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域下的媒体权力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偶然性事件，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可以很快得到遏制的。然而疫情不仅是人类与病毒的较量，而且成为各国国际话语权争夺的载体。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西方借助于媒体展开对中国的话语攻击，将疫情的爆发归罪中国，攻击中国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夸大疫情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从而将疫情政治化，给中国国际话语权带来巨大挑战。对此，我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应对：诠释中国作为、展示中国力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关键词]抗击新冠肺炎;媒体权力;中国国际话语权;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2—0052—06

[作者简介]董静怡，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20年1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开始在中国肆虐，2月下旬，新冠肺炎相继在世界其他国家暴发。截至2020年3月22日，世界上已有18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超30万人被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性事件。[1]这场疫情不仅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同时也是在媒体空间展开的话语权斗争。疫情暴发以来，境内外的一些媒体和个人借此展开对中国的攻击，抹黑中国形象，煽动负向舆情，制造了我国国际话语权危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背景，首先以唯物辩证法来科学认识疫情发展，其次分析抗疫情期间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作用，最后讨论在疫情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哲学本质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本质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域下，此次疫情事件属于偶然事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各国应着眼于该矛盾的解决，防止偶然事件向必然事件转化，同时保持积极心态。

（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偶然事件

在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揭示出发展的不同趋势。第一，偶然性代表事物发展中的非确定性，不是必然出现的趋势。第二，必然性代表事物发展一定出现的趋势，是事物发展确定不移的方面。一方面两者相互区别，必然性代表着稳定与发展的最终趋势，而偶然性则具有暂时性与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偶然性与必然性又是统一的，偶然性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达自身，两者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化。

从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规律之中，我们可知此次疫情事件属于我国和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暂时性。首先，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不受人为控制。疫情暴发以来，一些阴谋论甚嚣尘上，将病毒的产生归罪于某一国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混淆了公众视听，造成了国际间不必要的恐慌和憎恨情绪，给疫情的防治带来阻碍。其次，疫情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此次病毒之“新”给治疗和防控带来一定难度，因而世界应以客观视角看待疫情的发展，做好心理预期，珍惜中国人民的抗疫成果。最后，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不会停滞。疫情的肆虐只是一时，中国和世界向前发展的步伐不可能也不会停滞，发展是必然的，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应正确看待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定前进的信心，积极应对，分享经验，着眼于疫情的防治，而非国际间的相互指责。

（二）矛盾分析法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本质意义

在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矛盾是其中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对立与统一”关系的统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需要展开对矛盾的分析，矛盾之间的转化，为事物的解决与发展提供了根本路径。

一方面疫情体现了矛盾具有普遍性。所謂普遍性，即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以及任何事物中，矛盾都是存在的。从矛盾的这一特质来看，我们应该以如下的方式看待此次疫情。第一，疫情的暴发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一个展现。首先，对于中国整体的发展进程来说，疫情是一个突发危机事件。其次，疫情本身也包含诸多矛盾，不同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反映出中国发展中有待改进之处。第二，疫情也是世界的疫情，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此次疫情是一场全体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某些国家不应以此来责备中国，而是应该看到疫情矛盾在世界展开的普遍性。第三，前进过程中充满矛盾，不应因此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对不同矛盾的解决。疫情的暴发只是我国和世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自身表征，故而应理性看待，促进矛盾的解决。

另一方面，危机和机遇往往体现出一体两面的状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相互转化的问题。矛盾由对立着的两面构成，此次疫情对于中国来说也包含着正负向两个对立面。疫情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问题的解决则会为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西方媒体对我国带有意识形态的攻击造成了我国国际话语权危机，但这一挑战内含着向机遇转化的因子。如何诉说我国在全球抗疫中起到了的重要作用，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描绘中国坚持发展的美好图景，将阻碍化为前进的动力，将损失转为发展的资源，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媒体权力

西方社会将媒体看作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体现了媒体在权力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媒体也作为重要的权力力量参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这次疫情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抗争，同时也是中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较量，一面是西方利用媒体对中国进行负向的话语解构，另一面是中国通过积极、及时的报道和宣传对本国话语权和形象的重构。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化对媒体权力的认识，揭示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意图，从而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捍卫国家合法权益做理论铺垫。

