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实践中“在地性”的国内外研究

杨和平 谭益民 车斐然

(1.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北京 100020；2.湖南工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3.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风景园林学系，英国 谢菲尔德 S102TN)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国内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中，大多是围绕着建筑、格局及村庄基础设施的规划。然而在这些研究背后，我国原生态乡村文化已经在慢慢消失。乡村建设实践的“在地性”则迫切需要规划者和建设者的重视。

2 研究意义

2.1 学术意义

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以土地经济和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放缓，从数量经济开始向质量经济转变，从单纯的城市发展向城镇协调发展转变，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农村，建筑师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如今建筑师在乡村的实践开始将重点由“区域”转向“土地”。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谢英俊等人的“在地实践”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乡土设计的体系如今已逐步趋于成熟，但缺少关注“土地认同感”相关研究。

2.2 实践意义

2.2.1 指导实践

据研究分析，关注村民认同感的乡村实践更需要做到“在地”实践。“在地”侧重以当下的“土地”为核心思想，重视当地村民的感受，是对“地域主义”的批判。很多台湾设计师已经开始运用这样的实践方式来到内地进行乡村实践尝试。比如谢英俊在汶川杨柳村的“协力造屋，互为主体”、邓海在福建永泰县嵩口镇乡村振兴的“嵩口模式”。这些“在地实践”的思维逻辑、设计方法都有所不同。乡建实践在朝着“生长的乡村、活化传承的乡村”的模式发展，其中浙江的富阳，广东的连州和南雄在美丽乡村的“在地化”规划与实践中是做的较好的。

2.2.2 提供理论参考

在地化是归属感的基础。研究表明，有50%的农村流动人口想留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之所以想留下是因为他们对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觉得城市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未来，甚至于当下有没有户口有没有住房他们都可以先不去考虑。而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乡村城市化的影响，村民世世代代的“归属感”被城市化进程剥夺了，他们也想过留在家乡，可是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下，他们最终选择了城市。

3 研究现状

3.1 国外乡村实践探索

西方对于乡村实践的探索主要经历了早期的地域主义、现代主义时期的地域主义及批判的地域主义三次思想历程。

(1)早期传统地域主义

表1 传统地域主义的发展

这种符合地域文化场所精神的原则可大致总结为:回应地地脉文脉；乡土材料；地域文化；文化与经济的耦合[1]。

(2)新地域主义

是指对“传统地域主义”的反思和改良，是从“传统地域主义”发展到“批判的地域主义”折中阶段。威尼斯的斯卡帕(Carlo Scarpa)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Aris Konstantinidis)等将他们看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

(3)批判的地域主义

1981年，丽安·勒法维(Liane Lefaivre)和亚历山大·童里斯(Alexander Tzonis)首先提出了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概念，这对于地域主义和现代主义理论来讲是及其重大的发展[2]。1983年，肯尼思·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发表《批判的地域主义之前景》一文，专门讨论分析了批判地域主义的理论思想。他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要点》中将其概括为：民族文化与环球文明的对立、先锋派的兴衰、批判地域主义与世界文明的对立、都市发展与场所形成的对立、文化与自然的对立以及视觉与触觉的对立[3]。

“批判的地域主义”强调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人与环境的融合，所以其主要表现为两种意义上的批判：一是对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通用的功能主义的批判；二是对传统地域主义局限与保守的批判，既旗帜鲜明地反对绝对的“历史主义”的一厢情愿[4]。

3.2 国内乡村实践的探索

近期各市发布了“规划下乡、建筑下乡、设计下乡”的文件，比如北京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就曾发文倡议下乡开展乡建。乡村工作呈现出异地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在建筑学领域，国内部分著名建筑师或事务所在近年来完成了大量的乡村实践，也出现一些建筑师以乡村规划和建设为自己的唯一专业设计方向，甚至有一小部分建筑师在规划设计完成乡建和民宿之后以经营民宿为自己的后续职业，贴身的感受乡村风貌，这也从一定层面说明了一种新的土地认同感吸引了他们做出新的选择，也说明了“在地性”和建筑师身上的“工匠精神”获得了共鸣。

建筑师们无一例外都强调自身设计方法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适性，理想上都希望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能真正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但事实的残酷却在于绝大多数情况下能最终拿到项目机会并产生商业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效益的建筑，几乎都是具备唯一性和独特性的，至于普适性和经济性自然是不那么紧要的了。他们的工作从本质是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多快好省的进行城乡建设。

这些专业或者不专业的实践者们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了乡村建设，都推动乡村文化及社会发展，终达到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为村民服务，为乡村带来进步。但是设计师忽视地区风格与原住民的感受，使得一些乡村并没有得到改善，导致城里人津津乐道的古建筑古街巷无人问津，而书报亭、图书室更是常年落锁，空无一人，设计师引以为傲的文化室门可罗雀，即便有人也都是聚集一起打麻将打牌的一些老人。

3.2.1 忽视地区风格

各地区的布局、形态、建筑、景观等形象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在表达文化上，多数会选择符号化的语言形式，为了提示、强调、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作用，我们古代的城市和乡村都喜欢采用牌坊来作为地标。南北方牌坊的风格有所差异，并没有与村落产生“强联系”。牌坊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在农村里屡见不鲜。又如景石曾经一度是滨河或者山村里的乡村常用的一种标志性景观，但是近些年也是被符号化了，几乎每个村都会放上一个题写村名的景石，村口景石已然成为一种村头符号了。因此，应依据地域文化的年代、信仰、族群等特色因地制宜的分别从场景、符号、故事、空间等角度去表现和再现地域文化的“真意”[5]。

表2 国内部分建筑师乡村实践

3.2.2 忽略原住民的感受

一些建筑师或者规划师对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探索往往流于表面。比如建筑师王澍2015年前后在富阳文村设计建设的乡村建设赚足了眼球也进一步实现了他个人的设计理想和审美倾向。像王澍这样的建筑大师投身于乡村建设带来了人气和资源，这是无可非议的，王澍在其给TED x Shanghai的专题演讲——《让城市向乡村学习》中讲到带着他的工作室与学生，十年间对浙江的乡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也对乡村的空间和风貌进行了长时间的感受和体验，但是这些在这些乡村调查中更多的是对做法、色彩、符号、材料、工艺等进行的调查，这种体验也更多的是作为建筑师或者设计师的空间体验，还不是生活体验。而农民的生活状态、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占的却少之又少。

4 结语

通过对“在地性”设计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明确了其对乡村聚落发展的地脉文脉的延续和传承策略，也总结和探索了国内外“在地性”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和方向，阐明 “在地性”在乡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