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七律的经典化过程
——以唐诗选本为视角

徐文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文学经典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作品，经典的确立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品的价值被总结、被提炼，甚至被质疑，并最终得到普遍认同。因此，文学经典的确立通常是在后世，当然也有例外，如李白的诗歌在当世已负盛名，但如陶渊明、杜甫的诗歌，则是在后世才获得肯定，杜甫更是被尊崇为“诗圣”。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写作技巧等，被充分揭示并成为典范。其中，杜甫七律具有突出成就，已成共识。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称：“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备，笔力亦至子美而极。”[1](P925)对杜甫七律价值的揭示并非一时而就，由唐至明，经历了一个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确立的经典化过程。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诗歌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选本对其作品的删汰去取体现了人们的接受指向，在这个过程中，既发掘了经典作品，又在选本的传播中确立了经典地位。唐诗选本自唐至清延绵不绝，存世数量达五百余种，是其他朝代诗歌选本无法相比的。本文将以唐诗选本为视角，从序跋、收录、评注等方面来考察杜甫七律的经典化过程。

一

一般认为，杜甫生前诗名不显，在其去世十年左右，经韩愈、元、白等人推扬，加之其诗歌被广泛搜罗、编撰和结集，诗名逐渐昭著，至晚唐时，已经成为受人尊崇的大诗人。在唐人接受杜诗的过程中，“诗史”概念、忠君的思想、“大雅”诗风等问题已被提及，但其诗体方面的成就，诸如被后世确立为经典的七律尚未能脱颖而出。

唐代的唐诗选本数量不多，陈伯海、李定广编《唐诗总集纂要》收录唐五代总集共19部。在这19部集子中，杜诗的入选率很低，仅有韦庄《又玄集》选杜诗7首。韦庄推重杜甫，将其诗置于卷首第一位，且选杜诗数量为集中所选诗人之最。7首杜诗皆为律诗，它们是《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前5首是五律，后2首是七律。仅选择了杜诗中的律诗编入诗集，说明韦庄已认识到杜诗律诗的成就，这一行为在杜甫七律经典化进程中意义重大，尽管韦庄尚未明确以“七律”诗体入选，但能够入选诗集本身标志着杜甫的七律开始以一种特出的、优秀的诗篇身份被文人接受，并流传开来。

唐人选唐诗中的另外一部已佚选本《唐诗类选》对杜诗传播的影响可能更大。《唐诗类选》二十卷，顾陶编撰，其序言曰：“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始自有唐，迄于近殁，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诗类选》。篇题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贯，不以名位卑崇、年代远近为意。骚雅绮丽，区别有可观，宁辞披拣之劳，贵及文明之代。时大中景子之岁也。”[2](P7959)此书编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收诗规模是唐人选唐诗里最大的，按题材内容分类编纂。此书在宋代仍有流传，姚宽《西溪丛语》曰：“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祐、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3](P59)顾陶不收元、白等诗人，但从序言“杜、李挺生于时”可见，他独推崇李、杜。《唐诗类选》已散佚，但有大量杜诗保留在曾季貍《艇斋诗话》和吴曾《能改斋漫录》二书中，据统计，二书所提及的杜诗达29首之多，如《艇斋诗话》：

顾陶《唐诗选》载少陵“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闲宿客”，语意极粗。然顾陶唐大中间人，所见本又不应误，不知何也？[4](P297)

老杜“破柑霜落爪，尝稻雪翻匙”，顾陶《诗选》作“破瓜霜落刃”。[4](P300)

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唐大中间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以此见杜诗尚多，今集中所载亦不能尽也。[4](P318)

在唐人选唐诗中，《唐诗类选》是最早选入杜甫诗作的选本，也是选入杜诗最多的选本。29首杜诗中有5首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二》《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送韩十四江东觐省》。《送韩十四江东觐省》一诗亦见于《又玄集》。因《唐诗类选》成书在前，其杜甫七律的选择可能会对《又玄集》产生影响。《唐诗类选》在宋之后散佚，《又玄集》自元明始不见于中国，但二书对后世唐诗选本的影响很大，杜甫七律入选后世唐诗选本的篇目中，《唐诗类选》和《又玄集》里的6首诗复现率很高，几乎成了必选篇目。

