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余华作为有底层情怀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第七天》中，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描绘，为底层人强势发声。在叙事策略上，余华运用了亡灵视角、荒诞风格和诗意语言等叙事策略进行底层书写。通过亡灵视角将生死两个世界衔接，突出底层人的无力与绝望。通过荒诞的风格讽刺了社会麻木不仁等现象。同时又运用诗意的语言给予底层阶级爱的幻象。从以上叙事策略中可以看出余华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底层情结，同时可以得出其底层叙事的价值所在，也是本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余华 《第七天》 底层书写 叙事策略

目前学界对于余华小说《第七天》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内容等分析都很广泛深刻。但对于此文本底层叙事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因此本文尝试从底层叙事策略的角度对余华的《第七天》进行整体把控和综合分析。致力于对中国文学当下所缺少的有关个体生命與生活表现进行有效补充，同时引发读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文学关注与自觉省思。

一.“底层”和“底层文学”

“底层”一词在词典中解释为喻指社会、组织的最低阶层。它最早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所指的底层主要是从属于欧洲社会结构、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理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我国，“底层”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蔡翔教授最早在他的《底层》 一文中提及“底层”一词，他抒发了底层是他个人的成长史的感慨，而并非一个概念。而后他在与刘旭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底层的看法：“底层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强的概念，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南帆教授同样认为底层不能够简单的进行定义，应该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予以不同的审视。同时他认为底层始终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王晓华在《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中，从三个层面来界定底层：“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即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王晓华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界定了底层。

随着学界对“底层”概念的探讨，“底层文学”的定义也开始变得清晰。即“底层文学”是“由来自底层的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所撰写的用于表述底层经验的文学作品。”底层文学不仅表现了底层阶级的困窘和无助，也展现了这个阶层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著名评论家李云雷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中曾写到他所理解的“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他的观点普遍为学界所接受。同时他认为，“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

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一直从未放弃为底层阶级发声，在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男性、女性亦或是儿童都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首先，男性作为底层阶级中家庭的顶梁柱，普遍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父亲许三观，用一次又一次的卖血来换取整个家庭生存的希望;《兄弟》中的父亲宋凡平面对苦难时的乐观成为了两个孩子的镇心剂;《活着》中的父亲福贵为家庭生计操劳，承受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他们都体现出作为一个男性、一个父亲的担当和责任感。而《在细雨中呼喊》里无能又好色的父亲孙广才则作为底层男性的反面人物出现，也更看出余华对底层男性的刻画是具有多面性的。而底层女性在余华的作品中通常扮演着卑微者的角色。如《在细雨中呼喊》里，面对残暴的丈夫始终甘愿忍气吞声的孙光林的亲生母亲;《许三观卖血记》中面对苦难无能为力只能用哭泣来缓解情绪的徐玉兰;《活着》中善良纯朴又任劳任怨的家珍。她们依附着男性苟延残喘又心甘情愿，过着悲苦的一生。最后，底层儿童也是余华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典爱情》中年纪轻轻的幼女被自己的父亲卖到“菜人市场”任人宰割;《河边的错误》里小男孩发现尸体报告父亲，得到的却是两个耳光;《活着》中有庆抽血救人却被抽血过度而死亡。底层儿童接触这个世界不久就饱受磨难，甚至断送生命。他们遭受苦难也更能表现出灾难的非人道性。

综上所述，余华作品中的底层小人物，从男性到女性再到儿童，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即使他们面对苦难时拥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却依旧逃不过命运的摧残，最终走向悲剧结局。

二.底层人物表达策略

在余华的小说中，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倾注了他大量的笔墨。他善于刻画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百态，以此来突显底层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深刻地表达出余华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其境遇的同情和理解。在他的作品《第七天》中也毫无例外，依旧展现着他对底层人物的情有独钟。在《第七天》中，同样无论是男性、女性或是儿童，他们都是底层小人物。余华通过对他们的刻画来突出底层人物的底层性格。同时将底层人的悲苦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此呼唤人们关注底层、重视底层。

（一）底层女性：残酷现实里的牺牲品

底层阶级是弱势群体，而底层女性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她们文化水平低下，且在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底层阶级中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生存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最终沦为黑暗社会的牺牲品。

