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域下的19世纪风化劝谕题材绘画研究

□王美艳 彭 琴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使欧洲社会走向物质化、现实化。中产阶级兴起，机器取代人工，大批劳动力失业涌向城市。在这个看似时髦，却充满欲望的时代，女性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受害者[1]。生存举步维艰的她们不再单一地扮演着传统的家庭角色，更多地承袭着社会角色开始进入社会领域中，街头、歌厅里、舞会上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在社会角色多变的同时，女性的生活内容、个人经历、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财富与欲望将她们推向附属和边缘化。此时，艺术发展也逐渐地走向民主化。当艺术家看到各种变动及较工业革命前更为贫困的女性时，他们的感触与同情自然而生。这也是19世纪西方艺术中陆续出现许多以女性为题材的绘画作品的原因。大多数题材中的女性形象多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现象与人生道德的思考和理解基础上，不仅表现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也是对19世纪欧洲虚伪庸俗、极端势力的社会现实的反衬，反映了当时的女性价值观及社会道德问题。

一、19世纪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

（一）女性的从属地位

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观念历史悠久。米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客观史实告诉我们，女性服从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自然属性随之显现出来。其社会属性在工业化过程中也随之变化。从传统观念上来讲，女性更多承袭传统的社会角色，女性主内，男性主外，男性是经济来源，女性服从于男性。这是传统观念意义上的从属性。传统领域中她们没有独立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强化了男性的支配地位[2]。例如，威廉的《觉醒的良知》（见图1），一位富有的男人和他的情妇在一个窄小的房间里幽会，她看着窗外的景色，缓缓从男人的膝盖上站起，似乎在精神上有着某种启示。从着装的光鲜亮丽来看，经济上的依赖成为底层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裙摆的设计传达了女性的被动性地位，是束缚的具象符号。男性的黑色礼服是社会等级的标志，更加明确了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服从地位的趋势。女性无法逃脱那样的困境，只能接受悲惨命运的结局，揭示着男人是女人的主宰者和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她们心理和生理上对从属地位的认同。女性从属地位在当时社会状况下被边缘化得更为明显。

图1 威廉·霍尔曼·亨特 《觉醒的良知》 1854年

（二）女性生存空间狭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把妇女归属于家庭私人领域，男人属于公共行动、科学和政治领域。在19世纪早期，妇女的职责就是家庭和孩子，充当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为了谋生，女性与男性开始同等竞争社会资源。然而男女劳动力在工资薪酬、身份等级、劳资关系、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对待[3]。有限的教育程度限制了她们的择业范围，同时占有的社会资源稀少，女性的价值被贬低。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公平现象也逐渐增多。一旦生活窘迫，女性便堕落于社会的底层。她们摒弃传统女性的形象，忽视道德底线，妓女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她们无路可走，只能被打入社会最底层。

底层女性不只展现了其生存空间窄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伪善的一面，在那样的环境下，底层女性身不由己，丢掉贞洁，忽视道德底线，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着。

（三）社会对女性的期望

女性在社会中存在两种身份，分别是家庭和工作。传统社会中女性处于家庭的私人领域，家庭是她们最好的归宿，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也正是如此。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她们服务于丈夫和孩子，没有社会功能，没有地位。当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时，地位仍然低下，受到歧视。她们也许与社会的期望相悖，社会也不认同她们的劳动能力和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不高。然而19世纪的堕落女性是社会期望最低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穿梭于酒吧等风月场所，受到上层阶级的压迫。底层女性即使着装华丽也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当时的社会对她们抱有歧视，用有色眼光来看待她们，使她们在工作角色中处于弱势地位。

二、底层女性的社会价值观原因分析

（一）社会分层明显

从社会学社会分层的角度而言，社会分层分成两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即贵族和穷人。19世纪的伦敦和巴黎的咖啡厅和舞会里随处可见贵族们的身影，金钱是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底层平民不能随意进入这样的场所。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阶层分化明显背景下，女性也未能幸免。例如，乔治·克鲁克香克的《酒鬼的孩子》一系列版画中讲述了女孩一步步堕落为妓女最后自杀，落得悲惨结局的命运。社会阶级的迫害及上流社会的诱惑使得女性丢弃了贞洁形象，忽视了社会道德底线。堕落女性的结局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揭露，而且有力地抨击了当时贵族阶层的腐朽与堕落，并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底层人民无止境的痛苦，也是将富人的劣根性建立在穷人的苦痛之上，更是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结果。

（二）生产组织方式与妇女工作的关系

工业革命开展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需要男女成员相互协作，妇女劳动具有很大的价值，妇女就业广泛。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的发明使手工业转化为制造业，为适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大量乡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转移，低价出卖自己劳动力，人们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劳作，为资产阶级创造利益。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影响了妇女的就业范围。女性脱离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从家庭独立出来工作，成为工厂女工、服务员、妓女等，也就有了堕落女性这样一群社会底层特殊群体的出现。在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下，社会底层女性为在城市里讨生活，摒弃了女性形象，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导致丑恶现象层出不穷。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既将社会向前推进，又将女性打入最底层。

（三）“两分领域”下的女性劣势

在传统史学中，两分领域即家庭和工作的分割，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分割。女性及女性相关的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视为私人领域而遭到轻视。在社会角色上，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外。男性的社会角色与他们操持生产、勇于竞争、家庭主力等性别气质相吻合，女性与之相比劣势低下。19世纪的欧洲依旧如此。随着社会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在就业方面，男性比女性的优势大，男性的技术能力比女性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女性在劳动市场无竞争力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现象，她们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即使获得了一份工作，工资也普遍较低。社会角色的差异反衬了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在两分领域中，社会对女性存在歧视，如果女性就业有损于贤内助、纯洁等形象，社会则将她们定义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社会本就对女性持有偏见和争议，女性从事的职业性质使得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劣势更为明显地展现了出来。

结 语

综上所述，19世纪工业化背景下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不仅是对腐朽、虚伪、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反衬，同时也是对女性道德观念缺失的批判。处于社会底层的她们或许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人生遭遇，而社会制度的束缚和上层阶级的迫害约束了她们，扭曲了这一群体女性的自我意识。从社会道德角度看，底层女性从事的职业与生活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形态，同时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在社会中，堕落女性的存在一方面教导女性应遵从女德的规范，维持自己的贞洁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淫乱问题起到警示作用。迄今为止，女性虽是弱势群体，依旧在为生存而努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女性虽从事低下职业，但她们对生活同样抱有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