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马市探析

2020-08-06 08:29李良红
兰台世界 2020年7期
关键词:明代管理

李良红

摘 要 明成祖在辽东开设马市,换取马匹以供军需。明宣宗准许马市进行普通商品贸易。明朝前期,官方购马是马市的主要贸易方式。明中后期,官方易马贸易衰落,民市私人贸易逐渐兴盛。朝廷对马市的管理日渐成熟,设职掌官员,制定入市规则。明朝政府不但承认马市商品交换,而且制定马市货物抽分制度,对进入马市的商品抽取商税银。明朝将抽取的商税银主要用于抚赏辽东“夷人”,以巩固在辽东地区的统治,亦显示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羁縻怀柔之情。

关键词 明代 辽东马市 管理 抽分 抚赏

Abstract The emperor Ming Chengzu opened a horse market in Liaodong to trade for horses for military supplies. Ming Xuanzong allowed common merchandise trade in the horse marke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official purchase of horses was the main way of trade in horse marke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the official horse trade declined, and private trade gradually flourished.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horse market, appointed officials and formulated the rules for trade. The Ming government not only recognized the exchange of goods in the horse market, but also formulated the goods tax system to collect commercial tax on goods in the horse market. The commercial tax extracted by the Ming government was mainly granted to the "barbarians" in Liaodong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there, which show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ppeasement for the dwellers in Liaodong.

Keyword Ming Dynasty; Liaodong horse market; management; goods tax; grant

关于明代辽东马市的研究,成果颇多,如田静的《明代辽东的马市贸易》,论述辽东马市产生原因及政治、经济影响,林延清的《明代辽东马市性质的演变》,主要对辽东马市官市衰落和民市兴起进行论述,陈祺的《明代辽东马市及其影响》,是对马市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特点和马市对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论述。这些成果或是论述马市发展历程,或是论述马市影响,未曾论述朝廷对马市的管理。虽然涉及马市抽分、抚赏等问题,但并未详细论述。因此本文主要论述朝廷对马市的管理、马市商税银的抽分及用項等问题。在辽东马市进行贸易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女真人。明代的女真人主要分布在“混同江之东,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北海”[1]2610。故文中的辽东主要指明代女真分布的东北地区,即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文中明代时间起于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

明太祖重视马政,遣大臣在各地征购马匹。明成祖于“(永乐)三年立辽东开原、广宁马市,定价上上马绢八疋布十二疋,……中马绢三疋布五疋,下马绢二疋布四疋,驹绢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于开原南城,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2]1712。这时的马市主要用于官方征购马匹。后在官市之外出现私人商品交换。宣德年间,政府准许在官市之外进行私商交易,“朝廷于广宁、开原等处立马市,置官主之,以便外夷交易无敢侵扰之者。凡马到市,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3]1712,这里“诸人为市”就是在官方购买结束之后,亦准许剩下的马匹进行私自买卖,由此民市逐渐发展。天顺年间,朝廷开抚顺马市,“遇有建州等卫女直到边,须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4]102。万历初,朝廷应建州女真之请,开宽奠、清河、叆阳等堡的马市,“神庙初,复拓宽奠六堡”[5]714,“万历四年,令永奠堡北,准开一市,许宽奠等处往牧。东夷易换米布猪盐”[6]314。在辽东马市中,开原马市最大,广宁马市和抚顺马市规模相对较小,共五关五市,“广宁一关(白土厂关)一市(今黑山团山堡,后移至镇北关马市堡)。开原共设置三关三市:其一由广顺关(南关)入东果园(距城15里在城东屈换屯)接待海西女真哈达部等;其二为由镇北关(北关)入市距城20里的马市堡,接待海西女真叶赫部等;其三由新安关(今双楼台)入市庆云堡(原在古城堡南,距城40里),接待福余卫等。在抚顺设一关一市……以接待建州女真”[7]368。明中后期,马市中的私人商品贸易逐渐超过官方购马贸易。马市日交易量增大,商品种类日渐增多,通过马市获得的利益日渐增多。这引起了女真各部对马市贸易权的争夺。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攻陷明朝在辽东的城池,“(万历)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振广东饥。夏四月甲辰,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庚戌,总兵官张承胤帅师援抚顺,败没。……辛未,镇江、宽奠、叆阳新募援兵溃”[8]291,“(万历四十七年)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未出京,开原失”[9]6692,“明年二月(天启二年),广宁失,诏停经筵日讲”[10]6338。随着抚顺、开原、广宁等地的失守,明朝在辽东的马市宣告终结。