《第七天》中鼠妹刘梅是从农村出来的底层女性，她能够从事的只有发廊洗头工和餐馆服务员等十分劳累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她只能住在污浊不堪的防空洞中，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刘梅因为长得漂亮在工作中一度被骚扰，也因此两度失业，最后甚至上街乞讨。长相好看成为了男性欺辱她的原因，她却无可奈何。底层女性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刘梅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底层女性，她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容易受物欲横流的社会所影响而作出一些极端的事情。当她知道自己的小姐妹成为坐台小姐日进斗金时，也想效仿。她在道德底线边缘试探，险些失守。于她而言，金钱远比自尊心重要。她最后因为男友买的高端手机是山寨货而用跳楼逼男友道歉，最终不慎坠楼成为新闻笑料。

鼠妹刘梅的死亡一部分是自身的意志力不坚定所致，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没有给弱势女性足够的尊重和关爱。在她危难之时，迎来的只有冷嘲热讽。这个冰冷无情的社会的不接纳和不包容将她送入了深渊。

而另一个被社会推进深渊的女性是主人公杨飞心里的母亲——李月珍。她虽然跟杨飞毫无血缘关系，但丝毫不吝啬自己的母乳，即使自己营养不良依旧全心全意地喂养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同时，李月珍不同于余华以往所塑造的仅会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她主动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她在河里发现死婴后没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勇敢地向报社举报了此事。但她的勇敢和正直却成为死亡的催化剂，她被汽车压死，连完整的骨灰都没有留下。社会的黑暗、上层社会的肮脏最终却要一个手无寸铁的底层女性买单，李月珍的死撕开了虚伪面具背后最真实的苦与痛。

无论是鲁莽的刘梅还是正直的李月珍，她们最终都被社会无形的手推向死亡。底层女性的痛苦，是连最基本的性命都无法保障，她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表达力量，因此只能在残酷黑暗的现实中成为任人宰割的受害者。

（二）底层男性：重金强权下的无力者

底层男性因为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在底层阶级中通常是一家中的顶梁柱。他们身上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家庭的重担使他们步履维艰。而更艰辛的是外来打工的底层男性，他们为了生存漂泊他乡。为了在城市里扎稳脚跟、为了全家人的温饱，再困难也愿意拼命。然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身份的不平等使他们格格不入，他们挣扎着想要拥有生存的权利却总是被现实击垮。在重金强权的打压下，他们的努力终究白费，付之东流。

《第七天》中的谭家鑫便是一个外来打工的底层男性。他带着全家人来到城市中拼搏，“他们一家人在这个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没有关系网，生意很难做。”表面上他的饭店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似乎能挣不少钱。但实际上已经入不敷出。原来是各种政府单位的人来大吃大喝却只记账不付钱，让民营公司来替他们结账。而近几年在经济不景气，结账的公司多数倒闭，这使谭家鑫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没有关系网的谭家鑫来说，他在这个城市里生存都很艰难。政府部门的人不敢得罪，因此忙来忙去还是赚不到钱。底层人是被压抑的，被剥削的，在谭家鑫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谭家鑫每次都会额外送给杨飞一个果盘，因为同情杨飞的遭遇，这也是他对同样是底层的人的怜悯。在火灾来临时，谭家鑫并没有先想着逃命，而是大声喊叫着要顾客先付钱，他对钱的重视是超过生命的。在火灾来临客人四处逃窜的情况下，谭家鑫还分出精力去瞪着杨飞，叫杨飞快点逃跑，这是患难之中难能可贵的善良。最后谭家鑫一家死于火灾，在“死无葬身之地”里，他依旧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他死后依旧热爱自己的工作，勤恳地为每个客人上菜。这也体现了底层人对工作的热爱和他们的勤劳。谭家鑫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中摸爬滚打，虽然勤勤恳恳，但勤劳并未致富。他受着压榨和剥削却无力反抗，只能认命。

底层男性肩负重担，他们渴望改变命运，使全家人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事实上，他们连基本的生存诉求都无法得到解决。在权力社会中，没有关系网的底层男性寸步难行，被剥削和压迫也只能认命，无力反抗。

（三）底层儿童：成人世界中的陪葬品

新世纪底层社会中的儿童，受父母经济状况的限制，无法接触到更大的世界。他们过着从学校到家这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却从不抱怨，甚至更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是底层儿童心智早熟化的表现。然而迫不得已的早熟并不能够保证他们可以因此拥有幸福无忧的生活，成人世界的争权夺利中，其父母因社会身份而占据不利位置，因此他们只能够成为成人世界里的陪葬品。

在《第七天》中，郑小敏便是这类底层儿童的典型。郑小敏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她放学回来时家就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父母，她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来，在寒风里哆嗦地写作业。”殊不知，两个在工厂上班的父母因为拆迁事故已经死在了废墟里。拆迁事故打破了她两点一线的生活常态，同时也带走了她的父母。当杨飞让她去暖和的肯德基里做作业时，她因为怕父母会找不到而执意在冷风中等待父母。原文中写到：“她坐在那里，让钢筋水泥的废墟也变得柔和了。”在这本书中，她短暂地出现也使整个原本阴森的故事多了一丝温暖，而这丝温暖更衬托出底层儿童的悲凉。

