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枚的出版经营活动

王广鹏

摘    要： 袁枚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文人经商的典型范例。袁枚精心经营图书出版、教育辅导等商业活动，经营颇为成功。本文以袁枚的出版经营活动为例，对其表现、原因与示范意义进行探讨，更好地理解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文人与商业的结合关系，为当代文人与文化产业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袁枚    产业    经营

袁枚在传统视角中往往是作为性灵派代表诗人出现的，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为世人瞩目，而其商业经营活动却往往被无意遮蔽。袁枚作为清代文人经商的典型代表，出版、教育、文物鉴藏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为文人，袁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经营如何取得了成功，下面将以出版经营活动为例进行说明：

一、袁枚出版经营活动的表现

（一）书籍印刷

首先，从主观来看，第一，袁枚在乾嘉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寒士，多对其诗文爱不释手。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记载：“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①（201）从中可以看出袁枚受欢迎范围之广。甚至海外他国，都来购买其书，据《随园轶事》记载：“高丽进士李承熏、孝廉李喜明、秀才洪大荣等，俱在都中购《随园集》。”②（218）洪大荣等人买下书后回到高丽，袁枚著作被争相传阅。期年之后，高丽国又派人前来购书，购书规模是之前数十倍。之后高丽国来购买袁枚书籍的人不曾断绝，蔚为大观。第二，袁枚还广交朋友，甚至广收女弟子，人际交往圈子扩大客观上推动了袁枚书籍的流通与知名度。其次，从客观背景来看，第一，乾嘉时代经济整体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在这种经济与文化背景的支撑下，士人学者购书藏书行为大大增加。第二，清代的科举规定，以八股取士。在官方用人政策的号召下，八股文章类的书籍在书市成为热门。其《袁太史稿》成为清代文人考取功名、应试八股时的参考书之一，在市面上广受士子欢迎。第三，清代曾将戏曲、小说等讲稗官野史、鬼怪乱神等内容的书籍纳入禁书之列，反而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一些书商抓住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趁机获得更多的利润③（124-129），客观上推动了其《子不语》的销售。第四，清朝时期，汉学在日本是显学，清代诗文集被大量刻印到日本。中日文化交流为袁枚的诗文集外传提供了客观条件，袁枚诗文传到日本后广受欢迎，并影响了一大批日本文人，例如日本诗人中岛松隐以袁枚知己自称，对袁枚诗文之美深感认同。

在上述原因的综合影響下，《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文集》《子不语》等书籍得以大量付梓。从数量上看，仅以其诗歌为例，袁枚存诗现有四千多首，在古代文人中亦属高产作家。即使临终之前，袁枚还在打磨诗歌，可以看出他只要尚存声息，创作活动就不会停止。此外，据蒋寅统计，《随园诗话》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到清代末年共付印六十二次。这么高频的付印次数，除官方规定的四书等教材类书籍之外，实属罕见。产量如此之大，印次如此之多，使袁枚在作品印刷一项上就赚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二）选文卖文

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优秀作品，里面选取了大量诗歌作为理论评述的对象;在当时来看简直相当于今天的权威文学杂志或核心文学期刊，想让自己的诗歌入选《随园诗话》的文人不胜枚举，潜性为袁枚获得收入提供了条件。《小仓山房诗文集》里面有近百篇的碑铭文，其中不乏其为自己真心悼念的良师益友而作的文章，但绝大多数属于达官贵人给钱买文，这为袁枚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收入，有的铭文甚至可出价到上千两银子。袁枚本人并不是见钱眼开之人，这从他当官之时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选诗的时候重视诗歌本身的质量，并不会因金钱势力放弃对于诗歌的把关。大多数达官贵人往往选择送礼的方式，而非直接送钱，以这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直接市侩的方式，求得在《随园诗话》中为自己留一席之地。这些达官贵人所送礼物往往本身价值不菲，例如《随园全集·续同人集》里曾选录思元主人④多首诗歌，《小仓山房外集》卷八补遗亦收录《思元主人诗序》，裕瑞在与之交游过程中赠送的礼物价值多达数百两。耄耋之年的袁枚在乾隆五十五年选择外出游览，途经苏州、扬州等地，所过之地高官显贵、文人贤士，莫不争相与之交往，馈赠礼物，以求赏识。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几两银子或许就可以博得袁枚点头，其诗即可以入选《随园诗话》。根据王英志主编的《袁枚全集新编》，笔者从中摘录两段袁枚日记，对袁枚收礼的情况可见一斑：