辽东马市由辽东总兵管理,“(永乐)二年,上谓兵部曰:‘福余卫指挥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候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互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11]721,孟善此时为辽东总兵,管理蒙古在辽东的互市。宣德七年(1432),朝廷“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广宁、开原马市所买北马可送辽东苑马寺孳牧,牛以给宁远诸卫所屯种,其余马驼皆送京师”[12]2056,巫凯作为辽东总兵,掌管马市,将在马市所买马送往辽东苑马寺,将牛送往宁远。辽东总兵有掌握马市的权力,但具体管理的官员是马市通事,“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13]1982,其中刘海、姚安即为马市通事,掌管马市具体事务。嘉靖年间,政府规定马市通事任期,“(嘉靖)十七年题准,广宁、开原二处具开马市,其通事两年一换”[14]313。此外,辽东巡抚亦涉马市事务,“诏复开辽东广宁等处马市,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奏:‘永乐间,设辽东马市三处……若许复开以收朵颜之心……下廷臣会议,报可。仍下巡抚等官区划事宜,严格私弊”[15]3184,从陈钺奏疏来看,陈钺在任辽东巡抚期间有权处置马市事务。有关管理马市的机构,《明史》等书并未载明,唯有《奉天纪事》载“开原有提督马市公署”[16]3,这里马市公署当为管理开原马市的机构。

马市设立之初,朝廷对马市贸易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开市一次,一次五日,“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17]30;广宁每月两次,每次五日,“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18]30;抚顺开市频繁,“抚顺马市则改为三天一市,万历年间以后则改为随来随市”[19]368。万历时期,辽东马市贸易进入繁荣时期。开原马市规模较大,进入马市进行交易的次数增多,“开原马市后来根据来市女真人的要求,改为每周一市,每市五日,即隔两天就一市,后来甚至几市连接在一起,开市不断”[20]368。

随着马市规模的扩大,明朝政府亦制定与马市相关的规则,如进入马市的贡敕制度、管理马市制度、货物交易抽分制等。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并规定卫所官员定期入京朝贡。卫所官员在朝贡时需携带朝廷所颁赐的敕书以做凭证,“入关时,要将敕书及进贡物品交由主管官员检查”[21]133。这些官员入京朝贡既可获得朝廷的赏赐,又可将进贡剩余之物在会同馆进行出售,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辽东地区的一些商人跟随卫所官员频繁地入京朝贡以求获取经济利益,导至朝廷对其朝贡时间进行限制。明中后期,辽东马市的商品贸易日渐繁盛,女真人的经济需求在马市得到满足,故而入京朝贡的次数逐渐减少。进入马市的商人或商队需手持朝廷颁发的敕书为凭证,无敕书者不得入市交易。手持敕书之人不仅可以入京朝贡,获得朝廷认可,又可进出马市进行交易。这些人既是商人,又是各部落的权贵。然而敕书仅为少数人所有,一些女真首领并没有朝廷所赐敕书。敕书既是权力的象征,又是进入马市进行货物交易的凭证。因而,一些首领为得敕书而弄虚作假。朝廷对敕书进行严格审查,不得修改或借用敕书,“有洗改敕书,易至别卫,概以听抚为名混进徼赏者。兵部议以为不及期初来,申明旧例,严为禁约……宜令辽东审遏于扣关之时,仍遣通事省谕各都督严束部落,毋得诈冒。备御等官敢有如前姑息及听各夷私嘱混放入关者,参究治罪,诏从之”[22]2950。管理马市的通事等官员以手中之权欺凌入市之人。因此,朝廷制定相關惩罚措施,“各夷将马匹货物,赴官验收,入市交易。不许通事等人,将各夷侮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物……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遇赦不宥”[23]313。嘉万时期,辽东马市贸易繁荣,朝廷制定商税抽分以增加财政收入。

《辽东志》和《全辽志》皆载与马市商税银相关的抽分制。《辽东志》是由任洛于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全辽志》是由李辅于嘉靖四十四年编订。明朝政府不但承认马市私人商品贸易,而且还对所售商品进行赋税抽分。右表是嘉靖时期马市商税银的抽分制度。

表一、表二中所抽税皆以银为主,说明在明中后期,银已成为辽东地区主要流通货币;表一中抽税商品种类仅有十六种,表二中抽税的商品种类有三十二种,这表明从嘉靖十六年至嘉靖四十四年,马市中私人买卖规模有所发展;表一、表二中牛马所抽税银较高,马是运输畜力或重要的军用物资,自然受到重视。牛是耕作畜力。从被抽税牛的种类来看,表二的种类比表一的种类多,这从侧面说明,与嘉靖十六年相比,到嘉靖四十四年时,辽东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明政府不但承认马市中民市贸易,而且还进行商税抽分。这进一步承认马市私人商品贸易的合法性,促进了马市贸易的繁荣。

