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甫的怀亮诗创作缘由

李志雄

摘 要：古代咏史诗里有大量咏怀诸葛亮的诗。此类怀亮诗的集大成者为唐代杜甫。杜甫创作怀亮诗的原因是复杂的。这与当时唐代的政治环境有联系，贤相文化是重要的诱因。其次，与杜甫寄寓川蜀的地理履历有联系，川蜀的蜀汉文化是杜甫创作怀亮诗的直接原因。再者，杜甫历代祖先服膺儒学，杜甫本身也有很深的儒家情怀，这也是怀亮诗重要的创作缘由。

关键词：杜甫;怀亮诗;创作缘由;意象内涵

一、引言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重要的文学门类，其内容以咏怀古代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或古迹为主。此类诗歌繁荣于隋唐。在怀人咏史诗中，有大量的咏怀三国名臣诸葛亮的诗歌，以下简称为怀亮诗。怀亮诗最早见于东晋桓温所作《八阵图》[1]，而到了唐代，怀亮诗步入成熟的创作阶段。怀亮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有不少有学者对此做过研究和梳理，20世纪80年代，田旭中曾作《简论历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分析怀亮诗的时代性特点及其发展从而论述其在古典文学中的价值，做了详实的梳理规整[2]。陈翔华则采取断代研究的方式，曾作《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分析唐代怀亮诗的文学特点，聚焦唐人不同视角进行解读[3]。

唐代有不少成熟的怀亮诗面世。期间创作的怀亮诗作品数量最多，评价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者莫过于杜甫。杜甫一生创作的怀亮诗作品数达十八首之多，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篇，如《蜀相》《八阵图》《古柏行》等。唐前名垂青史者，枚不胜举，杜甫为何创作了诸多以诸葛亮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作品？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浅析和讨论。

二、唐代政治语境及贤相文化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阐释了唐代的政治影响着唐代的文学，同时也提到了对诗人的影响，诗人的许多遭遇与政治密切联系，像李白、韩愈等人的生平的跌宕便与朝廷党争等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同时，伴随而来影响着文学创作的还有政治语境，政治语境即意识形态语境，指的是社会权力机构的关联域，政治结构主导的某种文化思想倾向。由于隋唐兴起了科举制，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者必然要关涉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而在隋唐，这种语境思想上是儒道佛的融合，政治上则有种贤相文化色彩。

唐代，诸葛亮则成为了政治语境中的一个重要要素，隋唐推崇的贤相文化中标榜的对象。相较之魏晋时期，唐代的诸葛亮被塑造为宰辅的典范和人臣的楷模，并得以封王。唐代的君王更是对其赞誉有加，唐太宗李世民称杜甫为“宰相之贤者”，号召王公诸臣学习亮之公直。天宝年间，唐以“功备优迈”为标准，拣选历代功臣，合计十六位，享有春秋祭祀之殊荣。诸葛亮位列其中。往后兴建武城庙祀吕尚之时，唐朝廷欲选“十哲”从祀，诸葛亮亦位列其中。唐昭宗光化三年诏封诸葛亮为武灵王，赐庙隆中，立碑纪其事。官方的这些举措无形中传递着政治导向，即一种以诸葛亮为楷模的贤相文化。受这样的政治导向的影响，唐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和碑文当中便有了许多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之作。赞誉诸葛，某程度就是对政府价值观的认可，对个人的仕途无疑是有裨益的。

杜甫作为官家出生的子弟，认为自己是王佐之才，自然对政府推崇的贤相文化是认可的，而作为被政府标榜为模范的诸葛亮，自然会为杜甫所倾慕。怀亮诗的创作，从这个侧面看，既可以说杜甫咏怀的是诸葛亮，也可以说是咏怀贤相。因此，杜甫怀亮诗的重要创作缘由是受唐代的政治语境影响。

三、杜甫寓居川蜀之地的地域经历

杜诗学注重考察地域因素，因此还形成了各个地方独特的杜诗学研究。蔡锦芳著《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便有对该方向进行梳理，其中四川杜诗学发展史一章对研究怀亮诗亦有些参考作用。

地域要素是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要素，尤其是在隋唐。隋唐一代，边疆宽广，南北纵横延伸，版图之大前所未有，当代诗人常有行游之风。行游至不同地域，自然会有不同的体悟，塞北秋风瘦马，江南小桥水乡。在20世纪90年代，隋唐时期诗人行游迁徙的踪迹考证也是古典文学学界其中一个为人所重视的议题，如文正义的《杜甫湘行踪迹及其死葬考》，毛明文的《杜甫阆州行踪及创作》等。