（一）话语权力导向媒体权力

马克思主义有关话语与权力的经典观点，集中表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时，将其定位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由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家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2]创造的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所以无产阶级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具备一种……共产主义意识”。[3]此外，马克思还指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4]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常借助语言来表达。在这之后福柯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权力、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于“话语”的研究，形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话语权”的新论题。

福柯主要从知识、权力与话语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福柯的理论中“统治阶级生产统治思想”变为“权力生产知识”，知识和权力在话语中合为一体，话语成为一种知识体，是支配人们实践活动的法则和规范。具体来说，第一，统治阶级利用自身的权威生产了用以维护统治的知识，这一过程通过“真理政体”的生产来完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真理政体”是被人们以真理的方式来接受的特定话语，而不是真正的真理。第二，知识的生成反过来表现并建构权力。福柯的知识包含了各种规定和法则，定义了确定的领域（domain）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5]发挥权力的制约和规训性。知识所在的地方就是权力所在之处，对知识和话语进行分析的最终意图在于识别利益的根本所在，打破通过话语建构的现实幻象，实现对权力的超越。第三，知识和话语既是权力强化的工具，也是打破权力统治的重要力量。权力的施行同时伴随着对权力的抵抗，话语已成为当今各种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媒体对话语的生产是权力与知识理论的重要体现。首先，媒体可被视作权力的机器。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更是一种实践，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当今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无端的指责和攻击，就体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其次，传播的内容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或意识形态。“作为新闻媒介传播的内容，可以看作一种社会知识”， [6]是统治阶级思想、观念和价值的表现，展现了传播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策略。最后，统治阶级通过对媒体的操控实现意识形态控制。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很多时候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所谓“媒介即延伸”，媒体突破了我们生理层面的感知局限，实现了人类对世界更加完整、及时的掌控。福柯“权力生产现实”已经逐渐转变为“媒体生产现实”，谁操控了媒体，谁就能对“现实”进行生产，进而将受众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摄之下。这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在全球横行的部分原因，是西方控制国际媒体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

（二）媒体成为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

国际话语权既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力”同时也是“‘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7]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国际话语场成为各国维护自身权益、争夺合法利益和增强综合实力的重要战场。谁能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谁就能更好地表达自身诉求、捍卫国家权力，甚至改变他国意志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话语权，然而上层建筑内部诸领域的互动仍然对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带来深刻影响，媒体便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首先，对国际传媒的掌控程度影响着一国发声大小。一方面从量上来看，增加对传媒平台和渠道的占有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以美国为例，“世界主要的传媒基地基本都产生于美国或者落户美国”，[8]这些媒体全天候传播美国的声音和价值，淹没了其他国家的声音。媒体实力较弱的国家不得不面临着传播困境，或是无法表达自己，或是自己的声音被别人表达。另一方面，媒体的质量在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更为重要。首先是国际传媒的现代性。互联网与传媒的结合推动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实时、互动、高效的新媒体改变了传统上单向、固定的传播逻辑。自媒体的繁荣开辟了新的话语战场，强化了国际话语权建构中的民间力量。其次是传播策略层面。面对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如对于网络媒体的受众，“短平快”的消息在碎片化阅读中占有优势，而对于报纸、杂志等纸媒，提供丰富的讯息则更能满足受众的深度阅读需求。

其次，媒体参与政治话语的建构过程。媒体参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既是一个传播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中，P.艾瑞克·洛将媒体视为统治阶级推广自身利益的系统，“用以确保流通中的思想适合与既有社会秩序的再生产”。[9]媒体通过对世界的报道和描绘，建构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但很多时候在权力的控制下，媒体对事件的反映并不是如实的，而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在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媒體的影响。西方媒体在生产新闻的同时，也生产了人们对于世界各地的观念和理解，如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民主与繁荣，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充满专制和贫穷，这些带有意识形态的媒体话语掩盖了事实与真相。在某些西方媒体有意地引导下，不少人依旧认为中国集权、落后，这也诱发了一些反中国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激进行为。

最后，媒体通过引导舆论影响国际话语权。舆论即公众的意见。在现阶段争取世界人民民心、引导国际舆论发展方向，是各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重要策略，媒体也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媒体率先定调引领舆论发展。媒体在事件发生时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宣传、率先定调，往往起着定义事件性质、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宣传策略改变舆情。一方面，合理的组合宣传策略能够改变人们对于事件的关注点，引导讨论话题，控制极端舆论，防止舆情极化;另一方面，及时有效地澄清谣言、报道真实情况，有助于提升话语主体的形象，增强发声的权威性。如在这次疫情中，我国媒体对于实情的及时报道结合谣言的澄清，有效地稳定了人们的恐慌情绪，促进负向舆情的正向转化。

