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浪潮中改变命运的中国人

张假假 戴老板

电视剧《大江大河2》杀青，让人们忍不住回想第一部的内容：剧中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步步推进的剧情，讲述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的故事。逆袭的人生，宏伟的叙述，此剧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喜爱。

那么，在现实生活的浪潮中，哪些中国人改变了命运？

1977年，高考恢复了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组织了有30名科学家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武大教授查全性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1977年10月的一个傍晚，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共有570万考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

1977年到19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就读211、985甚至更高层次的大学，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乡镇企业开始崛起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劳动力，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于是，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馆内冷冷清清，馆外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前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向客人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突然从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浇透了。

这是展厅里的同行给他的一个下马威，但鲁冠球依旧很开心。他们产品的价格比体育馆里的那些“正规国营厂家”优惠足足20%，没几天的光景，他就拿到了200多万的订单。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小作坊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普通农民到企业家的人生跃迁。

1984年，党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民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给予必要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1984—1988年，第二次是1992—1995年。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

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19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农民企业家比比皆是：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

1992年，开启下海经商的浪潮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国诚信创始人毛振华、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官员）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已经有两个群体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而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1998年起，房地产开启“黄金十年”

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商品房时代到来了，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开启了“黃金十年”。

2001年，150多个温州人来到上海，三天狂扫100多套房子，豪掷5000万元。接着，一批批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不断刷新的购房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据统计，从1998—2007年，房地产投资年平均增速24%，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速只有12%。在这期间，无论是豪掷千金的专业炒房团，还是多购一套房的老百姓，都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突飞猛进的十年告一段落；2009—2010年之间房价再次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才将疯狂的涨势摁了下去。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到64万亿，涨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远超这个水平。2014年下半年，央行再次降息，深圳楼市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京沪。2015年9月30日，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去库存的号角吹响，楼市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一二线溢出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产生的资金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但同时，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2015年达到14万亿，2016年更是直接达到了19万亿。这些增加的负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缩居民的消费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1998—2014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獲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上世纪90年代起，信息技术革命到来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过好几波创业浪潮，其中，以BATJ为代表的99派和以TMD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

早在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造就240多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百度只有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是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荣登当年中国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的百万富翁。

2015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众安保险、爱奇艺、B站、映客、搜狗、阅文、拼多多……

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创业者多为60后和70后，如马云（1964年）、李彦宏（1968年）、丁磊（1971年）等。第二波互联网创业者则多以80后居多，如程维（1983年）、张一鸣（1983年）等。第一波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而第二波创业者则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受益的不仅仅是创业者。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计算机专业作为热门专业，吸纳了大量储备人才。高歌猛进的人才培养和互联网公司的腾飞在这20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双曲线。大量的资本涌入，IT产业化应用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推升程序员成为社会高收入人群的推手。

中国很多行业都享受过过所谓的“风口”，如钢铁、煤炭、地产、金融、电子等领域。但跟这些领域出现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辛苦”不同的是，互联网在风口释放的红利更加普惠，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是人才密集型行业，商业模式杠杆高，单位密度产出高，激励制度更加合理。

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联网行业的新模式、新技术、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因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红利没到殆尽的那一天，通过这个行业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有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