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皖人留学日本初始时间考

孙功 代先祥

摘 要 清末皖人赴日留学的初始时间，学界有1906年、1905年、1902年、1899年和1896年五种说法。出现多种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自费、公费和官费的区别。清末皖人自费留学日本的时间应不晚于1899年，本省公费留日始于1904年，本省官费则始自1905年。外省官费的最早时间，1890年、1896年和1898年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 皖人 留学生 日本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theories about the initial time of Anhui people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6， 1905， 1902， 1899 and 1896.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emergence of a variety of views is the confus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lf-pay， public expense and government expen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should not be later than 1899 when people in Anhui studied in Japan at their own expense. It was in 1904 that people in Anhui began to study in Japan at government expense， and in 1905 that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Anhui began to pay for study in Japan. As for the earliest time of study at government expense in other provinces， three kinds of statement of 1890， 1896 and 1898 all have certain basis.

Keyword Anhui people; overseas students; Japan

清末皖人留学东洋始于何时？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由于清末民初时期出国留学，有政府统一派遣的官费生，也有享受地方公款的公费生，还有大量自费生。而官费又分本省官费和外省官费，公费同样可分本省公费和外省公费。因此，清末皖人留学日本起始时间，就需要分而论之，答案也不尽相同。然而学界对此多是泛泛而谈，不仅语焉不详，含糊不清，甚至有错讹之处。有鉴于此，梳理史实、澄清错误、去讹存真，就尤为必要。

一、关于清末皖人留学日本起始的几种说法

就笔者所见，学界关于清末安徽人留学日本的起源，至少有五种说法。

一是1906年说。《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涉外史事》称：“安徽青年留学日本，始于1906年，有鲍庚、许成才等34人。之后，赴日留学渐成风气。至1909年，安徽人之留学日本者，已有77名之多。”[1]152该说明显有误，查诸史料，鲍庚、许成才等人赴日留学的时间应是1905年，而非1906年[2]543。

二是1905年说。据《安徽通志·教育考稿》的记载：“安徽派遣游学生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巡抚诚勋始，嗣恩冯两抚继之。统计前后游学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中咨送者，则鲍庚等10人;七月中咨送者，则许成材等34人，内姚焕1人先在日本早稻田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余皆由各属保送申请考试给咨询。”[3]5681905年说的主要依据是清宣统末年安徽巡抚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的《皖政辑要》。该书在“卷五十四·游学”篇简要概括了清末皖省派遣留学生的情况，“皖省之派遣游学生自三十一年巡抚诚勋始，嗣后，恩、冯两抚继之。其中学费有自备者，有官给者，有先自备而后改官给者”，官费全年是300日元，另有每月零用钱3元。“官费所出由于停止大学堂附课生之膏火”，每年有二千七百八十两。但此款“仅敷选送学生十名之用”，故学务处建议“自愿出洋而力或未逮者，应需经费公家津贴一半”。此议为巡抚诚勋核准，“饬令各属筹款照办”。是故，光绪三十一年派遣的鲍庚、许成材等44名留学生，“每人每年给日币150元，所谓半费是也”[2]543-544。由此可见，鲍庚等人赴日留学，得到安徽省府的资助，属于本省官费留学。因此，准确地说1905年是安徽官府正式选派官费留日学生的开始。

三是1902年说。《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在“教育”篇中如是表述：清末安徽的留学教育，“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开始都是留学日本，首批赴日的留学生是方时简、潘赞化两人”[4]267。关于方、潘二人的留学经费，有文章认为是官费，也有文章认为是公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显示，潘赞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入学日本成城学校，方时简则是同年七月入学同文书院，二人都是自费留学[5]30-32。潘赞化因参与陈独秀主持的安庆藏书楼演说，宣传革命思想，遭到清政府通缉，被迫同陈独秀流亡日本，入成城學校学习军事，“学费川资除自己变卖产业外，赖亲戚接济”[6]110。

根据《日本留学生调查表》，1902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共计272人，其中安徽学生15人，7人为官费派遣，8人为自费留学[7]374。笔者整理相关史料，发现1902年安徽赴日留学生多达29人，这还只是当年入学数量，如果再加上之前入学的，1902年安徽留学日本学生应不止29人，远超过《日本留学生调查表》中统计的15人数量。1902年入学的29人中，自费9人，官费20人，其中北洋官费14人，湖北官费1人，南洋官费5人，皆是出自外省官费（见表一）。而在1902年之前已经有皖籍学生由外省官费留学日本，因此无论从哪种形式看，1902年说都是错误的。

