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後唐洛陽宫城主要建築考

2020-07-29 06:41賈鴻源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2020年1期

賈鴻源

就中古到近世的中國古代都城中的宫城佈局演進而言,五代因上承隋唐、下啓兩宋,在這一脉絡鏈條中具有無可否認之重要地位。然恕於文獻記載闕略不均,五代時期諸政權之宫城佈局原貌,目前尚無法得到較清晰之觀睹,而學界對五代時期宫城佈局問題雖已有一定涉及,但成果多趨於零散且有部分訛誤。(1)李健人著: 《洛陽古今談》第三節《五代洛陽都城之建築》,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35年,第209—211頁。劉慶柱主編: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上册,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80—381頁。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6頁。作者或依《宋史·職官志》所載,認爲後唐洛陽宫城内之正衙殿爲端明殿。張學鋒: 《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爲中心》,《社會科學戰綫》2015年第8期,第79頁。作者提出五代洛陽都城範圍縮小至原隋唐東城及以東之區域。本文對杜、張二先生的看法有所異同。有鑒於此,本文且試對五代時期後唐洛陽宫城的内部空間佈局,作一例證式之集中梳理。

之所以選擇後唐洛陽宫城進行重點復原,乃以下主客觀條件所促成: 其一,本文不取五代時期另一重要的都城開封,是因開封由原地方軍鎮衙署升立,前期佈局情況無法追蹤,且後續定都於此的各朝所展開的宫城建設,史料記載頗爲含混,目前尚不具備復原的充分條件。其二,相比於開封,洛陽於五代後梁、後唐、後晉諸朝不同歷史時期也曾多次作爲都城,且其佈局與唐代洛陽存在部分繼承關係,有利於借助唐代洛陽宫城佈局的相關文獻,展開合理的方位追蹤與復原,(2)唐代洛陽宫城佈局,對於本文有相關參考意義者,兹舉其要: 楊鴻年著: 《隋唐宫廷建築考》,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焕新: 《試談唐東都洛陽宫的幾座主要殿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編委會編: 《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57頁。姜波: 《唐東都宫城中軸綫佈局初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考古求知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437—447頁。傅熹年主編: 《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二卷《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築》,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366—374頁。程存潔著: 《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109—116頁。韓建華: 《論唐東都洛陽城宫城形制佈局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4年增刊(漢唐考古),第161—165頁。王静著: 《中古都城建城傳説與政治文化》,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20頁。張萍: 《武則天與洛陽的都城建設》,王雙懷、賈雲主編: 《漢唐史論趙文潤教授八十華誕祝壽文集》,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386—397頁。沈小仙、龔延明: 《唐宋“入閤”朝儀與議政之制源流考》,《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9頁。而其中的後唐,又獨以唐政權繼承者自居,所謂“先帝以賜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3)(宋) 薛居正等撰: 《舊五代史》卷三五《唐書一一·明宗本紀第一》,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491頁。故後唐宫城格局的集中揭示,對於分析其與唐代乃至五代其餘都洛政權的宫城佈局因革關係,有獨特之價值。其三,後唐屬五代時期以洛陽爲唯一都城的政權,文獻對於其宫城名物制度的記述也因而較爲豐贍。凡此,皆爲後唐洛陽宫城的佈局復原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内外部支持條件。

一、後唐宫城之道路系統與空間分區

宫城内部主要區域的劃定,主要受門道系統佈設的影響,故首先對後唐時期洛陽宫城主要門宇格局作一梳理: 唐代洛陽宫城正門應天門,早自唐末天祐年間已改名五鳳門,後梁、後唐因之,直至北宋,如《河南志》北宋洛陽宫城正門曰五鳳樓,即“因唐天祐之名”。(4)(清) 徐松輯,高敏點校: 《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第144頁。五鳳樓東西兩側分别爲興教門、光政門,二門沿襲隋唐舊名,且位置據考古探測亦因襲原址,(5)韓建華: 《試論北宋西京洛陽宫城、皇城的佈局及其演變》,《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4頁。後唐莊宗李存勖遇弑,叛軍即由東側的興教門攻入,(6)《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一〇·莊宗紀第八》,第477頁。西側的光政門,後唐新帝登基存問百姓也曾登臨。(7)《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紀》,第614頁。興教、光政二門各自向北,隋唐時曾分設會昌、廣運二門,及至北宋改稱左、右安禮門,(8)《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48頁。然二門五代時期已不見諸記載。

隋唐會昌、廣運二門繼續向北,有章善、明福二門,隋時曾稱入此二門即入“内宫”,(9)(唐) 杜寶撰,辛德勇輯校: 《大業雜記輯校》,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8頁。説明章善、明福二門一綫具有劃分宫城爲南部“前朝”、北部“内宫”兩大功能空間的緊要地位。與之相類,唐韋述《集賢記注》亦稱唐洛陽明福門外道西的集賢院,“南鄰中書省,北接宫城”,(10)(宋) 孫逢吉撰: 《職官分紀》卷一五《集賢院》引《集賢記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376頁。説明章善、明福二門東西一綫外,不僅有横街的設置,而且街北的“内宫”出於宫廷軍事防禦,同樣設有城牆。這種建築形式的直觀圖樣,可在唐長安太極宫内找尋到相似痕迹,如圖1所示,北宋吕大防《長安碑圖》太極宫太極殿後也設有東西横街,街北以兩儀殿爲核心的“内宫”建築群,便爲宫牆所環繞,依《唐六典》太極殿後有朱明門,門之東西各有虔化、肅章二門,入此二門,“則宫内也”。(11)(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 《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217頁。中宗神龍三年(707)七月,節愍太子李重俊謀誅韋后與上官婉兒時,便曾率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12)(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卷七《中宗》,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44頁。重俊率兵自肅章門突入“内宫”,又見《舊唐書》卷五一《後妃上·上官昭容》,第2175頁;(宋) 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卷七六《後妃上·韋皇后》附上官昭容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3488頁。更印證虔化、肅章二門及其門内横街,不僅屬前朝、“内宫”之空間分界,且具有軍事防衛關卡建築的性質。

