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翻译学：在名与实之间∗

傅琳凌 穆 雷

（华南师范大学，广州51063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提 要：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立名历程，梳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等成果，本文发现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在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以下5 种倾向：（1） 重笔译而轻口译；（2） 重文学而轻应用；（3） 重共时而轻历时；（4） 重文本而轻文化；（5） 重描写而轻解释。 基于当前的成就与不足，本文提出未来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4 条突破路径：从产品走向过程、从共时研究走向历时研究、从单模态走向多模态以及从数据生产走向知识生产。

1 引语

在中国，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走过三十余载的历程。 译学三秩，随着翻译活动日趋专业化及翻译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新的翻译现象、翻译问题不断涌现。 如何突破当前的研究瓶颈，构建体现中国文化渊源、具备自身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目前国内翻译学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新的翻译问题一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往往反映既有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无法满足现实的研究需要，此时通过平行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学科内部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往往成为突破瓶颈的关键。 自2000 年以来，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逐渐得到国内译学界的重视，该范式既借鉴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又根植于翻译学内部的描写性译学研究传统，通过二者的融合进一步解决翻译学的核心问题，如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和译者风格等。 本文通过梳理近二十年来，语料库翻译学在定名与辨实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出现的问题，尝试通过回答目前语料库翻译学“为何”（名）与“何为”（实）两大问题，并基于此思考未来推动国内语料库翻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具体路径。

2 语料库翻译学之名

名正而言顺。 正如荀子所言：“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2007：242）。 立名是探实的前提，更是学术研究开展的首要环节。 据此我们将探讨“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的由来，厘清其所指、挖掘其内涵，为后续的名实参照奠定基础。

Mona Baker 被认为是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的开创者（Snell⁃Hornby 2006：125，王克非2006：9），她于1993 年明确指出将语料库技术与方法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语料库翻译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首见于Baker（1995：223）的“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一文中。 次年，Baker（1996：175）以“语料库翻译研究” 为题发表论文“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在承认Baker 对语料库翻译研究重要影响的基础上，许家金认为“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起点定于Baker（1993：233），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未必完全符合史实”（许家金2018：2）。 无论是翻译语言共性的理念、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方法还是语料库的建设，都存在一些早于Baker 的“遗珠”，如创建时间早于TEC 语料库的“加拿大Han⁃sard 语料库”或Gellerstam（1986：88）基于27 部瑞典语翻译小说与原创小说类比而开展的“翻译体”研究等（同上：7）。 对这些“遗珠”的关注和追溯有利于为语料库翻译学构建一张更加清晰和完整的研究发展脉络图。

语料库技术和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初开始受到国内译学界的关注（廖七一2000：380，丁树德2001：61，柯飞2002：35，刘敬国 陶友兰2006：66）。 而正式使用“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行系统引介的学者为王克非，“鉴于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学研究通称为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也可以成立”（王克非2006：8）。 随后“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在国内译学界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与应用（王克非 黄立波2007：101，2008：9，肖忠华 戴光荣2011：8，胡开宝2012：59，黄立波 朱志瑜2012：28，胡开宝等2018：1）。 2009 年10 月，国内第一个以“语料库翻译学”命名的学术会议——全国首届语料库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 这次会议就译学研究语料库的开发、翻译共性、翻译语言特征及翻译教学研究等议题展开充分的交流。 随后，第二、三、四届全国语料库翻译学研讨会分别在曲阜师范大学、南华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语料库翻译学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逐步扩大。 2011 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语料库翻译学文库”，先后出版8 本语料库翻译研究专著。 该文库不仅介绍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概况和基础知识（胡开宝2011，王克非2012，胡开宝等2018），还涵盖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汉语译文语言特征（肖忠华2012）、译文源语透过效应（戴光荣2013）、翻译文体（黄立波2014）、莎士比亚戏剧汉译（胡开宝2015）、译语与目标语之间的互动研究（秦洪武 夏云2017）等。

