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服务业动态演进特征分析—基于TiVA数据库的新兴市场国家比较

王 敏 吴映梅 教授 通讯作者 胡平平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引言

国内外关于GVC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借助案例研究法，剖析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及二者在GVC中协同发展关系，如王如忠（2018）；二是利用传统贸易统计、竞争力指标数据衡量各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如姚战琪（2019）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数据，以服务贸易限制度指数、服务业FDI限制指数对比分析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发现中国服务业总体限制度低，服务业 FDI 限制指数大，真实开放度低；三是采用主流分解方法进行测度，如王直（2015）对Koopman的KWWP分解法进行了扩展，进一步提出国家/部门、双边、双边/部门等多个层面的总贸易流量核算法，建立从官方贸易总值统计转向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一套核算法则；四是利用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核算GVC中各国（或地区）附加值贸易水平。TiVA数据库是研究各国（或地区）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创造的实际价值的最佳基础数据库，在研究和分析中使用其能更好地描述和刻画GVC下分工地位和贸易收益占比。如熊琦（2016）依据KPWW分解方法构建全球范围内投入产出表核算TiVA框架，测算出口产品中的国内价值含量（即产业参与度与产业地位）。刘重力（2014）利用TiVA数据，构建后向关联度和最终需求贡献率两个指标体系，从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两个层面衡量国家间在GVC分工中的依赖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拟遵循Koopman的KPWW分解原理，借助OECD和 WTO发布的TiVA数据，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考察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及其变动过程，并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实证比较，从而进一步剖析中国服务业GVC动态演进特征，挖掘中国在GVC中获取的真实贸易利益。

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构建

根据Koopman描述的GVC分解原理，一国出口增加值（EX）包含国内（DV）与国外（FV）两部分，国内增加值按出口产品作为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又进一步细分为直接用于进口国国内需求的最终产品和服务（FDV）、用于进口国国内需求的中间产品和服务（NDV）、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产品和服务（TDV）、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又返销出口国的中间产品和服务（RDV），如表1所示。

（二）测度方法

从GVC理论内涵出发，进一步完善GVC动态演进特征分析的评价方法体系。首先，利用GVC参与度量化评价中国服务业在GVC中的融入程度；其次，采用李正（2019）重新诠释的前后向GVC关联度，探讨中国服务业在GVC中的参与方式及类型，突破以中间产品为纽带的增加值双向依赖考虑不周的研究局限；最后，按照产业价值将服务业进行产业划分，并综合分析产业演进动态特征。

GVC参与度。GVC参与度是Koopman等人在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下构建的用来衡量产业出口在GVC中参与程度的指标，测度公式为

式中，r代表国家，i代表产业，分别表示r国i产业出口增加值总额、国外增加值、间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GVCparticipationir表示r国i产业的GVC参与度，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示该国该产业GVC参与程度越深。

GVC关联度。GVC关联度实质上是对GVC参与度的深化分解，目的是探讨服务业GVC的嵌入方式及方向。从GVC理论内涵及分解原理看，服务业与GVC的链接方式是服务业国际分工及增加值流转，是以中间产品为纽带的增加值双向来源，测度公式为：

式中，GVCcorrelationFir表示r国i产业作为中间产品出口第三国对GVC参与的贡献，即GVC前向关联度；GVCcorrelationAir表示r国i产业作为中间产品进口对GVC参与的贡献，即GVC后向关联度。

产业演进系数。为探究我国服务业GVC中产业价值层级变动特征及变化规律，特引入产业演进系数。通过计算传统服务业（T）、现代服务业（M）、高端服务业（H）的GVC参与度，进一步评价服务业GVC参与进程中发生的产业变动，测度公式为：

表1 出口增加值分解示意

表2 根据技术梯度划分的服务业产业类型

式中，GVCMECr表示r国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演进的程度。其值越大，表明该国现代、高端服务业在GVC中相较于传统或低技术服务业更占优势，但不代表其在GVC中的地位越高或竞争力越强。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发布的TiVA数据库。本文选取2005-2016年贸易增加值数据对中国服务业GVC参与度、关联度及产业演进系数进行测算，评价中国服务业融入GVC中的情况及产业演进规律。同时按照产业技术梯度划分标准对服务业进行分类，如表2所示。

实证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GVC参与度分析

2005-2016年中国服务业GVC参与度呈“V”型上升，可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5-2010年）为发展受挫时期。受制造业发展热潮影响，国内大力进口国外服务，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同时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GVC参与度指数不断下降，2010年跌落谷底。第二阶段（2010-2016年）为快速回升时期。2010-2012年中国服务业GVC参与度指数快速提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策起效，服务业开始转而向好的方向发展；2012-2014年全球经济发展疲软，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消费增速放缓，服务贸易发展缓慢，参与度增长缓慢；2014年后，中国服务业发展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及其他服务业调整政策影响，发展快速，参与度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GVC参与度变化态势如图1所示。2016年六个新兴市场国家中俄罗斯GVC参与度最高，其次为南非和中国，再次为巴西和印度，墨西哥最低。通过对比发现，六个国家参与度呈三种变化类型：第一种为波动下降型，主要有印度和南非，参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部分年份之间下降幅度有所减缓；第二种为“V”字型，主要有中国、巴西和墨西哥，且中国、墨西哥两国与巴西存在部分差异。中墨两国服务业GVC参与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早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下降至最低点后快速反弹，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而巴西整体呈下降趋势，2009年下降至最低点，后期虽有上升但整体增幅度较小；第三种类型为波动上升型，代表国家为俄罗斯。2005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GVC参与度较低，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俄罗斯积极融入其中，2008年以后其服务业GVC参与度明显提高，由0.3增至0.42。