（三）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媒体权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体现

大众传播“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以主要媒介”，[10]媒体日渐成为意识形态施展权力的工具。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某些西方国家借由传媒优势对中国进行话语重构，以主观、偏激、歧视的视角进行报道，混乱了世界人民的视听，掩盖了疫情的真实情况，损害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从对病毒的关注转向对中国的攻击，明显地表现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无益于世界各国抗疫工作的开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向重构主要可归为以下几点。

归罪中国，进行无根据指责。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最开始在中国，西方部分媒体和公众对这单一事实进行添油加醋，展开了对中国的无端指责。第一，将病毒的暴发完全归为中国的责任。一些西方国家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是中国“制造”了病毒，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完全是中国的责任。第二，将中国与病毒本身联系起来。某些国家将中国和新型冠状病毒联系起来，并称之为“中国病毒”。不仅指责中国“生产”病毒，同时以病毒比喻中国，甚至声称中国生产的产品也带有病毒，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污名化。凭借着西方媒体在全球的优势地位，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和指责具有了强大的传播性和破坏性。这些话语不仅会煽动种族主义，而且遮掩疫情真相，有为某些西方政府的不作为开脱之嫌。

攻击中国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展开意识形态攻击。一方面攻击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在疫情暴发期，我国果断采取了“封城”的方式有效遏制了病毒扩散，并为世界各国的抗疫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西方媒体对这一举措的成果视而不见，转而认为“封城”妨碍了人身自由。此外，中国对于网络谣言的控制也有效稳定了人民情绪，为报道实情开辟了空间，这一点却被西方媒体认为是阻碍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媒体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疫过程中的坚强领导，无限放大工作不足之处，而对于党及时的全民动员、为人民的自我牺牲提及甚少。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中国诸如“封城”的抗疫经验，请求中国派遣医疗队进行支援，中国抗疫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中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攻击也已不攻自破。

夸大疫情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降低世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不可否认，这次疫情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人民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中国不仅实现了疫情稳定和恢复生产，而且还在向世界输出中国经验，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救援。然而西方却利用媒体的“第四权力”营造了一个与中国人民生活实际不符的萧条景观，宣扬中国经济下滑的“衰退论”与中国发展的“停滞论”。此外，一些受雇于西方反华势力的网络水军，也在网络上大肆散播反动言论，一面是对疫情程度的夸大和政府的指責，一面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这些负向舆情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造成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

三、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实践是主体世界见诸于客体世界的基本活动”，[11]只有通过实践的中介才能将计划与目标转变为现实。借助于媒体的“第四权力”，我国应从诠释中国作为、展示中国力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方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诠释中国应对疫情的积极作为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国人民团结而伟大的抗争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帮助和奉献，无不诠释着抗疫过程中的中国作为，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作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党中央及果断的决策和科学、精准的部署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障，将疫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保持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平稳运行，其他的国家发展计划也得到稳步实施。从基层党员层面看，各个基层党员工作者为疫情抗击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基层党员冲锋在前，无私忘我，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及时的帮助。临危不乱有效调度的党中央、争先赶赴武汉进行支援的医务党员、在社区门口进行人员排查的基层党员，这些党员们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纯洁性和坚守使命先进性。对党员先进事迹的宣传和报道，将有助于消除国内外的攻击和质疑之声，展现更为真实的党员面貌，提升中共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威信。

其次是中国人民抗击疫情、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作为。如实展现中国人民在疫情期间良好稳定的生活状况，对于抵制谣言和偏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面对疫情，中华民族展现了团结一心的强大凝聚力和爱国热情。全国各地纷纷展开对湖北的支援，派遣了大批医护工作者和物资，展现了我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面貌。其次，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被疫情所阻挡。疫情居家期间，人们通过网络传递着对于亲朋好友的春节祝福，也用各种自媒体记录自己的有趣生活。疫情缓和之后，各地返厂复工并结合线上居家办公，减少了疫情造成的损失。疫情并没有阻碍中国发展的步伐，人民也没有停下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脚步。