午后接家信，内附湖广江西陈抚台信一封，送银一百两;又司马臬台信一封，送翡翠瓷碗二只、茶碗十个;陈中丞信中寄《填词韵略》一本，乃其令祖其年公著作乞序者。（《记游册·卷一·初九日》）

十九日辰刻拜伍制军，制军送鼻烟二瓶、衣料四匹、神曲四合、洋香二百元。郭康侯请吃早饭，仍小兩不住。午后严士敏请小集，邀赵广文、吴草堂作陪，初更时即散谈至二鼓而卧。赵教官送代席一函。（《记游册·卷一·十九日》）

《随园诗话》与《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诗文并非篇篇俱佳，与其受金钱侵染不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其整体文学成就，而且那也推动了袁枚在商业经营上取得成功。

除了为人写传记铭诔之类的文章之外，袁枚还在他人书中，或作序，或评点，获得丰厚的报酬。古代图书出版营销术常见之一便是利用评点者的名人效应为书籍做广告，使评点成为书籍的卖点⑤（44-46）。袁枚充分抓住了这一特点，虽然功夫不多，盈利却十分可观。例如有富商打算重新翻印孙过庭的《书谱》，袁枚仅仅为其序中写了十几个字，便获得了两千两白银⑥（146-147）。

（三）商业互补

袁枚的出版经营活动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其经营的教育业、旅游业、收藏业、餐饮业等紧密相连，形成互相补充的产业互补型运行模式。首先是教育业，袁枚为官之时就开始设帐教学，辞官之后，以随园为基点，广招学生，甚至大规模招收女弟子。学生或为学习八股应制文章，或为探讨性灵诗文，自然免不了购买、传播袁氏经营的书籍。袁枚的弟子大多为出身显贵之人，例如汪缵祖是湖北巡抚汪又新之女，徐裕馨是大学士徐本的孙女，蒋心宝是户部侍郎蒋戟门的孙女，此类学生们本身家境雄厚，又处于上层社会交际圈，客观上推动了袁枚书籍的出版流通。其次是旅游业与收藏业，袁枚的随园是对外开放的，外人可进园游览，《随园琐记》中记载：“典试提学及将军、都统、督、抚、司、道，或初莅任所，或道出白门，必来游玩，地方官即假园中设筵款待。”随园内设“书仓”，承担藏书、展览、售书等多重功能。此外，“琉璃世界”“南轩”等建筑也承担藏书的功用。外人自由游览随园景色的同时，往往会参观袁枚藏书之所，拜读、评点、购买、传阅袁枚书籍之人不在少数。袁枚使随园对外开放，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达官贵人常常于随园饮酒赋诗，一些富商大贾行令之时遇到语塞之处，袁枚往往会即时行令，为其解围，因此常常受到一些商人赠予的钱财。最后，袁枚作为美食家对于美食有独特的追求，他常常依托随园，大摆筵席，并邀请了王小余⑦（1330）等一批优秀厨师负责其餐饮，在随园形成了自身的饮食文化。袁枚根据多年来的饮食经验，写成《随园食单》，是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贡献。当时，百姓日常实用类图书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商热衷的选题③（124-129）。《随园食单》一经出版就被各大菜系的厨师视为必读经典。