四是1899年说。有论者认为，1899年赴日留学的金邦平和程家柽，是安徽最早留学日本的学生[8]34。金邦平是安徽黟县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从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毕业后，由北洋官费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程家柽是安徽怀宁人，毕业于武昌两湖书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由湖北官费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因此，金、程二人都是外省官费的安徽籍学生。就目前所查资料，这时安徽籍留日学生还有歙县人罗会坦、合肥人杜淮川、休宁人吴茂节和滁州人单启鹏。罗会坦也是湖北官费生，1899年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农科[5]1。杜淮川、吴茂节和单启鹏三人都是近卫野战炮兵联队见习士官[5]48-49，他们的留学经费源自何处呢？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以陆军为志愿的中国学生，最初多在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预科教育[9]24。书中又提到，有些在日本陆军留学的学生，在初期不入成城学校，“而带同翻译人员编入户山学校，或编入日本连队充当见习军官”[9]44。实藤惠秀在书中还引用田中庆太郎的谈话称：“在1899年底或1900年初，张之洞所派遣的将校下士兵约三十名前赴日本，至近卫各连队充任见学将校或见习下士，都通过即时翻译学习。”[9]44由此可推测，杜淮川、吴茂节和单启鹏三人应是湖北官费。

五是1896年说。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学界关于清末皖人留学日本起源的最早时间。论者指出，驻日公使裕庚于1896年招募的13名“使馆生”赴日，是安徽人留学日本的开端[10]49。这13人分别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以及只知姓氏的王某和赵某[9]1。其中安徽籍三人，胡宗瀛是安徽怀宁人，吕烈辉是安徽泾县人[5]63，吕烈煌为吕烈辉之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学界也普遍将这13人赴日视为近代中国官费留学之始，如舒新城[11]15和实藤惠秀[9]1都持此论。但是，也有论者对此提出质疑。这些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费别和时间两个方面。有论者认为，这13名学生并非官费，如黄福庆在《清末留日学生》中指出：“此13名留日学生并非清政府计划下所派遣者，当时清廷尚无固定的留学政策，裕庚此举，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需要之半官方式‘使馆学生。惟他们已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就读，故应视为中国最早之留日学生。”[12]13还有论者认为，清政府驻日使馆早在1882年即开始招募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如果这13名“使馆生”能看做清政府派遣的留日学生的话，那么1882年才是中国官费留学日本之始[13]81。据笔者查证，清驻日公使馆在甲午战前招收的数批学生中，同样不乏安徽籍学生。倘若正如论者所言，则近代皖人留学日本的起始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而要明确皖人赴日的具体时间，就需弄清楚驻日公使馆附属的东文学堂的办学情况。

二、东文学堂创办始末

1877年，清政府在东京设立公使馆，并任命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时并没有带日语翻译，因为时人以为中日“本同文之国，无须另立译官”。结果到日本后发现“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公使馆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为解燃眉之急，何如璋不得不临时雇佣两名日本通事，并向总理衙门建议从国内招募“华童学习日本语言文字，以备将来之选”。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构想在何如璋任内并未实施。因此，第二任公使黎庶昌在1881年履职时，再次以日语翻译人才不足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习，以三年为期”[13]80。最终，经过两任驻日公使努力，以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为目标的东文学堂，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在驻日使馆内创立。

据王宝平考证，从1882年9月开馆到1894年8月因甲午战争爆发而停办，东文学堂共计招收了29名学生[13]86-87。这些学生的学习期限长短不一，并非尽是三年，长者超过四年，短者则不满一年，甚至只有两月。学生的生活费由使馆按月计算，从生活费支付明细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历经五届公使（第二届公使黎庶昌、第三届公使徐承祖、第四届公使黎庶昌、第五届公使李经方、第六届汪凤藻），分七批招入（见表二）。第一批是光绪八年（1882）九月入学的杨道承、陶大均、李大林以及姓名不见记载者两人;第二批是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入学的卢永铭、刘庆汾、吴开麟;第三批是光绪十一年（1885）入学的唐家桢、张文成;第四批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相继入学的邱文元、冯国勋、姚文棠、叶松清。在第四批学生入学后不久，再次担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认为使署翻译人员已能满足需要，于是东文学堂“暂行裁撤”。尚在就读的学生，邱文元、姚文棠、叶松清三人撤回国内，张文成、唐家桢、冯国勋则分别转入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同人社和二松学社。及至第五任公使李经方时，又一改前任做法，在使馆内恢复了东文学堂。个中缘由，东文学堂毕业生李凤年在晚年有所述及：“当是时，合肥李公使伯行深虑我辈年少不更事，一旦派入日本公立、私立各学校内寄宿留学，出入自由，耽于山水秀丽，芳草美人，难以稽查管束;际斯国家需才孔亟之秋，不但难期学业猛进，且有堕落之虞。是以专折具奏，设立东文学堂，于节署构内，其地址在三王山（又名星冈）之左，南与锅岛侯宅北邻。”[14]