杜甫常因国家或个人境遇而主动或被迫的迁徙，而在其晚年，便有一段寓居在我国西南的经历。杜甫怀亮诗的创作集中于这段时期，寄寓川蜀是他创作怀亮诗的重要缘由。时间跨度大体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入蜀中，寓居西郊草堂寺，到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出川下江陵。整整八年的时间，杜甫先后避难于成都、梓州、夔州等地。杜甫漂泊西南期间所创诗作近千余首，约占《杜工部集》所录三分之二[4]。

川蜀之地恰为昔日蜀汉政权所在之处，有浓郁的蜀汉文化。川蜀民间有诸多于诸葛亮相关的传说，同时亦有大量的祠堂，如成都南郊的武侯祠。而杜甫后来寓居的夔州，更是有许多诸葛亮的印记，如先主庙、武侯庙及白帝城。夔州又称鱼复县，是昔日刘备夷陵之战兵败退守之地，也是“白帝托孤”的所在地。杜甫大历元年抵达夔州后，曾写下《八阵图》《诸葛庙》《武侯庙》《古柏行》等怀亮诗的佳作，在大历二年的时候，见夔州郊外诸葛庙日久失修破败，还作《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上书请愿夔州官员进行补修[5]。

人在西南地，诸葛亮文化浓厚的古迹四处可循，自然难免会触景生情进而赋诗怀古。地理因素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类似的创作情境其实在诗歌创作中及其常见。例如，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作《吊屈原赋》，若非临故地，是很难触发如此强烈的诗歌咏怀之感。

当然，在考察地域这个空间因素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当时的时间因素。创作怀亮诗之际，杜甫恰逢其生平中较晚的时期，即飘零西南时期，该时期时局动乱，诗人为国家忧虑的焦灼与晚年看淡尘世的平淡并存的复杂心境等时间性因素也是需要留意的，不能割舍。

四、杜甫的儒家情怀

杜甫深受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其历代祖先服膺儒学，所谓“奉儒守官”[6]。杜甫的祖父为杜审言，“文章四友”之一，曾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其十三世祖则是西晋名将当阳侯杜预，不仅文治武功，还注解晋律，修订历法，习《春秋》，可谓儒士典范。作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杜甫，自然会对同是儒士典范的诸葛亮心生钦仰。儒家强调积极入世，而孔明“每自比乐毅、管仲”的创立功业之志恰是入世的表现。

杜甫志在“致君尧舜上”，尧舜是何等人？隋唐时期，儒道受禅宗的宗系思想的影响，形成儒学道统论，韩愈在《原道》中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在儒学道统论中，尧舜是儒学之始，是儒家天下大治的理想寄托，即所谓“大同社会”。杜甫想让古风再存的愿望，从侧面也可反映杜甫深受儒家精神影响。

儒学者追求“三不朽”。“三不朽”出自《左传》，叔孙豹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废不久，此之谓不朽也。”“三不朽”可谓是儒士自我修身的高要求与理想境界。而孔明则是三不朽之典范，不仅有孔孟的立德与立言，更兼有治蜀之绩，达到立功的层面，生前留名，逝世后亦流芳百世，与儒将杜预类似，是杜甫实践儒家精神所效仿的典型。自然，杜甫会重视这样的历史人物，并将其作为歌咏的对象。

五、结语

怀亮诗的创作与诗人的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的杜甫，思想上受唐朝朝廷的贤相文化影响，对被帝王儒化的诸葛亮是有崇敬之情的。儒化的诸葛亮对于信奉儒学的杜甫而言，自然会有其共鸣。这种共鸣在杜甫晚年时，愈加强烈，当他颠沛于西南川蜀，目睹孔明遗址之时，睹物思人，便有了众多的怀亮诗的诞生。杜甫的怀亮诗为后世的怀亮诗创作乃至咏怀诗创作都有影响，是古代文学中值得学者留意的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张宗福.论杜甫诗歌中的诸葛亮情结[J].杜甫研究学刊，2009（1）：36-41，62.

[2]田旭中.简论历代詠怀诸葛亮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1986（3）：103-108.

[3]陈翔华.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J].文献，1980（3）：40-50.

[4]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李霜琴.杜甫两川诗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5.

[6]葛晓音.杜詩艺术与辨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