圖1 平岡武夫復原《長安碑圖》太極宫横街及街北宫牆部分示意(13)截取自(日) 平岡武夫著: 《長安與洛陽: 地圖》,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按: 圖内朱明門之東西側近,分别爲虔化、肅章二門所在。

五代時期對唐之章善、明福二門附近有較大改易。如《五代會要》後梁開平三年(909)十月,改左右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原左右銀臺門爲左右興善門,(14)(宋) 王溥撰: 《五代會要》卷五《大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9頁。據《河南志》,更名之後,左右興善門在南,其北正對左右銀臺門,這也是五代洛陽前朝部分自北而南的最後兩道東西向門宇建築,且這一格局一直保持到北宋。(1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49頁。雖後梁左右銀臺門之前身左右章善門,唐時未見記載,但從後梁左右興善、左右銀臺兩組門宇的南北方位來看,若後梁洛陽宫城仍如隋唐,存在宫内横街與街北之“宫城”的話,則左右銀臺門因方位居北,更有繼承這一功能的優先可能性。

此點文獻有徵。如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七月,敕“諸司使並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16)《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70頁。説明左右銀臺門因方位處於前朝諸門之最北部,靠近“内宫”而守衛森嚴。而乾化元年(911)五月,太祖再次“詔左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17)《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6頁。此敕令中不得“入城”之言辭,頗值關注,因詔令是專門下達給左銀臺門的守衛,而左銀臺門方位前已辨之,處於宫城内部,故經由此門所入之“城”,顯非廣義的整個洛陽宫城。若結合前所引唐玄宗朝韋述《集賢注記》明福門外大街“北接宫城”,可知此“城”當爲五代後梁宫城内横街之北的狹義“宫城”,亦即“内宫”,而後梁左右銀臺門,當直接承襲昔日隋唐章善、明福二門之功能,作爲前朝、“内宫”的空間分界,二門東西一綫也繼續附設城牆建築,以備宫廷防禦。

後唐時期,左右銀臺門具有通入“内宫”臨界點的性質,以及二門所在横街處仍設立宫牆,也可據以下事例推知。如莊宗迎生母貞簡曹太后入京,有司建議莊宗“合於銀臺門内奉迎”,(18)《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7頁。因太后屬“内宫”品秩最高者,故皇帝於“内宫”最前方,亦即此區域南部之門處親自奉迎,以示尊禮。又同光二年(924)莊宗主持韓淑妃册禮,所遣册使“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宫”,(19)《舊五代史》卷四九《唐書二五·後妃列傳第一·韓淑妃》,第675頁。也從側面點出右銀臺門是進入韓淑妃宫所在的“内宫”區域的顯著空間節點。又同光四年四月莊宗遭叛軍弑逆,後者自宫城南面東偏門興教門攻入後,曾“登宫牆歡噪”,(20)《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一〇·莊宗本紀第八》,第477頁。因莊宗事先並不知情,已“入食内殿”,(21)(宋) 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402頁。即返回洛陽宫横街之北的“内宫”,而叛軍既已起事,必以迅速弑殺莊宗爲鵠的方得自保,所以其攻入興教門後所登之“宫牆”,顯非洛陽宫城南面五鳳樓、興教門等處之宫牆,以致自行貽誤戰機,而是直接攻打莊宗所在的“内宫”宫牆,不給莊宗及侍衛親軍從容組織平叛的反應時間。然而同理,因横街之北“内宫”宫牆的存在,莊宗借之爲屏障,“御親軍格鬥”,與叛軍在此展開對壘戰,莊宗最終被射殺於“内宫”中的絳霄殿,(22)(宋) 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第402頁。也説明叛亂爆發後,很快便以“内宫”區域作爲主戰場。

在明晰上述門道系統的基礎上,以下分别對後唐洛陽宫城的前朝、“内宫”區域中主要殿宇的佈局與功能情況,予以相應考述。

二、前 朝 部 分

後唐洛陽宫城的前朝,功能與唐代基本相仿,主要佈局國家之外朝正殿、外朝正衙以及宫城内的中央衙署等,恕於文獻所記,以下且對前二者佈局作重點考察。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後唐洛陽的朝堂,佈局已經打破唐制,由原宫城正門外的東西兩側,移入宫城内的外朝正衙之南,故以下也對這一新變化予以詳細之論證。