律诗作为唐代产生的新诗体，受到文人的喜爱，但似乎还未能以“律体”的观念确定下来。彼时，诗人对于自己的创作是有区分的，有歌行、乐府、古体、今体之分，如李群玉《进诗表》称：“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2](P8317)但对于后世观念中的五律和七律，则称呼不一，如元稹在《进诗状》中将自己所作近体诗称为“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2](P6607)，在自作墓志铭中称“能为五言、七言近体诗”[2](P6655)。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除了按内容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之外，“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2](P6831)元白二人对自己所作近体诗有明确的五言、七言的划分，但唐人的近体诗观念与后世可能不同，唐人更注重“韵”，而后世更注重“律”，因此，唐人没有“五律”“七律”的称谓，更多称作“五言×韵”“七言×韵”，如李德裕《奉和韦侍御陪相公游开义五言六韵》、李绅《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韩偓《早起五言三韵》、羊士谔《西川独孤侍御见寄七言四韵一首……》、白居易《……七言八韵走笔奉答兼呈微之》《……偶题七言五韵》《狂吟七言十四韵》《……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韩偓《……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黄滔《辄吟七言四韵……》等。对“七律”除了称“七言四韵”外，有时直接称“七言”，如刘禹锡《……举韩潮州自代因寄七言》《……因成七言聊以奉答》，吕岩更是作《七言》一百余首，皆是七言律诗。由此可见，唐人已经具有比较明晰的分体观念，诗人在创作中明确区分古体和今体。而后世的“律体”与唐人的“今体”并非同一种概念，后世的“律体”是讲究平仄、押韵、对偶的格律诗，不符合唐人对“今体”的认识。

唐人选唐诗中，除了陆龟蒙编《松陵集》按“往体诗”“今体诗”“杂体诗”分类外，其余18部皆未以体裁划分，大多以人名世次为序。选本所呈现出来的诗体观念与创作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原因有文献刊刻、选者喜好、选诗目的等诸多方面。选本是诗歌流传与接受的重要载体，尽管唐人选唐诗尚不能表现唐诗流传与接受的全貌，杜甫诗歌的入选情况，也未必与杜诗在唐代接受程度的实际情况相符，但综合唐诗选本与唐人的诗体观来看，七律这种体裁与五律、绝句等诗体一样，皆为唐人“今体”中的一种，并未超出其他诗体而于近体诗中凸显出来。与此相应，杜甫七律亦未能从诗体创作的角度受到重视。

结集和选本是考察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通过结集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加快了传播的速度，选本的删汰去取可以发掘经典作品，选本的流传又使得入选的作品反复被接受、被强化，从而逐渐确立并巩固经典地位。有唐一代，杜诗在杜甫去世后经历了结集和收入选本的过程，杜诗中的七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未能以独立的诗体出现，但因其本身所具有的高超艺术水平，依然受到了文人的喜爱和重视，其表现为自中唐开始即进入了唐诗选本。在杜甫七律的经典化过程中，唐五代时期算是一个起步阶段，有关经典的诸多要素，如特性的总结、价值的凝练、典范的确立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成。

二

宋元时期，杜甫的地位愈发尊崇，影响也甚巨，史有“千家注杜”之说，流行于两宋诗坛的“江西诗派”，学习杜诗，尊其为诗派之“祖”，几乎将杜甫树立为文人的楷模。如果仅就杜甫个人而言，其经典地位在宋代已经确立，因后世评价杜甫的核心问题皆已成型，如“诗史”特点、忠君思想、沉郁顿挫风格等。但是，杜甫经典地位确立并不等于经典化的完成，尤其是某一方面的经典化，其进程并不一定与之同步。不过，杜甫经典地位确立必然会促进其经典诗歌的发掘，并加快经典化的进程。

宋元的唐诗选本比之唐代数量大增，但多已失传，现存的多部唐诗选本中，对杜诗的收录并不丰富。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蕃、韩淲《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周弼《唐贤三体诗法》(《三体唐诗》)，赵师秀《众妙集》，元好问《唐诗鼓吹》，戴表元《唐诗含弘》，杨士弘《唐音》等，都未收杜甫诗。未收杜诗的原因各异，有的选本未做说明，原因不得而知，如《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笺注唐贤三体诗法》《众妙集》《唐诗鼓吹》。谢枋得为《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做注解，其序言称：

