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重庆公共卫生建设发展述论

谢丹

摘 要重庆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在国民政府迁渝后，由于抗战之需要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发展成就主要表现在卫生行政机构和卫生法规的设立和完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健康教育的发展以及疫情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战时重庆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概况，对其当时的现状进行评述。

关键词抗战时期 重庆 城区 公共卫生

全面抗战爆发前，限于人力财力之不足，重庆市仅于警察局设有一科管理卫生工作，卫生建设处于萌芽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渝，内政部卫生署1938年7月迁址新桥，1938年11月16日，重庆市卫生局设立，由此开启了近代重庆城市卫生建设之黄金时期。

一、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和卫生法规体系的完善

清末民初，随着重庆城市的发展，重庆卫生事业逐渐起步，“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由重庆商埠督办处警察厅负责”[1]。1927年11月，重庆市政厅公安局下设卫生科，重庆开始设立专职卫生行政机构。1936年，重庆市卫生事业费开始列入市财政支出项目，卫生事业开始受到政府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随即成为战时首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大量人口迁入，这既为城市发展带来机遇，也让重庆这座原本并不发达的城市面临重负。尤其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公共卫生与医疗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卫生建设，1938年11月16日，重庆市卫生局成立。医学博士梅贻琳任局长。卫生局下设三科九股一室。“第一科下设清洁、取缔、卫生工程3个股，专掌环境卫生;第二科下设医务、防疫、检验3个股，专掌医药管理;第三科下设保健、生命统计、卫生教育3个股，专掌公共卫生设施及推行公益卫生。秘书室负责文秘工作。”[2]重庆市卫生局的设立，为重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轰炸，次年2月，重庆市救护总队成立，由卫生局长梅贻琳兼任总队长，在卫生局和各医院诊所分别建立总队部和分队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市卫生局共同组成医护委员会，全面负责日机空袭后救护事宜。此外，重庆市卫生局通过建立医院、诊疗所等，全面提升重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成立清洁总队、粪便管理所和垃圾处理站，铺设下水道，增修公厕，推行饮水消毒，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成立汉宜渝检疫所总站，并在太平门、千厮门、新桥、一品场、北碚、万县设分站，开展检疫防疫工作。由此，以重庆市卫生局为主导的公共卫生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建立。1940年，经过多次调整，重庆市卫生局形成了较为完善成熟的卫生行政组织系统。

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市公共卫生与医疗发展，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卫生局依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相关法令和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与医疗的法令法规（见文后表1）。

这些法令法规大多颁布于国府迁渝后的两年，说明重庆市原本的卫生法制建设尤其是卫生法规建设非常薄弱，也说明卫生法规建设之于重庆市卫生事业建设之重要。从表中可见，法规主要涉及食品与环境卫生管理、医院管理及医药从业人员执业资格管理等多个方面，法规的颁布为重庆卫生行政机构的管理提供了法规政策依据，有效推动了重庆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

二、大力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推行健康卫生教育

“重庆自进入近代以来，城市污染源日渐增加，生态环境渐趋恶化。”[3]再加上重庆城市卫生建设起步较晚，整个城市缺乏系统下水通道，导致污水横流;垃圾和粪便的处理，向无成法可言，导致垃圾遍地。国府迁渝后，大量外来人口迁入给本身不堪重负的重庆城市卫生环境以更大压力，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建设迫在眉睫。

为了大力改善城市卫生环境，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卫生局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城区道路、菜市场和公共防空洞的清洁卫生治理措施，并对城区垃圾站和厕所进行全面整顿。1939年8月1日，隶属重庆市卫生局的重庆市清洁总队成立，掌理全市一般清洁卫生事宜。其职权主要包括“关于市内街道清洁及垃圾之处理;关于江岸池塘沟渠及菜场等之清洁;关于厕所粪坑清洁之管理;关于防空壕洞之清洁;关于协助消毒及蚊蝇等有害动物之扑灭”[4]等。1940年3月16日，重庆市卫生局粪便管理所在城区宽巷子成立，专门负责粪便之处置和公厕之整理清洁。另外，国民政府“组织重庆市卫生建设设计图量队，分别从事测量，初步完成污水处理改善计划……卫生署派卫生工程师多人，会同市政府设一卫生工程设计委员会，负责详细设计渝市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事宜”[5]。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治理措施有效改善了重庆城区的公共卫生环境。