（二）中国服务业GVC关联度分析

在对比中国和五个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GVC参与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GVC参与度分解为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以分析服务业GVC关联方式及方向，如图2所示。

从中国服务业GVC前后向关联度发展轨迹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发展方向差异明显，呈现出一定发散性。从前向关联度可以看出，其呈现“先减后增”的波动上升态势，2005-2010年中国服务业GVC前向关联度波动下降，降至最低0.216，在2010年之后迅速回升。而后向关联度与前向关联度发展方向相反，整体呈下降态势。研究时间段内后向关联度虽有所上升，但对整体下降趋势未产生较大影响。原因在于前后向关联度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受中国产业调整战略和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采用的调整政策影响，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对国外进口服务依赖有所减少。

从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GVC前后向关联度整体发展来看，前向关联度较高，后向关联度较低。中国在六个国家中属于中等水平，更多是以前向关联度的方式嵌入GVC当中，且在参与过程中服务业对国外增加值依赖呈现下降趋势，这归因于中国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对两个市场的统筹运用能力较强。就服务业关联方式及发展方向而言，中国、墨西哥可归为一类，都以出口为导向；印度、南非归为一类，服务业开放度较深；俄罗斯、巴西为一类，两国GVC参与度、前后向关联度呈上升趋势。不管是前向关联度还是后向关联度都是一国产业参与GVC的一种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其作用方向和动力来源。前向关联度较大，表明该国出口产品更多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并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再出口第三国；后向关联度较大，则说明该国出口产品更多利用来自其他国家所创造的价值。从产业链延长的角度看，前向关联有利于推进国内产业链向前延伸，后向关联有利于推进产业链向国外延伸，但更多依赖国际市场，需要全球资源调配。前后向关联度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驱动力，最终促进产业快速发展，二者如果能够均衡发展，则有利于产业更深入的融入GVC中，并在GVC生产网络中形成一个融合多个产业、辐射多个国家的庞大产业生产网络集团。

图1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GVC参与度变化态势

图2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GVC前后向关联度

（三）中国服务业GVC产业演进特征分析

第一，中国服务业GVC产业层级参与进程分析。三个层级的服务业参与度指数演变，实质是出口增加值结构来源的变动。中国传统、现代和高端服务业GVC参与度演绎出以下规律性：三个层级服务业GVC参与度存在明显差距，传统服务业最低，其次为高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最高，在整体变化过程中三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呈现出一定收敛性；传统服务业整体变化较小，有升有降。2005-2010年呈现平缓下降态势，参与度从2005年的0.3715下降至2010年的0.2748，年平均下降率为1.6%，2010-2016年呈现平缓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8%。传统服务业增长主要依赖国家大力发展的建筑业和特种电力设备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呈现平躺的“S”型变化，在变化过程中整体上出现小幅下降，2005-2014年在波动中下降，之后虽有小幅上升，但随后又呈现下降趋势；高端服务业整体小幅下降，2005-2010年在震荡中出现下降，而2010-2016年则是在震荡前行，出现细微增长。各价值层级服务业GVC参与度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相关性，依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中国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参与程度不断上升，虽有部分产业参与度指数出现下降，但其在GVC中的贸易额并未出现下降。传统服务业虽有增长，但其在GVC的参与程度仍低于现代、高端服务业，表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效果明显。中国服务业三个价值层级GVC参与进程演变如图3所示。

新兴市场国家GVC参与度演绎以下规律：传统服务业GVC参与度均存在波动变化，其中巴西和南非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印度存在小幅波动下降；中国和墨西哥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俄罗斯上升趋势明显。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参与度增加型国家，主要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大力发展能源开发及后期完善服务，促使传统服务业得到发展；现代服务业整体变化较小，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出现细微下降，中国和俄罗斯出现小幅上升。中国GVC参与度12年间都较高，归因于中国在加入WTO后致力于融入全球贸易中，尤其房地产和旅游等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大发展；中国高端服务业相较于其他国家，拥有最高的GVC参与度；俄罗斯通过不断发展，2014年后爬升至第二位；墨西哥依靠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发达国家市场发展跃升至第三位；巴西在12年间有小幅上升，位居第四；2005-2016年印度和南非有所下降，分别位于第五和第六。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各国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俄罗斯及墨西哥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高端服务业不断发展前行。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三个价值层级GVC参与进程演变如图4所示。

第二，中国服务业GVC产业演进特征分析。2005年以来中国传统服务业不断向现代、高端服务业靠拢，呈倒“U”型变动。2005-2010年，产业演进系数不断上升，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10年达到顶峰（2.0677）后开始波动下滑，2016年产业演进系数明显低于2005年，达到最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业政策调整后，服务业产业结构发展日趋合理，现代、高端服务业市场占比增加。但受资本市场影响，服务业出口需求偏弱，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导致传统、现代和高端服务业之间的演进受到波及。

图3 中国服务业三个价值层级GVC参与进程演变

图4 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三个价值层级GVC参与进程演变

图5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产业演进系数

六个国家产业演进系数均为正，且在12年间有不同程度上升。说明各国现代、高端服务业已替代了传统服务业在GVC中的主体地位。中国产业演进系数为六个国家中最高，12年间虽出现下降，但其结构仍在不断优化，服务业不断向全球价值产业链高端攀登。且中国与墨西哥服务业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相似性，均是由低价值服务业向高价值服务业演进，前期有较大增长，后期出现明显下降，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产业演进系数2010年达到顶峰（2.067）、墨西哥2012年达到顶峰（1.502）；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三国GVC参与方式主要依靠其相对较发达的传统服务业，12年间三个国家产业演进系数趋于平稳，尚未出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演进的证据。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产业演进系数如图5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