于是，李经方在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赴日履新时，从国内为东文学堂招收了第五批学生，是吴允诚、段芝贵、李凤年、方楙勲、沈汝福、王达月等六人[13]84。其中，吴允诚是安徽池州人，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段芝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北洋时期和同乡段祺瑞都是袁世凯亲信，时人称为大小段。从时间上看，段芝贵和吴允诚应是近代最早在日本学习的安徽籍学生。

第五批学生入学不久即与使署发生矛盾。學生因为课业繁重而群情激愤，甚至以病退方式进行抗议，但使馆并未妥协，而是以招收新生的方式来分化瓦解。先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横滨领事从当地华侨子女中招收了吴炎魁、陈昌绪、梁铎、廖宇人、张文炳和黄崇熙等六名“续招学生”。接着，又于光绪十九年（1893）陆续招收陶彬、朱光忠、祝海等三名“投效学生”。这样就有了第六批的“续招学生”和第七批的“投效学生”。第七批学生在入学一年后，即因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悉数返国。甲午战争为东文学堂划上了终止符，甲午战后，裕庚出任第七届驻日公使时，鉴于“时局变迁，不宜刻舟求剑”，而东文学堂流弊甚多，成才甚少，于是“决计奏请裁撤东文学堂”[14]。他从国内招募的13名学生直接送入日人开设的弘文学院，东文学堂的历史使命至此宣告结束。

综上，近代皖人留学日本初始时间，可分为五种情况：自费、本省公费、外省公费、本省官费、外省官费。

自费留日学生，尽管人数庞大，但由于学时长短不一，人员来去不定，留下的档案材料至为有限，因此清末皖人自费留学日本的最早时间难以查考。不过，《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提到：明治三十二年（1899），在嘉纳治五郎主持的亦乐书院就读的学生，有横滨领事之子邹瑞昌（安徽人，25岁）、熊垓（江西人，17岁）、黄大暹（四川人，17岁）、李盛珩（江西人，19岁）[9]28。也就是说，1899年已经有皖人在日本留学，这样清末皖人自费留学日本的时间应不晚于1899年。

公费留学容易混同于官费留学，在今天的表述中两者并无区别，因此很多文章在论述清末民初留学运动时未作具体区分。公费留学经费一般来自地方学堂，而官费经费源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清末安徽本省公费派遣留日学生，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时间是1904年，是年桐城公立中学堂（今桐城中学）遴选房轶五、吴良驹、孙允珩、史浩然、苏荫柏、张基生等赴日留学，每人补助100元[15]155。同年，安庆农工商实业学校也選派五名学生赴日学习工艺技术，由学校支出学费[16]26。外省公费派遣的安徽籍学生，因为资料阙如，无从考证。

清末皖人官费留学日本，外省官费要早于本省官费。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处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17]17派遣学生留日至此成为国策。一些握有实权的地方督抚也是迅速行动，先有浙江巡抚派遣吴锡永、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四人留学日本学习武备，继有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之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四人到日本[12]33-34。到了1900年1月，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也纷纷派遣留学生。如前所述，这些外省官费生有部分是安徽籍学生。安徽则迟至1905年才派遣鲍庚、许成才等34名学生负笈东瀛。

那么，外省官费的皖人留学日本始于何时呢？前文提到的段芝贵、吴允诚是不是最早留学日本的安徽籍学生呢？这就涉及对“留学”的定义。如果将留学定义为“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18]831，则皖人官费留学日本的源头则可追溯至1890年，即段芝贵、吴允诚赴东文学堂求学之时。如果认为留学不仅是留居外国，而且还要进入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学习，则皖人官费留学日本的开端就是1896年，胡宗瀛、吕烈辉、吕烈煌等13名学生被安排进嘉纳治五郎创立的亦乐书院[19]72。如果认为留学必须是由国内相关机构派遣至国外，进入外国学校就读，则皖人官费留学日本应不早于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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