然在展開分析之前,有必要對上述正殿、正衙、朝堂三者之概念及功用等稍作介紹。外朝正殿,是指位於中國古代都城城内中軸綫之上的主要建築物。(2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 《中國古代建築辭典》,北京: 中國書店,1992年,第29頁。外朝正衙,是指除外朝正殿之外,供皇帝在外朝空間内坐朝、受百官朝見的另一主要殿宇。(24)龔延明: 《宋代官語彙釋》,氏著: 《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8頁。朝堂,是朝廷百官議事之所。(25)龔延明: 《中國歷代職官别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686頁。此三者乃中國古代都城外朝及其附近區域的主要建築。正因於此,本文且以此三者作爲揭示後唐洛陽宫城前朝格局之集中代表。

(一) 外朝正殿: 明堂殿

唐洛陽含元殿位於宫城正門應天門内正北,爲國家之外朝正殿,具備“元正、冬至,有時而御焉”的禮儀功能。(26)《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第221頁。又見同書卷四《尚書禮部》,第113頁。後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改名朝元殿,(27)《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性質仍屬國家之外朝正殿,且沿襲唐時於此舉行元正冬至朝會的舊例,如開平四年元正、冬至,(28)《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太祖本紀第五》,第81頁;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2頁。乾化元年五月朔,(29)《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5頁。梁太祖皆曾於此舉行朝會活動。及至後唐開國,同光二年正月丁未(八日)莊宗詔改後梁朝元殿爲明堂殿,並於此舉行朝賀,(30)《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5頁。此後,莊宗同光三年正月朔,(31)《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4頁。明宗天成二年(927)、長興元年(930)至四年正月朔,(32)《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一四·明宗本紀第四》,第517頁;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59頁;卷四二《唐書一八·明宗本紀第八》,第575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87頁;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一〇》,第601頁。閔帝應順元年(934)正月朔,(33)《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5頁。末帝清泰二年(935)正月朔,(34)《舊五代史》卷四七《唐書二三·末帝紀中》,第643頁。諸帝皆御明堂殿行元正朝會之禮。

此外,明堂殿也是後唐南郊前夕皇帝本人的致齋場所。唐制,“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35)《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第819頁。皇帝若親祀南郊,按《新唐書·禮儀志》須散齋於别殿,致齋於太極殿,(36)《新唐書》卷一一《禮樂志一》,第311頁。是知太極殿即國家之外朝正殿,這是就長安制度而言。而據《唐六典》洛陽含元殿禮制地位與長安太極殿相埒,(37)《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第220頁。可推斷其具有充當南郊前夕皇帝致齋之所的類似潛質。雖唐代文獻未見皇帝南郊前致齋於洛陽含元殿的明確記載,但後唐時期此制已得以落實,如同光二年二月親祀圜丘前,莊宗曾“赴明堂殿致齋”,長興元年二月親祀圜丘,明宗也預先“宿齋於明堂殿”。(38)《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8頁;卷四一《唐書十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60頁。凡此皆表明,明堂殿沿襲唐制,屬後唐之外朝正殿。

(二) 外朝正衙: 文明殿

五代洛陽正衙,仍沿襲昔日唐洛陽正衙舊址,以下先對該殿之名稱先後因革脉絡作一梳理。唐洛陽正衙,依《舊唐書·地理志》爲武成殿,方位在外朝正殿含元殿西側;(39)《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21頁。及至唐末昭宗入洛,據《宋會要》此殿被改名爲宣政殿,而哀帝天祐二年又改稱之爲貞觀殿。(40)(清)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69頁。又見《河南志》卷四《唐城闕古迹》,第121頁。按: 學界多將哀帝天祐二年之貞觀殿,誤視作唐早中期洛陽含元殿北之貞觀殿,考諸史料可知,後者自則天朝以降,已基本毁廢,故與唐末貞觀殿無涉,關於此貞觀殿之因革,煩請另參拙文: 《唐宋宫城禮儀空間研究》第一章《唐宋宫城佈局復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48—50頁。雖然殿名被不斷改易,但依照《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三年整頓入閤儀之敕令,是時哀帝仍明確以貞觀殿爲“朝廷正衙”。(41)《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第807頁。及至五代後梁開平三年正月,貞觀殿又被改名曰文明殿,(42)《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後唐一朝沿襲此稱。

關於後唐文明殿性質仍屬正衙,可據以下史料推知。如《新五代史·李琪傳》宋人歐陽修追溯唐代入閤儀故事,曾云唐人又稱正衙爲前殿,(43)(宋)葉夢得撰,侯忠義點校: 《石林燕語》卷二,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19頁。關於正衙政治功能層面等同於前殿,詳參杜文玉: 《大明宫宣政殿與唐代中朝制度研究》,《乾陵文化研究》第七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53頁。而入閤是指在禮制與政治因素影響下,將視朝地點由正衙改置於内朝正殿,並以此抨擊後唐之入閤儀,不僅不取内朝殿行禮,反而以“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44)《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第四二·李琪》,第618頁。儀式空間與唐制完全内外顛倒。借歐陽修之口,可知後唐的“前殿”文明殿,地位正對應唐時正衙,所以也就是後唐事實上的正衙,只是後唐在入閤儀中對此殿的使用出了差錯。