万历时期,辽东马市进入繁荣时期。与嘉靖年间相比,马市交易商品种类和商品交易量明显增多,进行商税抽分的种类亦增多。表三、表四是节选自《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的部分商税抽分清册。表三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初八和十六日的两次商品交换,表四是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十三日和九月初八日的两次商品交换。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两次商品交换相比,万历十一年,进入马市进行商品交换的人数和商品数量明显增多,马市商税抽分银随之增长。这说明马市中民市贸易规模扩大。表四中出现了农器具——木杴,并且数量较多。铧是耕作用具,牛是耕地畜力,二者交易数量明显增加,与之相关的商税抽分增幅较大。木杴的出现,铧、牛的交易数量增多,与之相关的商税银上涨表明从嘉靖时期到万历时期,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迅速。

从以上商税银抽分表可以看出,从嘉靖至万历时期,辽东马市中的商品种类逐渐增多,商品交易量大。辽东女真人出售的货物多是狍皮、鹿皮、人参、蘑菇、榛子等山货,交换回的货物多是牛、铧子、锅、布匹等农业商品或手工业商品。在交易的货物中,皮货和人参数量大,且皮货种类较多。这表明民市中消费对象逐渐转向明朝社会上层人员,如官员、富人、勋贵等。马市的民市贸易走向繁荣,辽东的农业经济显著发展。辽东女真人通过马市不仅购得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且出售本地货物,促进辽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明朝对辽东女真经济政策主要是抚赏。抚赏即安抚赏赐之意。朝廷对归顺的少数民族进行赏赐。抚赏既是御边手段之一,又可以实现对归顺少数民族的怀柔之情。明朝前期注重对辽东地区的经营和管理。朝廷对辽东的政策,多以羁縻怀柔政策为主。明太祖对辽东的招抚政策使得女真首领相继归顺。明成祖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管理,既采用军事震慑或讨伐的措施,又采取怀柔政策。政治上的怀柔政策主要是对少数民族首领进行册封。经济上的怀柔主要是朝贡贸易对女真首领进行赏赐或抚赏。明朝对辽东女真的政策即为“赏赐物品和准予互市”。赏赐物品主要是在朝贡贸易下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赏赐。中央政府限制女真朝贡的人数和次数后,女真人多是在辽东马市进行商品交换。

明朝对女真人的抚赏是由辽东地方政府进行的。其抚赏所需的银两主要来自辽东马市中所抽取的商税银,“万历四年,令永奠堡北,准开一市,许宽奠等处往牧。东夷易换米布猪盐,市税充抚赏”[24]314,“一、为比例请动官银,俯赐勘合,预买锅布段袄以备抚夷事,蒙兵备靖参议按验,巡抚都御史李批呈前事,准支抽分银一千二百两,给与指挥吴应科舍人闻……锐领往临清等处,置买锅布段袄,前来抚……”[25]840由此可见,置办抚赏“夷人”货物的银两主要来自马市中抽取的税银。这里马市主要指抚顺马市。抚顺马市所抽取的商税银主要用于抚赏“夷人”,“抚顺银两,备御官抚夷公用”[26]13。马市商税银除用于抚赏之外,亦充其他费用。其中开原马市所抽的税银主要充作军费,“开原二市银两,附如循环收贮卫库,遇有动用,呈请支销”[27]13,广宁马市所抽商税银主要充当政府其他费用,“广宁银两,委官具数收库,听明动支”[28]13。

用馬市商税银充当抚赏是明朝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手段对商税银两的再次分配。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经济优厚待遇来维护明朝在辽东地区的统治。以经济御边是明朝统治辽东地区的政策之一。朝廷既用经济手段扼女真生活来源以达到使其归顺的目的,又用经济抚赏来显示朝廷的怀柔态度。

明朝前期,国势强盛,朝廷对经济控制能力较强。因此,经济的官方性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朝贡贸易方面。明朝中后期,国家日渐衰败,对经济的管控能力日渐衰弱。明代辽东马市经由官市衰落到民市兴起的过程则是对这种趋势的反映。朝廷不仅承认民市中百姓的商品贸易的合法性,而且制定抽分制,进行商税抽分。通过商税抽分所获得的银两主要用于抚赏辽东“夷人”。这种抚赏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思想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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