立名至今，“语料库翻译学”这一术语在译学界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从事该领域的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在此背景下，厘清该术语的真正内涵将有助于促进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走向更理性、更多元的发展道路。 从定义层面看，语料库翻译学是“在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王克非2006：9）。 既然研究方法上以语言学为主要参照，那么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是否沿袭语料库语言学的传统，同时采用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和语料库驱动（corpus⁃driven）这两种典型的研究路径。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路径是“由研究者提出假设，然后以语料库为数据源对假设进行验证”（梁茂成等2010：178）；而语料库驱动的路径则侧重语言描写，研究者“在语料库中观察自己感兴趣的语言现象，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归纳，直至最终形成结论”（同上）。 笔者基于中国知网①的数据源，以“翻译”为主题、以“基于语料库”为篇名进行不限时段的搜索，共搜得文献744 篇；在其他搜索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篇名改为“语料库辅助”，可得文献12 篇。 可见，目前在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这两种研究路径兼而有之，但使用频率相差较大，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成果远超语料库辅助的成果。 易言之，语料库驱动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尚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从内涵层面看，语料库翻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论，也是一种研究范式（胡开宝等2018：2-3），该范式与其他译学范式的区别在于“着眼点不同，方法不同”（黄立波 朱志瑜2012：30）。语料库翻译学以目标语文本为导向，其关注焦点主要在译语上。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语料库翻译学具有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包括“译学研究语料库的建设、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和译者风格等领域的研究”（胡开宝2012：66）。 基于此范式，翻译既被视为文本，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译本的语言特征及其所处的文化系统均为语料库翻译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从程序层面看，语料库翻译研究应包含描写和解释两部分，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解释这部分需要得到研究者的格外关注，它甚至“要比描写重要，因为解释能够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描写不能”（同上：64-65）。 借助语料库工具进行的现象描写有助于发现基于内省或经验式研究无法察觉的现象及数据，而描写是解释的基础，研究者采用更科学的技术与手段描写现象是为了更接近翻译活动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翻译背后的原因，从而更好地预测未来的翻译行为。

3 语料库翻译学之实

目前已有学者（宋庆伟等2013：25，张继光2016：3，吕奇 王树槐2018：82，许明武 赵春龙2018：3）对国内语料库翻译相关研究进行过文献计量分析，而这些分析主要聚焦于期刊论文类的研究成果。 为避免重复研究，本文主要以国内（含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论文的翻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下文简称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下文简称教育部项目）为数据来源，从历时分布、研究领域、翻译类型、语言对等视角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期能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更全面地了解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最新进展。

3.1 国内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是反映博士培养质量的试金石，同时也是了解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内发展现状及创新性成果的重要窗口。 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例，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做到“基本观点、结论和建议应对推动本学科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有所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14：115）。 翻译学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因此，翻译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亦应符合上述要求。

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308 篇②，其中标题含“语料（库）”的论文55 篇（占4.2%）。 从历时分布的角度看（参见图1），第一篇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现于2005 年，之后每年均有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 2009 年至2018 年，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年均5 篇，2015 年和2016 年的论文数量达到峰值（7 篇／年）。

图1 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成果历时分布图③

结合翻译学已有的学科分类和语料库翻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翻译风格、翻译教育、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认知和词典编纂等8 个领域。 如表1所示，目前55 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翻译语言特征（19 篇，占34. 55%）、翻译策略与方法（18 篇，占32.73%）和翻译风格（8 篇，占14.55%）。

表1 语料库翻译学主要研究领域分布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库的博士论文占主体（42 篇，占76.36%），且笔译语料库研究悉数涵盖表1所列的8 个领域。 基于口译语料库的博士论文13 篇（占23.64%），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口译策略与方法、口译语体特征、口译规范及口译教学等。 近年来，基于口译语料库的博士论文数量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在总体数量上与基于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成果还有较大的差距。

从语言对的角度看，英汉平行语料库（51 篇，占92.73%）在数量上远超其他语言对（4 篇，占7.27%）的研究成果。 从培养单位的角度看，语料库翻译研究博士论文主要来源于19 所院校，其中论文数量最多的5 所院校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13 篇，占23.64%）、北京外国语大学（6 篇，占10.9%）、上海交通大学（6 篇，占10. 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5 篇，占9. 09%）和厦门大学（4篇，占7.27%）。

3.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自1991 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以来，项目名称含“语料（库）”的翻译类项目共计72 项。 从历时分布的角度看，第一个获得立项的项目是1999 年徐一平的项目“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 随后7 年，除2005 年之外，其他年份均无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国家社科项目获得立项。 2007 年起，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立项情况有所改善。 2007年至今，每年均能在国家社科项目的立项名单中看到与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课题。 2007 年至2018年间，随着国家层面对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重视及语料库翻译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获得立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课题达到年均6 项，最高的单年课题数达9 项（2018 年），项目数量增长明显。