除卻以入閤儀爲代表的政治視朝功能,文明殿尚有其他政治與禮儀功用。首先,該殿也可如明堂殿舉行朝會。這種國家外朝正殿、外朝正衙兼具朝會功能的現象,唐代已經出現。(45)按: 此一現象,於唐代長安大明宫外朝正殿含元殿、正衙宣政殿二者之上表現最爲突出,詳參杜文玉: 《大明宫宣政殿與唐代中朝制度研究》,第153—166頁。然總體而言,後唐正衙主要舉辦的是五月朔、冬至朝會,如明宗天成元年冬至、(46)《舊五代史》卷三七《唐書一三·明宗本紀第三》,第513頁。天成四年五月朔與冬至、(47)《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一六·明宗本紀第六》,第550、555頁。長興元年冬至、(48)《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71頁。長興二年與三年五月朔與冬至朝會等,(49)《舊五代史》卷四二《唐書一八·明宗本紀第八》,第578、583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91、596頁。目前所見該殿唯一一次舉辦元正大朝會,發生在末帝清泰三年元日。(50)《舊五代史》卷四八《唐書二四·末帝本紀下》,第657頁。按: 這一特例,也對後續國初定都於此的後晉有所影響,如天福元年十二月,高祖“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而次年正月朔,亦御文明殿受朝賀,詳參《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

其次,文明殿也是後唐皇帝主持重大册禮時的臨御場所。唐時武則天受册爲皇太后,曾隨之於此殿前身武成殿内,遣使告武氏宗廟,(51)《新唐書》卷七六《後妃上·則天武皇后》,第3478頁。洛陽正衙遣使册封的禮儀先例已然出現。後唐同光二年,莊宗曾分别御文明殿册封皇后劉氏、(52)《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4頁。貴妃韓氏以及三公太尉,(53)《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35、441頁。莊宗本人受群臣上尊號亦取此殿。(54)《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32頁。明宗時曾於此殿追贈先帝尊號,(55)《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一六·明宗本紀第六》,第553頁。册封諸王、公主、藩屬國國王,(56)《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70頁;卷四三《唐書一九·明宗本紀第九》,第593頁;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一〇》,第601頁。接見外國來使等。(57)《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列傳第二·回鶻》,第1842頁。閔帝又於此殿册立皇太后與皇太妃。(58)《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7頁。正衙遣使册后的禮例,也爲末帝所沿襲。(59)《舊五代史》卷四六《唐書二二·末帝本紀上》,第639頁。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經中書奏請,重大册禮皇帝須臨御正衙文明殿,已正式列入後唐國家禮制。(60)《舊五代史》卷三九《唐書一五·明宗本紀第五》,第543頁。是知文明殿,當屬後唐洛陽宫城前朝範圍内,地位僅次於外朝正殿明堂殿的國家政治、禮制性建築。

(三) 正衙門: 敷政門

文明殿作爲國家正衙,其殿門也在後唐政治、禮儀活動中地位獨特,故此處將之單獨列出加以考察。

首先,關於此門之方位與名稱。唐洛陽正衙武成殿之南,由近及遠,依次佈局武成門、千福門與敷政門。武成後改宣政,唐哀帝天祐二年(905)改敷政;千福後改乾化,天祐二年改乾元;敷政後改光範,天祐二年改應天。(61)《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6頁。根據《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敕令,此三門之初次更名,是因昭宗遷洛之初懷戀長安舊都,“懷土有類於新豐”,(62)按: 因西漢有高祖劉邦爲其父另立新豐之故事,故哀帝化用此典故,以説明其父昭宗遷都洛陽後,仍沿用長安宫室名號之事。所以將原洛陽宫城不少門、殿名改易爲長安時期所使用者,(63)按: 宣政門、光範門皆爲唐長安大明宫内之門,乾化門即“虔化門”,位於唐長安太極宫内,三門之具體位置,詳參楊鴻年著: 《隋唐宫廷建築考》,第277—278、337—338、360—361頁。至天祐二年,因天文星變、唐祚將去,哀帝又詔令正式廢除這些新名,(64)《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本紀》,第793—794頁。且哀帝改革後,貞觀殿南依次佈局敷政、乾元、應天三門的格局,(65)按: 此唐末貞觀殿即原唐洛陽武成殿之更名,前揭已論之。又一直保持至北宋西京洛陽時期,(66)《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6頁。可知五代後唐亦是如此。

從三門之佈局方位順序來看,其分列於後唐正衙文明殿,亦即原唐正衙之南,且敷政門位置最靠北,故敷政門當爲文明殿之殿門,此處證據有二: 其一,從此門的唐代命名來看,其初名武成門,與武成殿對應;後改名宣政門,與昭宗入洛改武成殿爲宣政殿呼應,已經説明此門與正衙屬同一建築群,遵循唐代“門隨殿名”的一般規則,只是哀帝時期此一名物對應關係被打破。其二,《册府元龜》曾記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御史中丞張鵬奏請,每遇文明殿入閤禮畢賜食百官,請“别降使於敷政門外宣賜酒食”,(67)(宋)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 《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179頁。而及至後晉追溯此故事,則云“僞主清泰元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68)《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又見《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8頁。亦可確知敷政門乃後唐正衙文明殿殿門。

