的发展。

(3)在地区层次上，中国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分化，地区层次因素至少能够解释中国公众行为差异的17%，而美国公众的公域环保行为参与则并无显著的地区差异，地区层次因素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公众行为差异的3.5%。具体来看，中国的数据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公众的各项公域环保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这似乎否定了狄克曼和弗兰真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假设[10]，证实了邓拉普和默提(Dunlap RE & Mertig AG)的发现[19]，即随着环境问题普遍化，环境意识与环保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与国家的富裕程度无关。而地区层次的环境污染指标只对部分公域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并且其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影响力十分微弱，因此客观问题假设也没有被证实。显然，媒介接触和环境污染对公域环保行为影响作用的强弱对比有力支持了环境问题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观点。单纯的环境污染很难直接驱动公众实施环保行为，只有公众感知到当地污染的严重程度时其环保行为才能被激发，而媒体就是帮助公众感知环境污染、获取环保信息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