从项目类别的角度看，一般项目（45 项，占62.5%）和青年项目（19 项，占26. 39%）立项最多，而西部项目（5 项，占1.39%）、重点项目（2 项，占2.78%）、重大项目（1 项，占1.39%）所占比例较小。 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看，72 项国家社科项目涵盖表1所列的8 个研究领域，其中立项最集中的领域包括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26 项，占36.11%）、翻译策略与方法（19 项，占26.39%）和翻译语言特征（9 项，占12.5%）。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72 项国家社科项目中，1 项重点项目（2018 年的“大型中英连线口译语料库共享平台的创建与应用研究”）及唯一的1 项重大项目（2010 年的“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与加工”）均与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密切相关，体现出语料库建设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 要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社科项目重点支持语料库这一“器”的打造与完善有利于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工具保障，确保该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的国家社科项目达66 项（占91.67%），基于口译语料的项目则有6 项（占8.33%）。 从语言对的角度看，基于英汉平行语料库的项目共计58 项（占80.56%），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语料库的项目5项（占6.94%），俄汉、韩汉、日汉等其他语言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共8 项（占11.11%）。 除双语语料库之外，72 项国家社科项目中不乏多语语料库建设的有益尝试，如2016 年的西部项目“内蒙古旅游与外宣资料汉蒙英三语平行语料库建设研究”。 该多语语料库的建设结合地方特色和现实需求，融合汉蒙的语内翻译语料与汉英的语际翻译语料，可为后续开拓语料库翻译研究提供思路上的参考。 从立项单位的角度看，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立项最多的单位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6 项）、上海交通大学（5 项）和浙江大学（3 项），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燕山大学也分别有2 项获得立项。

3.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截至2018 年9 月30 日，在获立项的教育部项目中，名称含“语料（库）”的翻译类项目共60项。 从历时分布的角度看（见图1），最早获立项的教育部项目为2000 年的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 随后7年（2001-2007）未见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教育部项目获得立项。 2008 年，立项名单中重见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踪影。 教育部与国家社科项目在历时分布上呈相近趋势。 2009 至2018 年的10 年间，获教育部立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年均达6项，其中最高的单年立项数为11 项（2018 年）。

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看，60 项教育部项目涵盖除词典编纂之外的7 个研究领域（见表1），翻译策略与方法（29 项，占48. 33%）、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17 项，占28.33%）和翻译语言特征（5 项，占8.33%）这3 个领域的课题数最多。

从翻译类型的角度看，基于笔译语料库的教育部项目共计55 项（占91.67%），而基于口译语料库的项目只有5 项（占8.33%）。 从语言对的角度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究项目54 项（占90%），汉语—藏语平行语料库1 项（占1.67%），俄汉、日汉等其他语言对的项目3 项（占5%）。值得一提的是，在60 项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教育部项目中，有2 项④涉及多语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项目涉及的文本和数据类型更趋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目前国内语料库设计的新动向与新突破。 从立项单位的角度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分别有3 项语料库翻译研究项目获得教育部立项，成为立项数最多的高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6 所院校均有2 项获得立项。 从项目类别的角度看，在60 项教育部项目中，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 项（占1.67%），规划基金项目19 项（占31.67%）。 而立项数量最多的类别是青年基金项目（40 项，占66.67%），这既体现出目前国内青年学者对语料库翻译学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反映青年学者正逐渐成为当下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中坚力量。

3.4 讨论

基于笔者的数据，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关的项目分别于1999 年和2000 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 2005年，国内出现第一篇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从历时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近二十年来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数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体上仍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综合上述3 类数据可知，目前基于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相比之下，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成果仍有待进一步充实。

从语言对的视角看，目前的成果以基于汉英语言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为主，而对汉语与其它非英的外语语种、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平行语料库的关注相对不足。 随着语料库工具的日渐成熟和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多语语料库在近几年开始崭露头角并获得国家社科和教育部等各级项目的立项支持。 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语料库建设所涵盖的语种和语族数量仍比较有限。 未来语料库翻译学亟待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

从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分布情况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是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重镇，这两所高校无论是培养的博士数量还是国家社科或教育部项目的立项数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燕山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院校也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中坚力量。

从研究领域的视角看，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立项较为集中的领域分别为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翻译策略与方法和翻译语言特征等。 博士学位论文则略有不同，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翻译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和翻译风格上。可见，翻译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是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语料库的建设与技术是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共同的立项重点，原因在于：此类研究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多学科背景的科研团队作为保障；此类研究的成果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工具保障和数据支持，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故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4 名与实之间的思考

