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经济协动性变化分析

祝梓翔,程 翔,邓 翔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引言

从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博弈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老牌守成的美国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美贸易战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重点在于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1]。从中兴的芯片危机到华为的孟晓舟事件，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实力，进而遏制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因此，中美经贸冲突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2]。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产业结构不匹配以及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两国贸易冲突的主要诱因[3]。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4]，加之中国出口市场过于依赖美国，加剧了两国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5]。但高祥和刘道纪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之争[6]。美国的政治选举和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遏制都会导致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7]。

总之，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两国虽受惠于互补性的贸易关系，但也受损于竞争性的大国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与政治上的遏制同时存在，共同作用于双边的外交关系。对于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对两国的影响，陶为群认为这会导致我国当年对外贸易缩减，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8]。樊海潮和张丽娜从中间品贸易和量化分析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发现一国进口最终产品关税下降，该国福利水平发生恶化，但如果进口中间品关税降低，该国福利水平改善[9]。崔连标等认为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是双输的结果，但中国受损程度更高[10]；赵建和胡晨曦通过对两国间进出口弹性测算发现，只要中国对美国的征税采取反制裁措施，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有限[11]。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通过国际间的进出口贸易以及技术的双向流动，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协同性。图1和图2给出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协动性变化的特征事实。其中，中国的数据来源于Chang等的文章[12]，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所有数据均经过季度调整。

图1展示了2000年至2017年中美两国季度GDP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以及投资增长率之间的滚动相关系数，采用20期(即5年)移动平均得到中美两国主要变量的滚动相关系数。如图所示，在大多数时间段中美两国之间的居民消费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但自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协动性出现短暂下降，但很快又再次上升。而中美两国间的投资增长率呈现负向变动关系，这种负向关系在2008年以后逐渐变强，直到2013年底逐渐降低，并在2015年底由负向关系变为正相关。

图2展示了1995年至2017年间中美两国季度贸易额占各自GDP比重的对比。从中国方面看，1995年至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一直是顺差，在本轮金融危机前，贸易顺差占中国实际GDP的比重保持上升趋势，最高时接近每季度6%。金融危机后贸易顺差占比出现短暂下降，但依然稳定在每季度3%左右。而从美国数据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占美国实际GDP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每年的比例不超过1%，相较于美国而言，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美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联动性，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也一直存在。已有研究表明，贸易顺差、进口国的就业和产出下降等经济因素[13-15]、利益集团和政治游说[16-18]是引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影响因素。中美两国间的技术发展是否会对两国间的贸易造成影响，目前仅有杨飞等从中国技术赶超的角度进行分析，证实了美国出于战略考虑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观点[19]。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本文从中美两国间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作为切入点，拟构建开放贸易的两国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中美两国的技术冲击与投资冲击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借鉴Ireland建立的两国随机增长模型[20]，本文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建立包含家庭、企业、政府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一个代表性的中间产品生产公司，一个代表性的最终产品生产公司和一个政府，模型的细节将在随后具体描述。在后文的描述中，中国作为国内部分，涉及的经济变量将用上角标H表示，美国作为外国部分，涉及的经济变量将用上角标F表示。

(一)家庭部门

(1)

(2)

式(2)中引入以家庭消费品为单位的债券持有量的任意小成本，这保证了描述模型均衡的时候具有固定解[21]。式(2)右端最后一项引入家庭部门劳动力供给的调整成本，同样以国内家庭消费品的单位来衡量。调整成本均按照特定变量进行调整[22]，即：

(3)

(4)

其中参数δ表示实物资本的物理折旧，其取值介于0到1之间，参数φK表示投资水平调整的成本系数，取值满足非负。参数ηH将设定为国内投资与资本的稳态值之比，使稳定状态下的资本调整成本等于零。

同样，对于国外代表性家庭消费者需要最大化效用函数

(5)

国外代表性家庭同样面临预算约束，即：

(6)

(7)

参数ηF设定为国外投资与资本的稳态值之比，使稳定状态下的资本调整成本等于零。

(二)厂商部门

1.中间品生产商

(8)

(9)

(10)

(11)