但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市民的参与和努力。因此，卫生教育这一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的新理念，在战时重庆得到落实和发展。卫生教育分为学校卫生教育和社会卫生教育。学校卫生教育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学生膳食营养、卫生习惯及生理卫生课程标准，进行健康常识教育;举行学生健康检查，实施缺点矫治;组织学生观看卫生教育影片，举办卫生健康讲座、卫生演讲竞赛等，通过常规教育和相关活动培养青少年的卫生健康意识。社会卫生教育方面，重庆市卫生局颁发了简洁明了的卫生宣传标语，组织清洁卫生运动和卫生竞赛等来强化广大市民相对淡薄的卫生意识，养成清洁卫生习惯，维护良好市容。比如，从1939年开始，重庆市每年举行夏令卫生运动，通过日常卫生宣传，清洁卫生竞赛，取缔随地吐痰运动等多种方式督促市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效防控疫患，还有助于改善城区卫生环境。

三、积极开展霍乱、鼠疫等疫情防疫工作

重庆夏多酷热，冬多浓雾，相对湿度大，冬天平均日照少，适宜病媒昆虫及病原微生物滋生，高温、浓雾皆为致病诱因。因此，近代有记载以来，重庆霍乱、痢疾、鼠疫等疫病时有发生，基本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疫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重庆市多次爆发霍乱疫情，感染者众多，病死率在20%以上。国府迁渝后，重庆外来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稠密，而市内环境卫生及种种措施设备，均甚简陋幼稚，故对霍乱，侵入既便，流行更易”[6]，再加上日军不断空袭重庆，城区环境不断恶化，导致重庆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6月，“重庆发生真性霍乱，收治患者788人，死亡138人”[7]。9月，荣昌县因霍乱，死亡上千人。

面对严峻形势，重庆市卫生局发动全市医护人员，集中力量，切实防范，并与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总队部及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密切合作，以集合力量，开展防疫工作。在疫病救治方面，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总队部下设的传染病院和6月刚刚在李子坝建院的临时霍乱医院专门收容治疗霍乱病人。在疫情控制方面，主要是进行疫苗注射。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的授权下，一律施行强制注射。为此，重庆市共派出40支防疫注射队分赴各地免费注射。除了实行团体注射和军队注射外，民众注射队挨家挨户劝导市民注射疫苗，并在医院、码頭、车站、茶馆及难民收容所与多人居住处所免费注射，目的就是要实现防疫全覆盖。此外，为了控制疫情，重庆市卫生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城区环境卫生的检查和治理，包括对自来水、井水和江水进行反复消毒，取缔清凉饮食贩卖，灭蝇等;通过文字宣传、口头宣讲和广播演讲等方式，进行防疫宣传，使市民明了霍乱预防之法。

由于1939年重庆爆发严重的霍乱疫情，为了加强防范，重庆市卫生局从次年开始，每年皆制订了详细的夏季防疫计划大纲。主要举措包括：增加防疫注射队，成立夏季防疫流动注射站（见文后表2）;增加防疫医院，扩充床位;扩大防疫宣传力度，帮助民众树立卫生观念;加强对传染病的管控，包括舟车检疫，疫情报告，隔离治疗。另外，在环境卫生方面加强饮水消毒，垃圾及粪便的处理和灭蝇工作。通过一系列举措，重庆市逐步建立了战时防疫体系，确保重庆从1940到1944年间未发生重大霍乱疫情。

此外，在预防鼠疫、天花、疟疾等疫情方面，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大疫苗注射力度，城区饮用水消毒防疟，成立灭鼠工程队等。在城区人口不断膨胀、城区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确保了大部分市民的健康和卫生。

战时重庆作为陪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受到重视和扶持。尤其是在重庆市卫生局设立后，一改过去以诊疗为主的卫生服务体系，开始建立以预防、诊疗与保健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从而推动了重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发展。尽管在防疫和保健方面依然不够完善，在环境卫生治理方面改观不明显，但在战时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又面临日机轰炸的情况下，能有效抗击战争和疾病对重庆市区上百万人的生存威胁，稳定社会，凝聚人心，并实现重庆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