在我国，语料库翻译学兴于20 世纪90 年代末，当时的国际翻译学界正值实证研究的高峰期，即Snell⁃Hornby（2006：115）所说的“实证转向”（empirical turn）。 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启动虽晚于西方学界，但后来居上，发展迅速且取得丰硕的成果。 综观近二十年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进展，笔者认为以下5 种倾向须引起学界关注。

（1）重笔译而轻口译。 无论是期刊论文的成果分析（胡开宝2018：328，张继光2016：34）还是本文统计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等数据，结果均显示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明显滞后于笔译语料库。 由于口译活动同时包含语言、副语言和超语言等多个维度，对建库来说技术难度较大。 就副语言转写与标注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口译语料的转写及标注内容选择不一，规范不统一，而且“较少考虑语料库的兼容问题”（邹兵 王斌华2014：19）。 若进一步涉及口译超语言维度的标注，则转写难度更大。 要突破这一技术难题，一方面需要学界加强对口译行为的理论研究，找出在真实口译活动中影响译员的超语言参数；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工具上有所突破，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开展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项目，基于不同使用目的（如教学、科研）设计不同的标注体系和模块。

（2）重文学而轻应用。 本文通过统计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名称的词频，发现跟研究文本题材相关的高频词分别为“小说”“文学”“红楼梦”等，文学翻译依然为目前建库和研究的重点。 不可否认，文学翻译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文学翻译的高难度和高标准也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力在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因此，文学翻译往往成为学界研究译者素养、译者主体性、译者风格等重要命题的最佳“领地”。 但在承认文学翻译研究价值的同时，研究者也不能忽视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指向：以市场需求为代表的现实之需。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一门学科的价值应在于其能否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需求，解决某类社会实践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蓝红军2016：23）。 通过对中国企业语言服务需求的调查显示，目前能源、工程机械、信息技术与通信及医药与医疗器械等行业对笔译和口译的需求量很大（王立非2016：19），但当下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建库和研究成果涉及到上述领域或文类的相对较少。

（3）重共时而轻历时。 根据“语料库翻译学”的定义（王克非2006：9），概率和统计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手段，双语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而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研究为语料库翻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本文的博士论文及项目数据，目前国内语料库翻译研究主要以共时平行语料研究为主，基于历时语料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 这一问题并非国内翻译学界独有，国际上已有的双语语料库也存在“或是缺乏历时语料，或是语料库库容有限”等问题（王克非2016）。

（4）重文本而轻文化。 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自身区别于其他范式的方法与关注点。 该范式视域下的翻译既是文本也是文化现象。 但目前“国内学界在应用语料库开展翻译学研究时，往往过分强调对翻译现象的定量分析和描写”（胡开宝2018：330），而缺乏将翻译现象置身于更大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入解读，最大限度还原翻译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 若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只局限于源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语言转换，那么无论研究方法如何科学，所得的结论也只能解决语言层面的问题。 对此，许钧、周领顺曾提出：“不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应用型文本的翻译活动，不论是经过传统的手工翻译，还是通过现代的计算机网络云翻译，都不能绕过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许钧 周领顺2015：99）。 概言之，将语言层面的描写与文化层面的分析解释有机结合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使语料库翻译学名副其实的关键所在。

（5）重描写而轻解释。 描写与解释对语料库翻译学来说缺一不可，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而解释视角的适切性与逻辑自洽程度往往是衡量语料库翻译研究能否为翻译学乃至相关学科贡献新知的标尺。 目前，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在数据描写与呈现方面做得相对细致，但在数据解释上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可以在研究中增加解释的比重及对数据采取更多元的分析框架。

综观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目前在翻译语言特征、翻译策略与方法、英汉双语语料库的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仍有不少突出的问题。 针对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成就与不足，本文认为可从以下路径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1）从产品走向过程。 描写翻译研究是语料库翻译学的“立身之本”。 根据Holmes 的划分，描写翻译研究可分为产品、过程和功能3 种导向（Holmes 1972：176）。 语料库翻译学以产品导向的描写研究居多，这充分体现语料库工具批量处理、挖掘和分析文本特征的优势，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它对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等涉及动态语境的研究存在局限。 随着语料库类型的多样化，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语言现象逐步得到拓展。 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与关注过程的翻译认知研究之间的共性与关联得到认可，前者可为后者提供语料基础，而翻译认知研究的理论则可以“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解释工具”或用于“证实或证伪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有关假设或结论”（胡开宝 李晓倩2016：42）。 语料库工具所提供的数据可以反映翻译行为的某些特征，而眼动仪、脑电图（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设备所发现的规律则能揭示译者或译员的深层认知机制。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语料库翻译学从产品导向为主逐步向过程导向拓展，既充分体现翻译学的跨学科特征，也满足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探索人类意识与思维的现实需求。

