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在谣言治理中的参与空间及策略

孔庆芝

摘 要：谣言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协作，参与谣言治理是档案工作应尽的义务，档案在谣言治理中既能够发挥辟谣作用，也能够发挥防谣作用。档案对谣言治理的作用是辟谣平台、新闻媒体等无法替代的。通过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借助大数据建立和利用档案，可以使档案为抵御“谣言复活”提供资料支持，为修复“拟态环境”，从而消除谣言生存的认识基础和知识基础提供专业的支持。

关键词：档案;谣言复活;拟态环境;信息化

谣言治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谣言的存在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形成对事物扭曲而虚假的认识，误导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诱导人们做出错误行为，扰乱社会的和谐稳定。谣言治理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行政部门、法治系统、网络辟谣平台、各类媒体和个人，档案系统与谣言治理似乎还有较远的距离。但是谣言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方齐心协力，相互合作才能收到成效，档案系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那么档案在谣言治理中是否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参与其中呢？本文认为档案在抵制谣言复活、修复“拟态环境”以防御谣言侵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作用是辟谣平台、新闻媒体等尚不具备的，是对其他谣言治理主体和方式的有效协助和补充。

一、档案与“谣言复活”治理

当下存在着一种谣言复活现象，尤其以政治、历史谣言复活率最高。原因是辟谣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经常出现缺位，谣言常在，辟谣信息不常在。从空间角度看，在网络背景下谣言可以迅速传送到各種网络空间，而辟谣信息出现的场所则比较集中，不可能到达谣言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从时间角度看，辟谣信息的发布一般是一次性的，而谣言的制造者和传谣者，都会在更多的时间点上重拾谣言。换一个时间和地点，就意味着可能更换了一批受众，就新受众而言，辟谣信息是缺位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防御能力，谣言由此得以成功复活，再次产生负面传播效果。

抵御谣言复活关键在于准确搜索，及时发现，并及时恢复辟谣信息，档案可以为此提供资料支持。依托档案可以使搜索更精准，发现更及时，辟谣信息的恢复更方便。档案在这方面具有辟谣平台、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出现在辟谣平台、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媒体上的谣言和辟谣信息是碎片化的，不便于查阅，检索和利用。以辟谣平台为例，其信息产生方式是跟踪谣言，发现谣言，然后针对谣言发布辟谣信息。其信息存储方式是按辟谣信息发布的时间顺序，逐条逐篇日积月累，而不是按不同辟谣信息的内在联系加工整合，进行存储。它提供了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但仍然具有碎片化性质，要从中选择某一信息还需要经过较烦琐的搜索。其中的某一条辟谣信息可能出于避免复述和扩散谣言的目的，对谣言内容语焉不详，要查找谣言详情需进一步检索;一篇辟谣文章可能阐述不够全面，要整合相关文章需进一步搜索。专门的辟谣档案却可以将碎片化信息加以整合，按照明确的线索呈现出某一条谣言出现和传播的轨迹，表明谣言的由来和出处，以及不同作者、不同媒体的历次辟谣，全方位地整合与呈现谣言与辟谣的事实全貌。以此类辟谣档案为基础，可以更便捷地发现复活的谣言，察觉其本来面目、最早出处、如何改头换面、曾经遭到哪些批驳与澄清，从而避开烦琐的检索，全面及时地提供充足的辟谣信息。

其次，散见于各种媒体的辟谣信息还具有综合性。例如以新闻形式出现的，其中会综合着谣言和辟谣之外的其他新闻内容。以回忆文章形式出现的，其记叙和阐述也不限于针对谣言。这些不直接针对谣言的其他内容，会对发现复活谣言以及提供简明确定的辟谣信息产生干扰作用。建立专门的辟谣档案则可以避免这种干扰，使谣言信息和辟谣信息得到更突出的呈现，更便于利用。

二、档案与修复“拟态环境”