其次,關於此門之功能。其一,禮儀層面,其仍與前文所提到的後唐入閤儀制直接相關,前揭已論,後唐行入閤之禮於正衙文明殿,《五代會要》載,明宗長興三年五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閤賜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唯北省官於敷政門内别坐”,此後,須“北省官亦宜於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69)《五代會要》卷六《廊下餐》,第95頁。之所以出現此一詔令,是因後唐沿襲唐長安大明宫每遇入閤,先於正衙宣政殿的殿門宣政門外廊下賜食之舊例,(70)拜根興: 《唐代的廊下食與公厨》,《浙江學刊》1996年第2期,第98—102頁。此不僅再度佐證敷政門乃後唐正衙文明殿殿門,且得知後唐入閤之禮的儀式空間規劃,仍直接沿襲唐制。其二,政治層面,敷政門也是百官赴内殿起居皇帝時所經之重要門宇,《册府元龜》後晉天福二年(937)四月,御史臺曾奏稱,“文武百僚每五日一度内殿起居。在京城時百官於朝堂幕次,自文明殿門入穿文明殿庭,入東上閤門至天福殿序班”,(71)《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因後晉高祖是時與百僚巡幸汴州,故御史臺所云乃洛陽故事,而後晉立國之初,曾明確詔令“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72)《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故知後唐時期,百官内殿起居皇帝取道文明殿門,亦即敷政門已爲定制。(73)按: 内殿起居路綫之所以取道敷政門,與後唐宫城外朝正殿、内朝正殿二者南北相直的方位佈局有關,詳見下文對後唐内朝正殿中興殿之分析。

(四) 朝堂及朝堂門

唐時長安、洛陽皆有朝堂之設,且有東西二堂之分。長安東西朝堂位於太極宫承天門外東西兩側,洛陽東西朝堂也位於宫城正門應天門外横街南之東西兩側,(74)《河南志》卷四《唐城闕古迹》,第130、132頁。按: 唐長安大明宫亦有東西朝堂,方位已由宫城正門外,移至外朝正殿含元殿前翔鸞、棲鳳二閣之南,但仍有東西二堂之分。其位置如徐松據《永樂大典》所繪“東都宫城皇城圖”(參見圖2)所示,朝堂於唐代曾被作爲重大册禮等的儀式空間。後唐時期的洛陽朝堂,就功能而言,仍基本沿襲唐制,但其佈局方位,已由唐時的宫城正門之外,新移入宫城内的前朝區域,具體而言,是在正衙文明殿之南。

圖2 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東都宫城皇城圖”朝堂位置示意(75)截取自(清) 徐松撰,張穆校補,方嚴點校: 《唐兩京城坊考》附圖“東都宫城皇城圖”,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按: 爲直觀展示唐洛陽朝堂位置,此處徑引徐松原圖。

此可借後唐明宗長子李從榮之秦王册禮加以證實。李從榮之受册,是時仍取朝堂成禮,(76)《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3頁。此舉與唐《開元禮》親王等受册於太極宫承天門外之東西朝堂,(77)(唐) 中敕撰: 《大唐開元禮》卷一〇八《嘉禮·臨軒册命諸王大臣》,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07—508頁。仍保持着儀式空間規格上的一致性。然而,從當日儀式空間的佈設細節來看,皇帝明宗御正衙文明殿主持頒册,受册者李從榮及群臣列位於朝堂,及至成禮,秦王由應天門出,“(從榮)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至應天門外”。(78)《五代會要》卷二《雜録》,第21頁。又見《舊五代史》卷四一《唐書一七·明宗本紀第七》,第567—568頁。前已證之,後唐應天門正當正衙敷政門之南,而秦王既經朝堂方出應天門,可知朝堂不僅在應天門内,且方位更在正衙文明殿之正南。

關於朝堂在正衙南,文獻尚有另一旁證。上已言及,後晉國初以洛陽爲都,文物制度“起居入閤”皆承後唐之制,天福二年高祖駕幸汴州,時值入閤前夕,御史臺曾有如下一段議論,“文武百僚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祗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爲幕次”,(79)《册府元龜》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第二》,第1180頁。又見《五代會要》卷六《廊下餐》,第95頁。後晉御史臺所謂洛陽入閤在朝堂幕次賜百官廊食,而前文亦知後唐入閤是在正衙門外賜食,兩相對比,已可知正衙門外,實際就是朝堂的分佈地。並且,後晉御史臺在仿照洛陽故事朝堂賜食的前提下,初將汴州宫城内入閤賜食地點也規劃在正衙門外,這一做法也側面證明,作爲賜食之地的洛陽朝堂,原本就在正衙門外。

三、内宫部分

後唐宫城左右銀臺門横街之北,是其内宫所在。因文獻所記詳略未均,以下重點對本區域中的核心建築——内朝正殿中興殿以及其他皇帝視朝殿宇與所寢偏殿等,分别加以考析。

(一) 内朝正殿中興殿

此殿屬後唐宫城内宫區域中之核心建築,不僅方位上承唐代洛陽崇勛殿舊址,且其内朝正殿之政治地位,也系沿襲前者而來。洛陽崇勛殿,未見於唐早中期文獻,直至唐末昭宗移都洛陽,此殿才逐漸見於朝廷政治與禮儀活動且迅速升格爲國家之内朝正殿。關於此殿居唐末洛陽之内朝正殿地位,可借哀帝天祐二年整飭入閤儀之敕令加以證實,所謂入閤,系唐玄宗時期長安大明宫内之一盛禮,玄宗因陵寢祭祀禮儀之需,不出臨正衙宣政殿視朝,轉而改行視朝之禮於内朝正殿紫宸殿,“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80)《新五代史》卷五四《雜傳第四二·李琪》,第618頁。可知入閤儀行禮空間,是由正衙趨向内朝正殿,天祐二年哀帝爲糾正洛陽以正衙貞觀殿入閤這一弊病,特詔令日後洛陽入閤取崇勛殿行禮,(81)《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第807頁。可知此殿是時已具内朝正殿地位。關於此殿之具體方位,前揭曾證實唐哀帝時期洛陽正衙貞觀殿位於外朝正殿含元殿西側,又據《河南志》,貞觀殿向北,隔横街與街北内宫中的延英殿相對,而延英殿北即崇勛殿,(82)《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7—150頁。又見《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頁。可知唐末洛陽正衙,已經形成正衙貞觀殿——延英殿——内朝正殿崇勛殿這一自南而北的宫廷建築格局乃至政務運作空間。