最后是中国奉献世界的大国作为。首先是中国对本国疫情的有效防控给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中国作为新冠病毒最先暴发的国家，为探索病毒的检测流程、治疗方案和防控措施做出巨大贡献，也在控制疫情蔓延、降低死亡率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世界树立了疫情防治的榜样，中国的积极作为具有不可否认的世界意义。其次，中国与世界分享自己应对疫情的经验。一是对抗疫情的宝贵经验。当疫情肆虐多国时，中国派遣出具有实战经验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奔赴当地指导抗疫工作，将中国经验无私分享给全球。二是中国为世界抗疫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持。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无偿捐助2000万美元，同时也给世界多国捐赠了大批医疗物资和器械。种种举动均彰显了中国身为世界大国的担当和责任意识，为世界人民共睹，也会被人类的历史所铭记。

（二）展现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成果

中国对疫情的科学治疗和有效控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发展的成果，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媒体的“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衰退论”等话语，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力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支持。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国上下高效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物资配置和调度也在第一时间完成，有力地促进了疫情矛盾的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让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攻击破产，有助于提升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自身价值。西方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制度创新并不认可。这场病毒战役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制度创新就是例证。此次抗疫工作中，村委会和居委会承担了主要的群众防疫工作，村口、小区门口的关卡对于控制人员流动、防止病毒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第二，展现中国发展的成果。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中国的发展依旧伴随着西方的质疑之声，“山寨论”“剽窃论”等论调层出不穷。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国凭借着发展成果不仅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同时也对西方的质疑进行了回击。首先是在医疗层面。相比于2003的非典，在此次疫情中我国展现了更先进的医疗手段，更新了治疗的方案，如5G技术在远程会诊中的应用、中西药的有效结合、尽力减少激素的使用等等，促进了诊断和治疗的效率，提高了疾病的治愈率，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其次在人民生活和工作层面，科技与生活的紧密融合，网购、外卖、远程办公、直播教育、线上金融等，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生活和工作所需，极大地降低了疫情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不便。中国发展的力量展现了一个更为现代化的中国。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团结的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相连，人类社会已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这次疫情的全球性暴发深刻反映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解决，也需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唯有全球共同应对人类才能战胜疫情。

首先，我国应倡导世界各国的团结和互助。第一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疫情暴发是全球性事件，既不能将病毒的来源归罪于某一国家，也不可奉行“独善其身”的极端单边主义政策。第二要在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寻求解决策略。各国应及时公布最新数据，分享抗疫经验，发布研究的成果，而不是捏造事实、推卸责任。面对全球公共事件，任何国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攻击言论都无益于危机的解决。我国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出发，号召世界各国着眼于疫情的防治，摒弃冷战思维，携手共渡难关。

其次，增强世界对发展的信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然的，疫情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自病毒在全球暴发以来，部分西方民众怀有恐慌情绪。在国家层面，也有一些国家对全球经济报以悲观态度，并出现了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然而以马克思主义视阈观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对疫情过分的恐慌和焦虑都是不必要的。第一，疫情是偶然事件，在得到科学防控的情况下，这一偶然不会转化为必然。所以疫情是短暂的，世界向前发展的步伐是不会停滞的。第二，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向世界分享更多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坚定自己前进的脚步，稳定国内经济，担负国际责任，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民心相通。“话语权问题的實质是人心向背问题”，[12]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争取世界人民的民心。中国疫情暴发初始，世界多国向我国提供了无偿的援助，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世界人民的心灵紧紧相连。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暴发，世界多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损害。中国同作为暴发疫情的国家，对于世界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中国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对世界人民区别对待。中国将继续站在人类公有价值上统筹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与世界分享中国控制疫情、治疗疾病、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经验，继续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援助。无论某些西方媒体和个人如何攻击、诋毁中国，中国始终选择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共克疫情难关。

参考文献：

[1]中新网.全球战疫：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破30万 多国首现死亡病例[EB/OL].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03-22/9133827.shtml.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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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chel Foucault.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1954-1984）Vol.（3）[M].Harmondsowrth：Penguin：230.

[6][8]刘肖，董子铭.媒体的权力和权力的媒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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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艾瑞克·洛.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M].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2013：268.

[10]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0-21.

[12]华春莹.占据道义制高点 提升国际话语权[N].学习时报，2019-07-12（01）.

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