幽不足以动天地，感鬼神；明不足以厚人伦，移风俗：删后真无诗矣！韩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诗则让李、杜。“三百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学子美多矣，无其志，终无其声音，杜绝句情思幽妙，可联辔齐驱于变风境上。章泉、涧泉二先生诲人学诗，自唐绝句始。熟于此，杜诗可渐进矣。[5](P168)

此选本专录唐人七言绝句，谢枋得认为学好绝句是学好杜诗的途径，杜诗才是最终境界，对于章泉、涧泉二先生不选杜诗，虽未点名批评，但显然认为欠妥。《唐诗鼓吹》是第一部专选唐人七律的选本，所选中晚唐人居多，未选李、杜、韩、孟、元、白等人诗，甚是遗憾。有的选本可能佚失了杜诗部分，如《唐诗含弘》，此书海内外仅存一孤本，共二十册，存十八册，以所存册的收诗情况来看，杜甫的诗可能在佚失的二册中。有的选本表明因“世多全集”，故而不收，如杨士弘《唐音》，他在序言及凡例中有言：

夫诗莫胜于唐。李杜文章冠绝万世，后之言诗者，皆知李杜之为宗也。

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5](P248、249)

此外，还有应收而未收，甚而遭受诟病的，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王安石作序称：“安石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委余择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5](P126)王安石序言中对此选本非常自信，但实则所录以中晚唐诗人居多，而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等大家皆未收录，故后人批评其“去取大谬”。不过，亦有为其辩护者，认为如此选录自有其用意。争讼之声一直未绝。荆公虽然“一生好恶，拂人之性”[6](P91)，但以其才学而论，不该如此，最大可能是此集乃宋敏求所选，荆公只是挂名，并未切实参与选篇。王安石另有《四家诗选》，选了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四家，可见其对唐宋诗坛创作情况认识清晰，并不排斥李、杜等人，惜此书已佚。关于四家的排名先后曾引出争议：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集》，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欧公，今代诗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7](P2194)

《遁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8](P37)

四家的排序是：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王安石对排序的解释其实仍属李杜优劣的讨论范围，而且显然王安石认为杜优李劣。优劣之说先搁置一边，荆公对杜甫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极力称赞杜甫诗歌风格多样、诸体皆擅、含蕴深沉。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不选杜诗并非对杜甫存有偏见。

宋元唐诗选本中收录杜诗的有姚铉《唐文粹》、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千家诗选》)、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方回《瀛奎律髓》、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和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旨在全编，不具备选诗的意义，因而不做考察。姚铉《唐文粹》虽选杜诗11首，但皆为古体，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只选五律，唯有刘克庄《千家诗选》和方回《瀛奎律髓》收录杜甫的七律。《千家诗选》录唐五代及宋人五七言律诗、绝句，按时令、节候、昼夜等门类分编，每门中再分小类，内容庞杂。收录杜诗11首，其中七律有《曲江二首(之二)》《九日蓝田崔氏庄》《小至》《腊日》《江村》《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之二)》共7首。这7首诗与唐人选唐诗中的七律选篇多有重合，这并非偶然，而是杜甫七律经典化过程中必然呈现的面貌。文学经典具有传世性，好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历经不同的时代、时期，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并充满生机。方回《瀛奎律髓》录唐宋诗人五七言律诗，按类分编，分登览、朝省、怀古、风土等四十九类，每类中再分五言、七言。方回序言云：“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9](P1)可见对律诗的重视。方回论诗专宗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因而集中杜诗收录数量最多，许学夷《诗源辨体》称：“方虚谷《瀛奎律髓》……每卷首多录陈、杜、沈、宋之诗，故多可观。中录晚唐，实无足取。后采宋人过半，读之颇为闷绝。”[10](P361)该书收录七律的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唐人选唐诗、《千家诗选》已选诗篇外，还有一些著名篇目，如《登高》《江村》《蜀相》《登楼》《阁夜》《吹笛》等。值得注意的是，被后世认定为杜甫七律代表作的《秋兴八首》，《瀛奎律髓》仅选了其中一首，可见，在宋元时期，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还没被完全发掘出来。