2.最终品生产商

(12)

(13)

结合国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润表达式与国内最终产品生产公式，可以得到：

(14)

(15)

(16)

结合国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润表达式与国内最终产品生产公式，可以得到：

(17)

(三)政府部门

两国政府的税收均用于购买本地消费品，即

(18)

(19)

(四)贸易变量与均衡条件

国内净出口，以国内消费品为单位表示，即：

(20)

同理，国外净出口，以国外消费品为单位表示，即：

(21)

两国间的实际汇率可以表示为：

(22)

两国间的贸易条件可以表示为：

(23)

中间产品在国际上进行交易，债券持有成本和劳动力调整成本以及政府采购均以当地消费品为单位计价，该模型的市场出清条件是

(24)

(25)

(26)

(27)

(28)

(29)

(30)

所有的价格都是以抽象的账户单位来衡量的，因此可以标准化国内消费品价格，即：

(31)

(五)外生冲击

对于两国技术冲击以及投资冲击，按照Rabanal等的描述[22]，可以表示为：

(32)

(33)

(34)

(35)

本文主要考察两国技术冲击以及投资冲击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按照Chang等[24]对消费者偏好冲击的描述，为简化起见，我们只考虑静态的冲击情况，我们给出偏好冲击的自回归方程如式(36)和式(37)所示：

(36)

(37)

(38)

(39)

三、参数校准

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存在显示解，我们将采用数值算法求解模型。本文首先对具有广泛共识的参数进行赋值，然后将剩下的参数通过中美两国之间的季度数据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得到包括劳动力调整成本和资本调整成本的参数取值。

对于家庭部门而言，贴现因子β为0.99[25-26]，消费者风险厌恶系数γ为2[27]，消费的份额参数μ为0.34，这与Rabanal等[22]和Ireland[20]的设定一致。每季度实物资本折旧率δ为0.025[28-29]；参数ηH和ηF设定为每个国家稳态时的投资与资本比率，而φd取为0.00120可确保模型的稳态增长路径是唯一的。对于企业部门来说，中美两国的资本产出弹性存在差别。国外相关文献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取值一般在0.3～0.4之间，如Bernanke等[30]的取值为0.35，Gertler和Karadi[31]的取值为0.33，Verona等[32]的取值为0.36，本文选择美国资本产出弹性为0.36；中国学者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值进行了修正，如张军[33]的估计值为0.499，仝冰[34]的取值为0.43，普遍高于国外文献常用值，本文以高然等[35]估算的0.45作为参数的取值。对于贸易参数，如中间商品权重参数ω以及中间商品替代弹性θ的设定，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采用Ireland[20]关于两国随机增长模型中对美国和欧洲中间产品参数的设定，令ω为0.1，θ为1.05。表1是对模型参数校准情况的总结。

表2报告了模型剩余参数的估计值。本文通过最大似然法估计剩余参数，并给出每个参数估算的标准误差。估计序列包括中美两国1995—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率、中国投资增长率、中国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比率、中国劳动就业率、美国消费与中国消费比率、美国投资与中国投资比率、美国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比率以及美国就业率的季度数据。中国的数据来源于Chang等[12]，其中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率指标通过中国居民名义消费量除以GDP平减指数，进行季度调整后并一阶差分后取自然对数获得；中国投资增长率指标通过中国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除以GDP平减指数，进行季度调整后并一阶差分后取自然对数获得；中国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比率指标通过中国政府实际支出值与居民实际消费量的比率取对数获得；中国劳动就业率指标通过中国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获得。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并通过万德数据库的季节调整获得，其中美国消费与中国消费比率指标通过美国个人消费的实际值与中国居民消费的实际值的比率取自然对数获得；美国投资与中国投资比率指标通过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的实际值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的比率取自然对数获得；美国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比率指标通过美国政府部门支出的实际值与美国个人消费的实际值的比率取自然对数获得；美国就业率指标通过万德数据库直接获取。