即使年龄尚小，面对家中的巨大变故，她依旧表现出了出于常人的镇定。她没有害怕，没有哭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废墟中写作业。她如此波澜不惊是因为有一颗成熟懂事的心。但即使再乖巧，也换不来父母的生命。社会的暴力和苦难将小孩子的幸福葬送时，也更反映了底层儿童的无可奈何。我们可以试想她接下来的成长之路，或许进入孤儿院与一群同病相怜的儿童为伴;或許成为年纪轻轻的乞丐流浪街头;或许被好心人收养过上了较为幸福的一生。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的磨难是她成长过程中的巨大阴影。

郑小敏的成长经历，是底层儿童的一个缩影。底层阶级的儿童较于上层阶级而言，他们更易面临被家人主动或被动抛弃的困境。社会的残酷更易剥夺他们享受父母保护的权力，这是底层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难以抵抗的痛苦。

底层小人物是余华作品中永恒不变的主体。在《第七天》中，他将目光聚焦在城市华灯璀璨背后无人问津的弱势群体，这也体现了其底层叙述中特有的人文意识和批判精神。《第七天》的底层叙述透过一个个小人物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赤裸地揭示了和谐社会背后的黑暗面。

三.底层故事书写策略

余华书写底层是为了替底层那些“被迫沉默的受害者”发声，传达他们最真实的呼声。这彰显了余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书写底层并不是一味地复制新闻内容，更重要的是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使小说立足于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因此，在小说中使用恰如其分的叙事策略尤为重要，这展示了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和艺术才情。同时，也使底层书写更有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下面我将主要从余华《第七天》中亡灵叙事视角、荒诞叙事风格和诗化的叙事语言三个方面来分析余华的底层叙事策略。

（一）叙事视角亡灵化

底层小人物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在人世间苟延残喘时即使再拼命地呼喊也只会遭到无视甚至镇压。因此，余华在《第七天》中另辟蹊径，运用亡灵叙事的手法来书写底层。一个以及很多个死亡的底层小人物的悲鸣声是极具震撼力的。

在《第七天》中，通过一个亡灵死后七天成为游魂的经历，来讲述他之所以生命结束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一生的遭遇与见闻。主人公杨飞作为一个游魂来到生的世界时，他只能目睹一切社会乱象的发生而无力作出任何改变。他倾听别人的凄惨的故事，也只能唏嘘罢了。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能够体会到的，作为一个渺小的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在看到丑恶事件频发时，我们也只能够愤慨而已。

作为亡灵的杨飞，可以短暂的在生的世界逗留，亦可往返在死的世界，这便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使很多看似荒诞的事情顺其自然的通过生死空间连接起来。首先，死后的世界使读者看到生的世界的真相。现实世界所报道的事件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甚至瞎编乱造，而通过死后当事人的讲述才还原了事情的真相，让整个事件更有完整度也更衬小人物的悲哀。底层小人物只是沉默的受害者，只能在死亡后才拥有发声的机会，而无力改变任何既定的“事实”。例如鼠妹刘梅的自杀，新闻报道为刘梅因男友送山寨手机，伤心欲绝跳楼自杀。而其实刘梅本意并不想结束生命，只是想用自杀为借口让男友伍超现身道歉。报社将这件事情大肆渲染，使鼠妹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殊不知，推动鼠妹自杀的是正是这群乐于挑唆的网友和冷漠的看客。再者，生的世界的矛盾在死后得到缓和。这在警察张刚与卖淫的李姓男子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张刚将李姓男子的睾丸踢碎，李姓男子将张刚刺死，这本该是夺命之仇，但他们在“死无葬身之地”里却每天一起下棋斗嘴，培养了别样的友谊。最后，生的世界的愿望在死后得以实现。在生的世界中，由于种种限制使底层小人物无力反抗这个社会，阶级分化使他们只能任人宰割。而在“死无葬身之地”里，他们不再被约束，因此更加自在快活。如饭店老板谭家鑫，在死的世界中，由于没有了各种政府部门的施压，他们的饭店快速开张。也因为没有了政府部门不良人员的赖账，使他们不再忧心忡忡担心入不敷出，热情地对待着每个顾客。 底层小人物只能在死亡后得以圆满，这也极大地讽刺了现实的不公。