唐诗选本，包括唐人选唐诗和宋元时期选本，甚至明清时期的选本，杜诗入选与不入选，都是杜诗经典化、包括杜诗七律经典化的必然。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时会退出读者的视野，有时又会进入读者的视野，进进出出、反反复复的情况时常有之。只有经历了删汰去取的考验，文学作品才会最终确立其经典地位。

宋元时期以诗体来分类的唐诗选本明显增多，《唐文粹》按体裁分为二十余体，其中“诗”一体下分古乐章、今乐章、琴操、楚骚体、效古诗、乐府辞、古调歌篇七类；《万首唐人绝句》分为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和六言绝句；《三体唐诗》选录唐人七绝、七律、五律，分体编排；《唐音》的《正音》部分按体分编，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刘辰翁《王孟诗评》分体编排，分卷立目，如王维集分五言古诗、七言歌行、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宋元唐诗选本的分体意识更为明显，不再将唐诗简单分为古体和近体，而是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如此划分标志着“律体”观念的形成。这是杜甫七律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七律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进入文人的观念，而总结七律的特性、提炼其艺术成就、分析其创作方式皆需以之为前提。

三

明代文坛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盛行，其主流是文学复古思潮，以前后七子为代表，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复古的旗帜下，他们重新审视文学现状，寻求文学出路。明人喜欢结社，诗歌流派里除了前后七子，还有公安派、竟陵派等。虽然诸多流派的诗学主张各异，但都具有革新意识，希望革除时弊、振兴文坛。因而，对于唐代诗歌，他们积极探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将其确立为诗歌创作的范本。杜甫七律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确立了文学经典的地位。

明代的许多诗歌流派都编撰了唐诗选本，通过选本的形式可以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如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胡缵宗《唐雅》等，现将明代主要唐诗选本中李白、杜甫的七律收录数量做一统计，见表1：(1)本文采用孙欣欣的统计数据。

表1 明代主要唐诗选本中收录李白、杜甫的七律数量

尽管李白的七律创作本来不如杜甫多，但悬殊的数量差距，仍然可以看出明人对杜甫七律的认可和喜爱。明初高棅编《唐诗品汇》一百卷，此书资料宏博、体大思精，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高棅序言称：“惟近代襄城杨伯谦氏《唐音》集，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录，岑、刘古调微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律诗，载诸《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遗响》。每一披读，未尝不叹息于斯。”[5](P268)高棅有感于李、杜大家的诗歌没有在前代选本中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编撰此书。此书分体编排，以“四唐”为纲，“九品”为目，参以各体流别，将整个唐诗的发展纳入一个严整的框架。在九品区分中，列为大家者，仅杜甫一人，可见其尊杜、宗盛唐的立意明显。所选各体皆有叙目，其中《七言律诗·大家》叙目曰：“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等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耳。”[5](P282)此段话几乎涵盖了杜甫七律经典化的所有表现：高超独特的艺术性、丰富的创作、明确的代表作以及学习的典范。所选37首诗中，包括《登高》《阁夜》《九日蓝田崔氏庄》《曲江对酒》《蜀相》《登楼》《秋兴八首》等名篇。而且这是《秋兴八首》首次被全部收录其中，之前选本多为遴选其中一首或某几首。应该说，明初高棅《唐诗品汇》的出现及广泛流行，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基本上确立了杜甫七律的经典地位。之后明人的诸多表现则是对其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明代另有一些唐诗选本在杜甫经典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如李攀龙的《唐诗选》。李攀龙与王世贞同为“后七子”首领，倡导诗文复古。《唐诗选》共七卷，分体编排，李攀龙序言曰：“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实生才不尽。”[5](P372)卢世氵隺《读杜私言》“论七言律诗”条曰：“此语出而老杜七言律诗几失坐位，虽然，未易言也。”[11](P4383)其实此言委实夸张，老杜的七律并未失势。李攀龙的评论实则代表了明代批评杜甫七律的一类声音，如杨慎《升庵诗话》言：“七言律，自初唐至开元，名家如太白、浩然、韦、储集中，不过数首，惟少陵独多至二百首。其雄壮铿锵，过于一时，而古意亦少衰矣。”[4](P855)许学夷《诗源辨体》言：“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今例以子美之诗而不敢议，又或于晦、僻、稚、累者反多录之，则诗道之大厄也。”[10](P291)经典地位确立后，批评之声是检验经典价值和巩固经典地位的试金石，经受得住的才是真正的经典，经受不住的会被淘汰，杜甫七律当然是前者。李攀龙虽然对杜甫七律多有贬抑，但实际收录情况与其论不符。他共收七言律诗73首，被他誉为“臻妙”的王维收录有8首，李颀7首，而杜甫收15首，占比最大；从杜诗整体收录情况来看，共收杜诗51首，分布于七种诗体，15首七律的占比也最大。可见李攀龙对杜甫七律仍是十分认可的，序言所论，也许仅是苛求而已。