後梁都洛,太祖朱温仍以唐末崇勛殿爲内朝正殿,且曾寢御於此。如乾化二年二月中和節,太祖“御崇勛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封訖,於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83)《舊五代史》卷七《梁書七·太祖本紀第七》,第104頁。説明萬春門毗鄰崇勛殿。後朱温遭養子朱友珪弑逆,友珪等“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84)《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傳第一·太祖子友珪》,第137頁。推測萬春門即崇勛殿之殿門。

此點文獻有徵,及至後唐立國,同光二年正月,莊宗曾專門敕令改唐、後梁崇勛殿爲中興殿,改萬春門爲中興門,(85)《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5—426頁。印證二者屬同一建築體系。(86)按: 若稍向後追溯,及至後晉開國初都洛陽,高祖天福二年(937)正月丙寅也敕“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亦印證此殿、門因作爲國家内朝正殿所具有的名物特殊意義,參見《舊五代史》卷七六《晉書二·高祖紀第二》,第995—996頁。據敦煌文書殘卷,後唐明宗本人的誕日應聖節,也專門擇此殿行禮,(87)楊雄: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第93—122頁。郭在貽、張湧泉、黄征: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議》,《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1期,第88—92頁。而百官五日内朝起居皇帝等活動,也以此殿爲依託,(88)關於後唐内殿起居制度,詳參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306頁。益突出其在内宫諸殿中的核心地位。

(二) 絳霄殿(絳霄樓)

後唐内宫中有絳霄殿,《新五代史·郭從謙傳》莊宗遭叛軍弑逆,後者攻入洛城内宫後,“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絳霄殿廊下”。(89)《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第二五·郭從謙》,第402頁。此殿具體方位,在後唐内朝正殿之北,如《宋會要》北宋洛陽天福殿即後唐中興殿,該殿後有太清樓,“後唐曰絳霄”。(90)《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唯文字略有殘泐,詳參《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此北宋太清樓,宋人亦稱其爲“太清殿”,如《宋會要》、《玉海》既云北宋太平興國三年絳霄樓更名太清樓,又記同年絳霄殿更名爲太清殿。(91)《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另見(宋) 王應麟撰: 《(合璧本)玉海》卷一六〇《宫室·殿下·太平興國西京太極殿》,京都: 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3035頁。故知作爲此殿前身的後唐絳霄樓,亦即後唐莊宗所殞之絳霄殿。

(三) 延英殿

前已論及,唐延英殿位於正衙武成殿之北、内朝正殿崇勛殿之南,而《玉海》及《宋會要》皆記此殿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方改名垂拱殿,(9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頁。是知五代時期此殿仍沿襲唐延英之舊名乃至舊址。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宰相於延英殿論事,皇后劉氏曾竊聽於殿内屏間。(93)《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5頁。而據《舊五代史·馮道傳》“天成、長同中”,“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94)《舊五代史》卷一二六《周書一七·馮道傳》,第1657頁。是知明宗一朝不僅仍有延英殿之設,且此殿亦屬後唐皇帝内殿視朝之重要殿宇。

(四) 金鑾殿(二儀殿)

後唐内宫中之重要便殿,其東側毗鄰内朝正殿中興殿。(9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此殿唐時初名太極殿,又名思政殿,二名未見於唐洛陽早期文獻,推測當爲昭宗遷洛後新命名之殿宇。後梁開平三年二月改稱金鑾殿。(96)《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後梁更名時間,據《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本紀第四》,第67頁。後唐莊宗復名太極殿,明宗長興年間又改稱二儀殿。(97)《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又見(元) 王士點撰: 《禁扁》卷二《殿·五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8册,史部二二六,地理類,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68—62頁。

關於此殿功能,其曾數次作爲後唐大行皇帝喪禮殯宫,並因之又獲“西宫”之别稱,故禮制地位頗爲特殊。莊宗李存勖死於天成元年(926)都城洛陽兵亂,設殯於西宫,按《資治通鑑》是年四月丙午,明宗李嗣源以監國身份赴西宫成服,柩前即位。(98)(宋) 司馬光編著,(元) 胡三省音注: 《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丙午條,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8983頁。後唐明宗崩,據《舊五代史·閔帝本紀》長興四年(933)“十二月癸卯朔,發(明宗)喪於西宫,(閔)帝於柩前即位”,(99)《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4頁。此事《舊五代史·明宗本紀》則記作十二月癸卯朔,遷明宗梓宫於二儀殿,是日宋王李從厚柩前即位,(100)《舊五代史》卷四四《唐書二〇·明宗本紀第十》,第610頁。是爲後唐閔帝;兩相對照,知後唐“西宫”即二儀殿之别稱,因方位毗鄰人君内宫正寢中興殿,故具備作爲大行皇帝喪禮設殯之所的特殊功能。