表1 参数校准情况

表2 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和标准误差

四、数值模拟

本节对模型进行数值模型。首先通过全样本数据估算的模型参数对模型进行稳态求解和对数线性化，给定外生冲击(中美两国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分析外生冲击对双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其次采用反事实分析法，考虑美国技术外溢以及投资外溢条件下中国的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中美两国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最后以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通过最大似然法分别估算2008年前后主要参数的取值，分别观察外生冲击对双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1)分样本检测脉冲图可参见期刊官网发布版本。。

(一)全样本估算

分别给定两国技术冲击，观察其对对方国家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图3表示技术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其中虚线表示美国的技术正向冲击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实线表示中国技术正向冲击对美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随着中国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产量上升，价格下降。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间产品为互补型，因此中国对美国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上升，通过中间品市场的供求定律，美国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升。美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会为美国带来大量利润，美国更愿意出口其中间产品，故美国的净出口表现为上升趋势。当美国将更多的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后，留在国内的中间产品量下降，最终产品的产量下降，国内的资本积累和投资相应下降，进而导致劳动力和最终产出的减少，因此家庭的消费水平下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整个经济体福利水平的上升。这是因为随着中国中间产品不断增加以及价格的下降，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更低，美国对中国表现为贸易逆差。由于中间产品的互补型，进口增加为美国国内生产最终产品创造条件，因此居民消费上升以及美国国内的投资提高，从而改善国内的资本积累量。因此，从上期来看，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技术的进步会让美国消费者福利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而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而言，由于中国技术的进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提高，因此劳动力会从美国市场流向中国市场，故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美国的技术冲击对于中国而言，传导的渠道与中国对美国一致。但是从脉冲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而言，受到美国的技术冲击，中国的净出口表现比美国受到中国技术冲击时的反映更强，进而最终产品和国内投资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这是符合实际的，现实中，在同等条件下美国对冲击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中国，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变量的反映更大。

另外，给定两个国家的投资冲击，观察其对对方国家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图4表示投资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其中虚线表示美国的投资冲击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实线表示中国的投资冲击对美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

一方面，当受到来自中国投资冲击时，由于投资的挤出效应，美国国内的投资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国内资本积累减少；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投资的下降会导致中间产品产量的下降，而中国投资的上升导致中国的中间产品产量上升。随着中国的投资水平增加，中国国内中间产品的产量上升，为了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中国会大量购进美国的中间产品，导致美国净出口增加，对于美国而言表现为贸易顺差。更多的资本进入美国国内，导致美国中间产品价格下降，进一步导致美国中间产品产量下降。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来自中国的投资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正向变化。当中国经济受到美国投资冲击时，短期内国内的投资被挤出，导致国内资本积累下降，进而导致国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产量的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在长期来看是正向的，国内的投资在长期也呈现正向发展，资本积累在长期增加，会导致中国国内最终产品产出增加，消费者福利提升。劳动力市场也随着美国投资的增加，更多的劳动者被雇佣，从而就业率上升。

(二)反事实分析

上述分析中，中美之间的技术冲击与投资冲击均是独立的，即美国的技术进步不会给中国的技术进步来带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两国之间经济协同性变化，我们假设技术进步以及投资扩张具有外部性，即美国的技术进步或投资扩张会对中国技术的进步以及投资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称之为“技术外溢”或“投资外溢”。图5至图8给出了当美国技术与投资具有外部性时，中国的技术以及投资正向冲击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图中横轴表示的是技术溢出水平，当技术溢出为0时，表示中美之间技术没有相关系，即技术进步是独立的；当技术溢出为1时，表示中美之间技术完全相关，即美国的技术进步会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同等程度的增加。纵轴表示的是经济变量变化的期数，高轴表示的是变量受到冲击后的模拟值。

图5反映了当美国技术溢出时中国的技术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的加强，美国的国内消费者福利在不断提高，资本积累水平与国内投资在长期来看也呈现出正向的积累过程。对于美国净出口来说，技术溢出的程度对其影响不大，但是当美国技术完全溢出时，会恶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即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加剧。从长期来看，随着美国技术溢出，中国的技术冲击会提升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美国国内的投资和资本积累也在上升，对于总产出的提升有益的。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的技术冲击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负向影响。随着中国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劳动力会面临失业的风险。