谣言治理包括辟谣和防谣，防谣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建立不信谣、不传谣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要提高对谣言的辨识力。对谣言的辨识力与思想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有关，这里所说的知识水平不是指知识的渊博性，而是指知识结构的正确性。信谣与传谣者不一定居心不良，一部分信谣、传谣者实际上是不实信息的欺骗对象。例如一些政治、历史谣言的信谣、传谣者，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存在种种破绽和偏差，形成错误的认识基础，导致他们对政治、历史的认识也出现种种不当和失误。谣言恰恰迎合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同时还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和窥视欲，于是被欣然接受。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阐述了“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着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1]。既然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拟态环境，那么这种拟态环境就不是客观真相本身，有的距离真相很近，有的距离真相较远。离真相越近的拟态环境，越适合产生符合客观规律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和正确的判断力，越能够对未经证实的言论提供可靠的验证，越不适合谣言生存。因为谣言的基本特征是“未经证实”。“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私下渠道传播的、公众感兴趣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假事件，它不是中性的消息，而是带有欺诈、诽谤或攻击性的负向舆论。简言之，它是一种无根之言。”[2]越是符合客观真相的拟态环境，越是对谣言有证伪能力。反之，离真相越远的拟态环境越缺乏证伪能力，有利于谣言生存。

在所谓“后真相时代”，拟态环境的这种性质得到了强化。“后真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的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公众的舆论作用更大。“后真相时代”则是指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质疑，也没有被篡改，只是变得次要了。人们不再寻求真相本身，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自己想听想看的东西。谎话、流言、绯闻在网络上广泛地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44。“后真相时代”的这种特点使带有娱乐大众性质的信息广泛传播，爆料、炒作比比皆是，由此建立起来的拟态环境也更加远离真相，失去对谣言的证伪作用。

档案建设可以帮助人们修复拟态环境，其手段就是档案专业的基本工作手段，将相关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建成档案，科学有序地呈现事物原貌。当某一信息孤立存在的时候，它反映的仅是事物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容易被片面化解读，用档案手段使众多信息关联在一起，则构成一个多方位、多维度的拟态环境，更接近事物固有的真相。这样的档案使某一轶事、趣闻、典故、政治言论、历史事件等与所处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地理背景联系起来，与具有内在关系的其他事物联系起来，让查阅者能够更全面、科学地了解和认识曾经发生的一切，本来属于“爆料”可能被曲解的信息因此得以避免被误读，这就是对拟态环境的修复。这样建立起来的拟态环境是良性的，对谣言有抵御力，可以产生防谣效果。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容易被曲解的爆料、趣闻式信息发表出来以后，会有一些亲历者、见证人或研究者对其作出必要的补充和解釋，这种补充和解释如果不加以保存，将会很快被遗忘，被湮没，只留下片面性的爆料、趣闻误导大众。针对这种情形，档案义不容辞地负有保存资料的职责。

三、档案信息化促进谣言治理

“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初具规模，初步建成以局域网、政务网、因特网为平台，以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以档案目录中心、基础数据库、档案利用平台、档案网站信息发布为基础的档案信息化体系。“十三五”规划期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要求各档案部门、档案网站等主体加快提升电子档案管理水平，制定了相关政策支持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发展[4]，档案信息化建设是档案参与谣言治理的有效途径。

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为辟谣防谣档案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大数据指的是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5]。大数据具有超强的信息整合能力，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便于围绕某一条谣言或某一碎片化言论收集丰富的相关资料，快速高效地建立起具有辟谣防谣作用的档案。辟谣防谣档案的建立需要像《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的那样，“实现档案资源多样化”，“实现应归尽归、应收尽收;档案资源更加齐全完整、丰富多元”，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开发利用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也为辟谣防谣档案的利用提供了便利。传统档案通过档案馆阅览室借阅、档案复制本、馆内现场人员咨询服务等方式服务大众，具有被动性强、服务面小、服务效率低等弱势。大数据时代，谣言和易于产生误导作用的片面性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被及时发现，而辟谣防谣档案则能够为信息搜索和分析识别提供资料支持，并方便及时地与谣言和片面性信息产生连接，主动发挥作用。辟谣防谣电子档案可以在更开阔的空间里实现传播，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在大数据背景下，档案参与谣言治理前景开阔，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郭赫男.传播视野中的“拟态环境”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姜胜洪.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6）：13.

[3]倪敏.对后真相时代媒体责任的思考[J].视听界，2019（6）：92-94.

[4]赵彦昌，段雪茹.大数据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SWOT分析[J].北京档案，2016（11）：9-11.

[5]苗慧芳.零距离未来[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