(五) 嘉慶殿(後改廣壽殿)

後唐内宫中之重要便殿,方位在外朝正殿明堂殿西北。《宋會要》北宋西京太極殿即原後唐明堂殿,(101)《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頁。該殿後有東西向横街,街北正對通入内宫中的建禮門,此門之西爲廣壽殿門,門内爲廣壽殿,此殿“唐曰嘉慶,後唐改(廣壽)”。(10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頁。

關於此殿後唐時期之功用。莊宗曾宴見諸將於嘉慶殿,(103)《舊五代史》卷五七《唐書三三·郭崇韜》,第769頁。同光四年其本人於洛陽内宫遇弑時,皇后劉氏與莊宗弟李存渥曾焚該殿出逃。(104)《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第146頁。又見《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丁亥條,第8975頁。明宗踐祚,天成四年重修此殿並更名廣壽,(105)《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49頁。因此殿位置居内宫南部前端,故也被皇帝内殿視朝時所取用,長興四年五月明宗暴病,“旬日不見群臣,都人凶懼”,爲此明宗“力疾御廣壽殿,人情始安”,(106)《資治通鑑》卷二七八,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庚辰條,第9084頁。知其有接見群臣的靈活功能。明宗崩,閔帝初即位,曾於該殿殿門廣壽門接見群臣,(107)《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二一·閔帝本紀》,第614頁。此外,閔帝朝又曾取廣壽殿作爲元日視朝之所,如應順元年正月朔,閔帝便視朝於廣壽殿,因該殿非國家外朝正殿、正衙抑或内朝正殿,故北宋歐陽修特諷閔帝此舉“著非禮也”。(108)《新五代史》卷七《愍帝》,第70頁。

(六) 雍和殿

後唐内宫中另一皇帝所寢便殿。《宋會要》、《河南志》皆載北宋金鑾殿後有壽昌殿,此殿乃後梁雍和殿,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方更名壽昌,(109)《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按: 《河南志》此處文字有殘泐。是知後唐時此殿亦沿稱雍和。因金鑾殿向東與中興殿平行,則金鑾殿北之雍和殿,方位更在中興殿西北。

《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明宗長興四年病篤,初居廣壽殿,後遷御雍和殿,並於此接受樞密使等起居,數日後病故。(110)《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5—166頁。又見同書卷六《唐本紀第六·明宗》,第65頁。同卷又載,是時明宗長子秦王李從榮欲借機以兵入宫篡位,樞密使馮贇入宫告發,是先見樞密使朱弘昭等人“坐中興殿閣議事”之後,方“入見”明宗,(111)《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第三·明宗子從榮》,第166頁。因中興殿已處内宫核心位置,則知雍和殿不僅在此殿附近,且更在其迤内(北部)之區域。此亦與上文《宋會要》、《河南志》所記相諧。

(七) 解卸殿(後改端明殿)

位於内朝正殿迤北。《宋會要》北宋西京洛陽宫城之内朝正殿,即原後唐中興殿,其北依次有太清樓、思政殿、延春殿、武德殿,其中武德殿乃原後唐解卸殿,(112)《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同光二年,此殿更名端明殿。(113)《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七·莊宗本紀第五》,第426頁。又見《河南志》卷五《宋城闕古迹》,第150頁;《宋會要輯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70頁。

關於此殿功能,有必要略加詳辨。《宋史·職官志》、宋敏求《春明退朝録》諸書曾提出“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之説,(114)(元) 脱脱等撰: 《宋史》卷一六二《職官二·諸殿學士》,北京: 中華書局,1977年,第3817頁。(宋) 宋敏求撰: 《春明退朝録》卷上,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13頁。學界因尚未具體講求後唐之宫城佈局,或亦徑引此説。(115)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第246頁。前已辨及,後唐正衙乃位於前朝的文明殿,且就端明殿的位置來看,其不僅已深處内宫,且更在人君所寢内朝正殿之北,這一佈局特徵,顯然也決定其不可能是後唐正衙的所在地,元人胡三省也曾從此殿功能角度,否認《宋志》之説,“按端明殿是燕閑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116)《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天成元年(926)五月甲戌條,第8985—8986頁。誠得其實。

端明殿因深居内宫,方位隱秘,故明宗時期已具有樞密使等當面向皇帝奏報軍機的特殊地位,因樞密使安重誨未諳文字,後唐又依託此殿設立端明殿大學士,以宰相趙鳳、馮道等人兼任學士之職,次年又規定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之上,(117)《五代會要》卷一三《端明殿學士》,第225—226頁。《舊五代史》卷一四九《職官》,第1997頁;卷三六《唐書一二·明宗本紀第二》,第498頁。關於端明殿學士之選任、職司等,詳參杜文玉著: 《五代十國制度研究》,第256—262頁。可見該殿地位之緊要。後唐此制,又影響五代諸朝乃至北宋,意義深遠。