图6反映了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的增加中国技术的正向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图中不难看出，居民消费以及投资水平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的加深而增加，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也会随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增加，但其对美国技术溢出程度的反映较小。从长期来看，美国技术溢出的增加会增加中国国内的居民福利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国内的总产出。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长期的失业。

图7和图8分别反映了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的增加中国投资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其中投资溢出程度的取值在0到1之间：当投资溢出程度为0时，表示中美之间投资没有相关系，即两国的投资扩张是独立的；当技术溢出为1时，表示中美之间投资扩张是完全联动的，即美国的投资扩张会给中国投资扩张带来同等程度的增加。

从图7中可以看到，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增加，美国的经济受到中国投资冲击时，主要经济变量呈现出负向关系，即中国的投资冲击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看，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的增加，美国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下降，国内投资下降，进而影响到美国资本积累。净出口在受到中国投资扩张的影响后迅速下降，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水平。但是对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言，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增加，就业率上升。

图8反映的是中国投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的增加，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受到中美之间贸易的影响最终呈现负向变化。但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投资冲击能够提升本国的就业率。

(三)分样本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时间节点，分样本讨论技术冲击与投资冲击对两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对比全样本估算的脉冲反映结果来看，中国技术正向冲击对美国主要经济变量影响的结果基本没有较大改变，但是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受到美国技术冲击的影响更大。这表现在：一方面，美国的技术正向冲击会造成中国投资水平下降，导致国内资本积累减少，这影响到中国最终产品的产出，导致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中国净出口程度也会随美国技术冲击而扩大，美国需要更多的中间产品进行生产，从而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国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只能生产技术水平低的中间产品，因此美国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且美国技术进步还会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上升。

对比本轮金融危机前后技术冲击影响的脉冲图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技术冲击对对方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说明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技术发展更加对立。一国的技术进步会对另一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较为长远的负面影响。而通过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两国之间技术越对立，技术进步对另一国的负面影响越大。相反，如果存在技术溢出，即中美之间的技术协同发展，那么对于两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是有力的。

对比全样本估算的脉冲反映结果来看，短期内投资冲击对两国主要经济变量影响的结果不发生改变，但从长期来看，来自美国的投资冲击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有利的。尽管短期内美国的投资冲击会挤出中国的投资，但随着中美之间贸易往来，中国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国内的投资在长期也呈现正向发展，资本积累在长期增加，会导致中国国内最终产品产出增加，消费者福利提升。动力市场也随着美国投资的增加，更多的劳动者被雇佣，从而就业率上升。

与全样本估算结果相比，分样本检验主要的结论不发生变化。从短期来看，投资冲击对两国经济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对方的投资冲击会挤出本国国内投资，造成资本积累下降，最终导致消费者福利水平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投资冲击的影响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投资冲击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就业率的影响为正。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中美两国间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作为切入点，构建了包含家庭、企业与政府三部门的两国开放贸易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中美两国的技术冲击、投资冲击对两国产出、投资以及进出口等关键经济变量的影响。模型参数来自中美两国季度数据的最大似然估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两国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增强，并能显著提高两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会增加两国的失业率；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向影响在增强，会降低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为正。结合近期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认为，中美贸易的根源在于美国意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避免中国在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实力等方面对美国形成实质性威胁，进而遏制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

近年来，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从长期看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但短期可能会对美国产生投资挤出、贸易逆差扩大等产生影响。但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寻求任内的短期政绩，很难忍受这种负面影响，因而不断挑起对华的贸易摩擦。因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到美国维护国际霸权和复兴制造业的战略定位。随着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中美两国可能会围绕国际地位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产生更多的争端，并以贸易摩擦的形式展现出来。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显著增强，但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重要[37]。因此，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应有长期准备。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政府应以避免中美贸易争端为目标，通过加强同美国相关部门高层的沟通与协商、扩大对美国商品进口等策略，缓和短期内的贸易紧张关系，适时通过有针对性的贸易报复措施反制美国的大幅度征税措施。但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应以掌握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技术为战略目标，占领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制高点，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市场环境和政策体系，避免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