（2）从共时研究走向历时研究。 目前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所涉及的语料库多以某一部典籍或文学作品的源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作为语料来源，并基于此进行源文本—目标语文本、不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比或类比研究。 诚然，共时语料库翻译研究已获得大批有价值的数据，为学科贡献不少新知。 但共时语料库往往因规模有限而难以观测到翻译的历时演变以及不同时期译语与目标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反观国外历时语料库的建设，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伯明翰大学的AVIATOR 语料库、曼切斯特大学的ARCHER 语料库和杨百翰大学的COHA 语料库等。 但是，这些均为单语历时语料库，难以解决翻译学的问题。 王克非教授主持建设的“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英汉双语的历时复合语料库”为目前国内历时双语语料库的代表性成果，该语料库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语料库的规模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3）从单模态走向多模态。 传统的翻译语料库以文本为主要存储形式，研究成果也以产品的描写与分析为主。 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或译员“黑匣子”里复杂的思维活动难以仅凭书面文本再现，流通于市场的翻译产品最终展现给读者的样态也并非单纯的文本语料库能够完整呈现。 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将语音、图像、情境等要素纳入到语料库中，使语料库的应用者不仅能对语言进行分析，而且还可根据音量、肢体语言、环境等非语言因素追踪译员的现场状态，所得结论可与翻译认知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对接，二者相互补充或佐证。 就笔译而言，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笔译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将语言分析与翻译产品的配图、版面设计及颜色搭配等非语言因素进行有机融合，更全面地还原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真实样貌与功能。

（4）从数据生产走向知识生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料库翻译学属于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一般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获取新知识，直接观察或实验所得的数据是实证研究的基础（Marc⁃zyk et al. 2005：6）。 数据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基础，“定量分析是语料库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许家金2018：2）。 然而，获得数据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而言仅仅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 借助语料库工具对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的数据往往比传统基于观察、感悟的数据更加可靠、丰富，但数据并不等同于知识，它对学科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只有当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数据参与到翻译学的知识生产中，语料库翻译学才能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发挥应有的作用。 翻译学主要通过“增加译学新知识的学术研究”“增加具有翻译知识的人口数量的翻译教育”“翻译技术设备的设计与开发”和“传播翻译知识的翻译出版”等方式进行知识生产（蓝红军2016：24）。 推及语料库翻译学，新时代背景下该领域的发展应更加注重发挥语料库数据对知识生产的作用。 首先，提倡研究者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框架获取和分析数据，透过数据更全面地认识翻译现象，促进新的认识、观点、思想乃至新理论的产生。 其次，培养掌握语料库技术的翻译专业人才，让语料库这一工具更广泛地服务于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 第三，鼓励更多具备语言或技术背景的研究者进行跨界合作，开发更多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语料库工具或能显著提高翻译效率的机器翻译系统。 最后，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助力优秀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成果出版，在传播翻译知识的同时，扩大语料库翻译学的学术影响力，促进翻译研究者技术素养的全面提升。

5 结束语

本文追溯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立名之路，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梳理，并基于国内（含港澳台地区）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等研究成果对语料库翻译学之实进行分析。根据语料库翻译学的本义与当前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学界须避免的5 种倾向及语料库翻译学后续发展的突破路径。 未来国内语料库翻译学将在“名”与“实”的动态发展中逐步走向更加自恰与成熟的发展之路。

注释

①检索截止时间为2018 年9 月30 日。

②由于各科研单位的管理方式不同，部分高校未公布博士学位论文数据，本文搜集学位论文数据的主要途径为博士导师及其学生的协助、网络数据库下载及跟踪相关出版信息等。 本文博士学位论文、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的统计均截至2018 年9 月30 日。

③在该历时分布图中，由于统计截止时间为2018 年9 月30 日，因此2018 年的博士论文为不完全统计。

④这两项分别为2012 年于风军的规划基金项目（新疆）“珍贵新疆古籍纳瓦依《四卷诗》三语语料库的构建及基于语料库的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研究”和2018 年刘超朋的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汉、德、俄、西多语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