二、袁枚经营出版活动的原因探究

袁枚的经营出版活动，上文已有所涉及。首先在于袁枚本身负有盛名，广结善缘，出版销路极好;其次在于他能够积极选文卖文，并将出版业、教育产业、旅游业等互相补充，拓展经营渠道;再次就社会经济来看，乾嘉时期经济富裕，读者有较强的消费购买力;最后就社会文化来看，袁枚的书籍符合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为出版商与读者所追捧。这些既是袁枚出版经营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又是袁枚选择经营出版活动的原因之一。下文将对袁枚选择出版经营活动的主客观原因进一步补充说明：

（一）个人原因

袁枚之所以突破传统文人“清高”自居的模式，首要原因在于现实用钱的需要。归隐随园以后，由于供养家人、买书藏书、外出游览、人际交往、修缮随园等各方面都需要费用，袁枚才将经营商业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手段。其次，除了现实用钱的需要之外，袁枚过去的经历及友人的遭遇，都深深刺激了他经营商业的想法。乾隆十六年，即其辞官后的第三年，回到随园以后，看到的是一副破败萧索的景象⑧（1158）;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袁枚又踏上做官的道路。生活的困顿使他放弃了自由自在的性灵人生的日子，看到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程晋芳外，其好友沈凤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清高”文人，当官七次，家徒四壁。沈凤一直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连身上穿戴都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这些亲朋好友穷困经历的反面案例，使袁枚看到善于经营产业的重要性。

（二）客观原因

首先，就乾嘉时期的经济背景来看，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孕育发展，政府针对商业实质上提出了一些扶持性政策⑨（33-38），尤其是江浙地区，商业风气日盛，这种社会风气对袁枚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其次，李渔等人经商的范例为袁枚提供了示范。李渔不仅经营自己卖文卖赋卖小说的出版活动，而且积极经营以戏剧为主体的演出活动。袁枚对李渔的《闲情偶寄》非常喜欢，对于李渔这种成功的经商之道从内心认同。与袁枚交往密切的郑板桥也是经商文人的一个例子。袁枚与郑板桥私下交情甚深，郑板桥卖画的经历对袁枚也有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袁枚在清代文坛上负有盛名，作为“乾嘉三大家”之一，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著作。然而袁枚并没有像传统“清高”文人一样，家徒四壁，甚至寄人篱下。而是以随园为基点，大力开展图书出版、教育产业、旅游业等商业活动，不仅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开展了修缮随园、资助友人等活动。袁枚的商业经营是历史、时代、个人等多方面背景因素交叠的结果，为后世文人商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见《惜抱轩文集》卷十三，袁随园君墓志铭，（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六，（清）袁枚著，雷芳注译，崇文书局，2016.

③李鹏.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3（11）.

④思元主人：裕瑞是裕亲王世子，别号思元主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他曾結交袁枚，《随园全集·续同人集》中收有他和袁枚赠答的诗文多首.

⑤李鹏.古代图书出版营销术举隅[J].文史杂志，2006（3）.

⑥见《随园流韵·袁枚传》.袁杰伟著.作家出版社，2018.

⑦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六，厨者王小余传，[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⑧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一.青山招主人赋，[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⑨郭蕴静.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J].史学月刊，1987（1）.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27.

[2]郑幸.袁枚年谱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袁祖志.随园琐记[M].随园三十种本（乾隆嘉农闲刻）.

[4]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袁枚.子不语全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7]王英志.袁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罗以民.袁枚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9]黃冕堂.论清代前期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江宁五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J].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3（S1）：42-69.

[10]郭蕴静.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J].史学月刊，1987（1）：33-38.

[11]李鹏.论清代文化政策对图书出版营销的影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11）：10-14.

[12]李鹏.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3（11）：124-129.

[13]彭雨新.从清代前期苏州的踹布业看资本主义萌芽[J].理论战线，1959（12）：46-52.

[14]李鹏.古代图书出版营销术举隅[J].文史杂志，2006（3）：44-46.

[15]李鹏.中国古代的图书零售[J].文史天地，2014（3）：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