杜甫七律经典地位并未因批评之声而动摇，反而更为牢固。张玉成编了一部专选唐人七律的选本《七言律准》，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5)，共五十卷，基本上以时间为次，其中盛唐七律24卷，而杜甫独占14卷。张玉成自序云：“至开元之季，以至大历之初，为韶乎、夏乎、濩乎、武乎，繁会之音洋洋盈耳，而子美寔集大成准具是矣。顾未有汇而成帙者，余乃专辑而全收之，有搜罗无简择。鲁备六代庶邦之乐，泛观而加鉴别，其在今日乎！”[12]张玉成已认定杜甫七律是集大成者，因而虽为选集，却将杜诗全部收录。“集大成”的论断再次丰富了杜甫七律经典化内涵。

明代另一著名诗派“竟陵派”，其创始人钟惺、谭元春编了《唐诗归》三十六卷，成书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人系诗，按时代先后编次，书中有大量评语及圈点，体现了二人的论诗主张。《贺贻孙诗话》曰：“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唯钟、谭所选，特标性灵。”[13](P10427)与“明七子”一味崇尚高华宏整的格调相异趣，竟陵派“特标性灵”。《唐诗归》选盛唐诗19卷，其中选杜诗6卷，为数量最多者。其评杜甫曰：

钟云：读老杜诗有进去不得时，有岀来不得时，诸体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又云：读初盛唐五言古，须办全副精神而诸体分应之，读杜诗，须办全副精神而诸家分应之，观我所用精神多少分合，便可定古人厚薄、偏全。[14]

此段话极为感性，实则说明在钟惺看来，杜甫的每一体、每一篇、每一句都是需要全副精神去品味的好诗。具体到杜甫的七律，其评语亦别具一格，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句评曰：“钟云：二语虽一气，然上语悲下语谑。微吟自知，不得随口念过。”“醉把茱萸子细看”句评曰：“钟云：子细看，二字悲甚，无限情事妙在不曾说岀。”再如《秋兴八首》：

钟云：《秋兴》，偶然八首耳，非必于八也。今人诗拟《秋兴》已非矣，况舍其所为秋兴而专取盈于八首乎？胸中有八首便无复秋兴矣。杜至处不在《秋兴》，《秋兴》至处亦非以八首也。今取此一首，余七首不录。说见《诗砭》。予与谭子分谤焉。又云：此诗不但取其雄壮，而取其深寂。[14](2)《诗砭》为钟惺所撰，钟惺《再报蔡敬夫》一文中有：“恨《诗砭》一卷未成，不能录与公正之。”

钟、谭二人重视个人情性的流露，对杜诗的体会更为深细，在格调正变之外，揭示出杜诗的另一面。对七律《秋兴八首》的解释也令人耳目一新。《唐诗归》一书十分风行，有“古来选诗者最多最佳者，前则《品汇》，后则《诗归》”[15]之称。竟陵派出现于晚明时期，此前文坛经历了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等诗歌流派对文学道路的探索和宣扬，唐诗作为其创作范本，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客观上使得对唐诗的理解更为多面、深入。杜甫的七律亦经历其中。

自杜甫去世直至明代，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杜甫七律以其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性，得到文人的认可，进入诗歌正体，成为学习效法的典范，一步步终成经典。清代，杜诗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甫的尊崇地位也达到顶峰，对于杜甫七律来说，虽然对其经典意义的发掘更为深入，但已非经典化历程的推进，仅是经典地位确立之后的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