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学评论何来急感

周纪鸿

我于1972年秦皇岛柳江高中毕业，正常应该1972年参加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高等院校10年没有招生。及至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经历了两次高考。一次1977年的那次，是省里出题，可能是报高了，也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复杂，反正是初选后没有被最终录取；于是半年后又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出題的高考，为了万无一失确保带工资上学，所以选了个远非名牌的高等师范院校。学校一般，却遇上了很有名气的老师——汤吉夫、苗雨时、李景彬、周家驹、陈涛、袁伟信……特别是汤吉夫老师，我们上学时他刚好40岁，正逢他的小说创作爆发期，一年之内竟连续发表13部中短篇小说，不少篇还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那时候，文学还处在社会的中心地带，往往一篇小说，就造成轰动效应，引起“洛阳纸贵”。而且，我校地处京津之间，北京、天津的专家学者等“大咖”经常被汤吉夫老师请到学校来讲学，当时，我们中文系，甚至比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还活跃。林非、刘再复、田本相、张琢、滕云、刘绍棠、陈俊涛等先生都来我校讲过课。很多课的内容就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想想看，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厂职工大学任教。一边上课，一边进修，一边创作。当老师就要评职称，而评职称想快点就必须走破格的道路。而要破格就需要有论文论著证明你的科研学术能力。因此自己“无需扬鞭自奋蹄”，1982年加入秦皇岛市文学工作者学会，即后来的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并在不久就兼任秦皇岛市文联文学评论组组长。经常参加河北省文联、《文论报》组织的活动。如1983年12月在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一周，不但见到了河北师大资深教授冯健男先生和徐光耀、尧山壁、李漫天、刘哲等文联作协的领导和杨振喜、封秋昌等省内文学评论家，还有《文论报》编辑、小说家关汝松等。还见到了来自北京的文艺评论家李准、丁振海、陈骏涛等先生。1984年4月，作为秦皇岛市文学评论界的代表，参加了河北省文艺理论座谈会，深深感受到河北文联作协对文艺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1985年5月，在沧州我代表秦皇岛市文联参加了河北文学新人作品讨论会。1987年10月14日至18日，在石家庄应邀参加了河北中青年评论家笔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李书磊。那是李书磊刚刚23岁，非常年轻，给我们讲座行云流水一样，滔滔不绝。1987年是我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一开年，就在保定的《小说创作》上发表了评论，紧接着，在《文论报》（当时有所谓“三大文报”之说，即北京的《文艺报》上海的《文学报》和河北的《文论报》）上发表评论，高潮是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家》1987年第4期上发表一篇一万字的评论。与李书磊一握手，他说我读过你的评论，写得不错。我好激动了一会。之后，我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几乎同时，我破格评上了讲师。那个时候，讲师还是稀罕物。

80年代我还参加了两次很重要的文学活动。一个是1983年7月，在秦皇岛举办的“欧美现当代文学讲习班”。这是由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研究会举办的，而我的老师袁伟信教授是这个研究会的会长。我也就跟随着参加学习半个月的时间。当时讲课的都是全国著名的教授学者，有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研究员、诗人袁可嘉，有著名英国小说研究员朱虹（柳鸣九夫人）、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诗人郑敏（郑振铎的女儿）、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孙凤城、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方平、南京大学教授张月超等。这些人是全国外国文学界的翘楚，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和诗人。除了学习，我还兼任导游，认识了教授，还认识了一些青年才俊，如江西师范大学的傅修延。现在他已是江西省著名专家，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了。我实在是受益匪浅。1985年8月1日至13日，我在安徽屯溪参加了“19世纪西方文学讲习班”。还是由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屯溪师专协办。学习之余我第一次上了黄山。那时，屯溪还没有改名为黄山市。我还担任《亚非文学二百题》一书的部分章节的执笔人。

90年代初，我曾在《河北日报》上发表几篇文学评论。1994年初因铁路职工大学不再招生，我如愿调入海关总署秦皇岛海关学校。1995年，我很顺利地评上了文科高级讲师。与我同时进入高级讲师序列的很多都是“老五届”的大学生。一直到1996年我才以一篇《求之切切的教科书评论》首次登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不但上了第七版头条，而且还上了第一版导读，非常令人鼓舞。直至1999年8月7日我又以《余秋雨的“问题散文”令人关注》登上心仪已久的《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这篇文章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收入索引。

