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化创造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欧阳秀敏 邹晓芟

摘 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化创造思想蕴含着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科学转变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阐明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唯有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斗争，才能最终实现人的精神解放。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与新问题，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创造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强领导，坚持推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发展共荣。

关键词： 马克思与恩格斯;文化创造思想;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A1; D6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0.02.008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一直没有对文化创造的问题进行过专门性的研究，甚至他们很少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但是通过梳理他们的各类论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从强调“个体自由”到号召“政治变革”，继而追求“人的解放”的这一螺旋上升的革命路径中，实现了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化创造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文化创造思想的生成轨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创造思想经历了从“自我意识”的哲学批判，到“类意识”的政治解放诉求，再到变革“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召唤。

（一）以“自我意识”为本体诉求的理性主义文化思想初步确立

马克思与恩格斯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生成于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之中。一方面，从历史文化的影响上看，19世纪前的欧洲，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等内容的不断提出，人的主体价值被逐步凸显，“自我意识”也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但是，在约公元476年到公元1453年的中世纪时期，由于神学的发展，“自我意识”的哲学思考曾一度被否认“自我”的经院哲学所取代。随后，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觉醒，尤其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发展才促进了具有“自我意识”本质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西方哲学中的发展。19世纪的欧洲虽然深受基督教陈旧思想的影响，但是即使在黑格尔哲学之后，德国学界仍然“存在着施特劳斯（D.F.Strauss）‘实体与布鲁若·鲍威尔（Bruno Bauer）‘自我意识之争”[1]。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在探索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更倾向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之说，这为马克思企图用“自我意识”的基本原则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从时代发展上看，正如毛泽东所言：“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2]30019世纪中叶的欧洲正经历着两大革命和两大思潮的交汇。这一时期，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并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仍较为落后。在城市，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生产模式在经济生产中仍是主导，现代工业虽有部分发展，但总体缺乏市场与生产资料，而且劳动力发展较为缓慢。与此同时，“早期工人阶级不成熟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异军突起，开启了人民的探索。”[3]

在这样历史场景的不断切换、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现实迷雾层出不穷的时代变革之中，正值学生时代的马克思试图从法学体系的研究中实现自己的“理性主义”，但一开始他并不喜欢黑格尔的“古怪调子”，而更沉迷于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论断。然而，1814年左右德国法学界的“自然法派”和“历史法派”关于立法是否应当按照实际原则的大讨论，让马克思初步建构的哲学观面临了“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又重新回到了黑格尔哲学，并且在深入探索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坚持认为，现象世界的基础和本原是“自我意识”，而且人的“自我意识”是绝对性和自由性的统一。由此，初步确立了以“自我意识”为本体诉求的理性主义文化思想。

（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思想基本形成

毕业以后的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这让马克思更有机会直接面对社会的政治矛盾。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遇到了社会中最尖锐的贫困问题，这促使马克思逐步明确了物质生产对现实利益的支配作用。面对农民的贫困和林木盗窃法的私有制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强烈抨击道：贫苦阶级的捡拾活动不过是对自然界及自然力的产物加以处理，完全合乎人类本能的“法的意识”，但是由于贫苦阶级的存在不过只是当时市民社会的一种常见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地位。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已深刻意识到人的自由绝非简单地停留于自我意识的实现，人的自由还必然受到物质利益和政治专制的束缚，这也意味着“国家”“市民社会”等彰显国家伦理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审视。由此，马克思的思考和看法与黑格尔的理性决定论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冲突，于是马克思将研究视域从批判宗教专制逐步转向了对政治专制的抨击，使哲学实现了从“天上”到“人间”的科学变革。这种基于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关怀的转向，不仅促使马克思初步生成了“现实的人”的思想萌芽，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从以“自我意识”为本体的理性主义文化思想逐步升华到了唯物主义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指出，黑格尔错误地把理念变成了主体，他认为国家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但事实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形成的现实主体和发展动力，即“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4]3。通过这一科学的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初步表达。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进一步阐明：“有意识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4]162因此，马克思在阐释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类存在物”的哲学探索，实现了对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创造性颠覆。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的“类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推进了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现象、思维，以及精神交往等与人们的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有着密切的交织和联系，是人们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文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的逻辑起点，而且坚定地认为，任何文化的创造和发展都必然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这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思想已基本形成。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创造的正确领导

坚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0]一方面，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关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和国家命运，以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對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言，要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终极目标，必然要在坚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以正确的领导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积极应对特定时代要求和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各种复杂问题，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于新时代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10]的政治理念，要坚决凸显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价值意蕴，要以高度的“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维度充分理解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所在，明确中国共产党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始终以初心与使命为核心要义，以最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坚实保障。

（三）坚持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互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思想的过程中运用了辩证分析、批判继承、革命创新的科学方法，这对科学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一是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恩格斯曾在给梅林的信中提到任何思想家的创造都必然源于每一个科学领域中既有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经过相继的各个时代的人们的头脑思考、甄别和加工而形成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表明，任何具有意识形态性特质的文化一旦形成便也同时具有了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相对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对人类先进文化既要积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更要坚持明晰各个国家和民族自身优秀的历史文化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渊源关联和精神基因，坚持做到不仅从历史脉络中把握各个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紧紧结合时代要求、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继承和创新各式各样的人类先进文化。二是要坚持文化多元辩证发展的原则。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的逻辑起点创造了“新历史观”，而且还首次对“世界历史观”进行了阐述，他们指出，随着人类各个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会日益完善，而由此促成的人类交往活动的无分工化发展，会促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11]。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交流互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题中之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诉求下，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把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向——一方面，这对于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另一方面，在交流互鉴中，既能使世界各国更深入了解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价值，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有凭.基于“意识”视角的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8（9）：47|52.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侯惠勤.伟大思想的磅礴之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6）：4|1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孙麾，林剑.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9.

[7]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M].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4.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责任编辑 文 格）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f Cultural Creation and ItsContemporary Value

OUYANG Xiu|min， ZOU Xiao|shan

（College of Marxism， Sanming College， Sanming 365004， Fujian， China）

Abstract：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f cultural creation contain the idea of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from Hegelian ideal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and Engels insist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proletarian culture， only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gainst bourgeois ideology should the spiritual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be finally realized.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be under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Marxist cultural creation though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people|centered cultural creation and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socialist ideology， and persist in promoting the exchange， mutu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creation thought;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