(八) 其他

除以上所舉外,後唐内宫中,文獻尚見興安、(118)後梁開平三年十一月改原行從殿曰興安殿,且“球場爲興安球場”,因位置接近後苑,後梁曾作爲宴殿。及至後唐,莊宗曾爲皇太妃劉氏舉哀行服於此。分參《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太祖本紀第五》,第80頁;卷六《梁書六·太祖本紀第六》,第91頁;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8頁。長春諸殿,(119)後唐長春殿位於内宫之北,具體方位不明。莊宗同光二年九月於内園建成。次年十二月莊宗曾宴諸王與武臣於此殿。及至後晉,此殿又成爲晉高祖爲前朝皇后、皇弟等舉哀之所。分參《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八·莊宗本紀第六》,第440頁;卷三三《唐書九·莊宗本紀第七》,第461頁;卷七六《晉書二·高祖本紀第二》,第994頁。長壽、(120)後唐莊宗滅梁之初,將其母太祖貞簡皇后曹氏自晉陽迎入洛陽長壽宫。同光三年七月曹氏崩於此宫。分參《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太祖貞簡皇后曹氏》,第142頁;《舊五代史》卷三三《唐書九·莊宗本紀第七》,第453頁。興聖諸宫之名,(121)後唐興聖宫及興聖宫使一職,初見於北都鄴城,唐有皇子爲宫使之故事,故後唐於鄴城設興聖宫,以莊宗長子、北都留守李繼岌爲宫使。參見《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傳第二·莊宗子繼岌》,第152頁。同光四年莊宗遇弑於洛陽,明宗初以監國身份入城,及至四月甲午(八日)即位,始聽政於洛陽興聖殿,《新五代史》則云明宗朝群臣於興聖宫,是知殿、宫二者所指相同。長興四年十一月壬辰,秦王李從榮曾借其父明宗病篤之機,謀“以兵入興聖宫”,事後伏誅。分參《舊五代史》卷三六《唐書一二·明宗本紀第二》,第495頁;《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紀第六·明宗》,第56、65頁。胡三省提出,從榮此舉即仿效其父初入洛都,入興聖宫監國之典故。另外胡氏又推測此殿在宫城“西宫”的東部,但未有堅確之依據,故暫志於此。分參《資治通鑑》卷二七八,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十一月壬辰條,第9092頁;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甲午條,第8978頁。因位置目前無法確知,故暫志於此,以俟來日之方家。

綜上所論,後唐宫城之建築佈局,可以圖3示意之:

圖3 後唐洛陽宫城佈局示意圖(122)據傅熹年先生《中國古代建築史》隋唐五代卷插圖改繪,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年,第393頁。傅先生原圖主要反映唐中葉洛陽宫城之建築佈局概況,對本文所論五代後唐時期洛陽宫城佈局未有提及,此處借鑒傅先生底圖,但欲尋一方位比例較嚴謹之洛陽早期宫城主體框架底圖,以標示出拙文所考後唐宫城諸建築間之方位關係,特予説明。按: 内中所繪虚綫,即本文第二節前朝正衙門部分所提及之後唐、後晉百僚五日赴内殿起居皇帝之行經路綫。

結 論

後唐洛陽宫城之門道系統格局,基本因襲隋唐之舊。首先,宫城内以中部東西向横街爲界,分爲南部前朝、北部内宫兩大區域,此一横街街北因毗鄰内宫,故自隋唐以來無論軍事防禦抑或章奏通進,皆爲統治者所措意。其次,前朝部分有沿襲隋唐格局而來的三組東西平行、南北相直的門道系統。

後唐前朝空間部分。宫城中軸綫上仍沿襲隋唐以來之傳統,設立國家外朝正殿,而正衙在唐制影響下,已徹底移至外朝正殿之西側,更名文明殿,形成外朝正殿、外朝正衙二者東西並立的特殊格局。後唐時期,依照目前文獻之綫索,可以斷定朝堂已經移出隋唐舊址,新移入宫城中的正衙之南,形成正衙、朝堂二者南北相直的嶄新格局,百官入閤、入内宫起居皇帝等國家政治活動中,對此組建築的利用也愈加頻繁且形成制度。

後唐内宫空間部分。中興殿爲本區域之核心建築,其上承唐末哀帝時期洛陽之政治故事,有内宫“正殿”之名實,南與前朝正衙相直,形成獨立於外朝正殿之外的宫城西半部政務空間軸綫。此外,中興殿之南有延英殿,東南有嘉慶殿,因方位處於内宫之前部,故多承接皇帝内殿視朝、百官内朝起居等政治功能;而中興殿之西有“西宫”金鑾殿,西北有雍和殿,北有絳霄殿與端明殿,因方位毗鄰内朝正殿且已居内宫深處,故諸殿雖然也承接皇帝内殿視朝等活動,但性質多偏重於宰相與樞密使等向皇帝面奏機要,隨空間之北移,内宫諸殿之政治私密性質也越發凸顯。

就宫城空間而言,物理格局的復原與推導屬基礎性工作,相應殿、門建築位置的明確,爲審視中國古代宫城空間演進,提供了直觀判别標準。此外,文獻所記宫城建築的相應利用狀況,又爲理解中國古代宫城空間之功能,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觀察視角。有鑒於此,本文也在試圖復原後唐宫城主體物理格局的同時,對其利用情況加以補充論述,雖時段集中於後唐,但因後唐宫城對五代後晉乃至北宋洛陽宫城佈局有直接影響,故此一時期宫城格局的集中揭示,又可在判研後晉乃至北宋洛陽宫城諸問題時,提供一可靠且明晰的前期參照斷面與追溯原點,此或爲本文可能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