进入21世纪初，秦皇岛海关学校也停止招生了。我在2002年顺利调入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由高级讲师转任海关公务员。身份的转换有很多新的要求。而要胜任新的职务就必须重新学习。因此，我热爱多年的文学评论只好暂且放下。2014年我正式离开工作岗位，重新拾起我的文学评论梦想。先后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和启发。“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唤醒了潜藏在我心里多年的评论梦想，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从2014年开始，我又继续在《光明日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可喜的是，我于2017年加入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为全国1300多名文艺评论家之一。同年9月在沈阳参加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六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听了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同志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专题辅导报告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所作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价标准论述的体会》以及王一川教授、潘公凯教授所作的学术报告等。

通过近一周的培训学习研讨，我似乎找到了感觉。这个研讨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文艺评论家，年龄最大的是大连海事大学的退休教授孙光圻先生，最小的是我们组的中国新水墨画院研究部副主任兼學术委员会秘书长王进玉，不到30岁。可谓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在新时代，从事文艺评论的工作既光荣，又艰巨。大家信心满满，擦拳磨掌。我也暗自加油，奋力一搏。

2018年是我文学评论的丰收年，共发表12篇长短文章，几乎月月有收获。这一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篇评论，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四篇评论和文章，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在《天津文艺界》发了一篇评论。《小品文选刊》选了我两篇散文。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文艺评论》第10期发表了拙作《试论“老五届”散文家群体》13000字的长篇论文。文章发表后，受到社会文友，特别是“老五届”散文家们的一致点赞。散文理论家、四川大学曾绍义教授来信写道：

拜读大作，眼前一亮，心中感佩，“界外”之人的你做出了我等“界中”之人未能做到的“集束”性研究，谢谢你的劳动！

曾先生不但对我的文章给予肯定，并给我提供了很多“老五届”散文家的联系方式，还一口气给我寄来包括《中国散文百家谭》在内的九部巨著。著名散文家梅洁说：

谢谢你第一个提出“老五届”散文家群体的概念。“老五届”散文作家是个对中国新时期散文有沉甸甸贡献的人群，作品分量绝对值得研究。真的太感谢了。

在仔细阅读拙作之后，梅洁老师又发来微信说：

拜读了大作，非常感谢也感佩。先生给这个作家群的定位很中肯，很到位。这个群体是可以承载这个荣誉和这份价值判断的。看得出，先生是在真正做研究、真正做学问的，虽然并不是文学界内学者。但洋洋万余言的文字，评析的如此缜密、文理精当，情理交融，学者风范绝不亚于界内。深表感谢和钦佩了！

著名散文家杨闻宇先生给我发微信说：

从行文能看得出你这是下了功夫的一篇力作。散文研究上，你这样切实、独到的文章，很难看到了。

他还给我寄来了他的43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近看西安兵谏》。郭保林先生还把他的新作《大江魂》给我先发来，让我先睹为快。并准备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大江魂》的专题研讨会。陈慧瑛老师给我寄来三部散文集。奚学瑶先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篇论文分量很重。或许会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录。梁衡先生、卞毓方先生对此文也高度肯定。一篇论文能引起业内人的广泛关注，是十分难得的，更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2018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很多文学艺术名家陆续离开。仅就我熟悉的就有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雷达75岁去世；年中我的导师、辽宁大学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乌丙安教授90高龄逝世；11月6日，著名报告文学家张胜友71岁去世。这么多熟悉的师长文友离开，对健在者也是一个提醒，既要认真努力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余生都是在一天天减少！我今年65岁，如果正常的话，至少还可以再写10年。如果能像季羡林老先生那样，80岁时还花两年时间写了一部80万字的《糖史》，那可真是神仙一样地叫人敬佩啊。

此刻，我又一次想起我的老师汤吉夫先生，一晃，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生前跟我们说，要培养训练自己的学术敏感。这个词我记忆犹新！“学术敏感”，对一个文学评论家来说是多么重要！

是的，我要牢记老师的提醒。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研究室原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