（二）叙事风格荒诞化

荒诞艺术在余华小说中屡见不鲜，长篇小说《兄弟》便用荒诞手法再现了历史，写出了那个荒诞世界中人的荒诞百态。而在《第七天》的腰封上，称它比《兄弟》更荒诞，也表明了它被认可的荒诞性。周明全教授曾表示：“余华《第七天》最核心的是，以荒诞的叙述、以荒诞的故事来接近他所理解的真实。”可见《第七天》的荒诞艺术是深入人心的。

《第七天》中用荒诞化的叙事艺术来写底层人物，更衬底层人物的悲凉。底层人从出生直至死亡都充斥着荒诞性，他们无法拥有的是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他们的一生都被刻上“荒谬”“滑稽”的符号，这更加体现了底层人的苦难和悲剧性。

小说一开头，荒诞气息便扑面而来。杨飞已经死去，但没有净身，没有整容，也没有化妆。“左边的眼珠都出去了，鼻子歪在旁边，下巴这么长。”余华一开始没有直接表明杨飞的身份，可通过对杨飞形象的刻画，便形象的展示了一个孤独无亲的底层小人物死去后的惨状。在候烧大厅中，没有骨灰盒也没有墓地的杨飞和享有贵宾特权有着豪华墓地的市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长作为上层阶级的人物，死前的优待延续到了死后，他可以不用排队直接火化，进行遗体告别时由于人多甚至封锁道路。而杨飞作为底层阶级惨死的可怜人，死后也只能成为游魂。在这荒诞的叙述背后，又有着刺骨的真实。余华始终致力于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而这，便是他对于待遇、权力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的嘲讽。之后杨飞回顾他的一生，在他的经历中随处可见的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各种乱现象，也更加体现出现实的残酷和荒诞。

杨飞是在两条铁轨之间出生的，他的母亲在火车里上厕所时一使劲便将杨飞滑了出去。这个降生堪称离奇，充满了荒诞性色彩。而杨飞的生母，在自己退休时才下定决心亲自寻找自己在火车上失踪的孩子。余华将人情的淡漠刻画得入木三分，也更突出底层小人物杨飞的养父杨金彪的无私和大爱。当杨飞回忆起前妻李青和自己相爱相别的故事，也始终充斥着荒诞感。李青是个有着引人瞩目的美丽和聪明的女人，她周旋在各色的男人之间，可却出人意料的爱上了木讷的杨飞，原因是杨飞忠诚可靠。但是他们婚后不久，李青便受一个并不忠诚可靠的老板的诱惑而选择离婚，从而得了性病。李青拥有令人艳羡的美貌，一生却并不如意，最后落得声名狼藉，而惨死浴中。上层阶级的腐败生活通过李青的视角展现得十分清晰，官员包二奶、贪污，最终逃窜异地。也更衬托出底层小人物却为了生存垂死挣扎的不易和辛酸。

将表面的荒诞抽丝剥茧后得到的，是骨子里的真实，是这个社会的满目疮痍。余华用充满荒诞性的笔触无情地鞭挞着这个社会的现实。他想表达的更多的是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人情淡漠。然而，在人情淡漠的社会中，依旧有着一些拥有着纯真、善良的小人物。无论是付出一切不求回报的父亲杨金彪，还是用尽全力去爱的鼠妹刘梅和伍超。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能量在这个社会的最角落散发着属于他们的一丝丝光亮。

（三）叙事语言诗化

余华本人表示，他在《第七天》中一改以往“刻意追求语言的粗俗”的风格，而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他试图用诗化的语言来给一生悲凉的底层小人物一丝暖意。这是余华式的人文关怀，是出身底层的写作者对底层人给出的爱的安慰剂。

在小说中，主人公杨飞作为游魂在行走的七天中，从第一天“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到第七天“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每一天的自然环境都被描绘得极尽诗意。同时，余华对于景物的描寫是具有层次性的。例如雨水和雪花在每天中反复出现，却不尽相同。从“雨水下坠、雪花飘落”到“雪是明亮的，雨是暗淡的”，再到“没有雪花没有雨水”。景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也使故事变得更有节奏感和音乐性。余华在主人公回忆往昔的过程中插入了充满诗意的自然环境，构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

在对“死无葬身之地”里人和景的描写中，余华更是不吝诗化它，来突出那个彼岸世界的美好景象。“我的眼前出现宽阔的河流，闪闪发亮的景象也宽阔起来。一堆绿色篝火在河边熊熊燃烧，跳跃不止的绿色火星仿佛是飞舞的萤火虫”这是对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的描写，通过“篝火”“萤火虫”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温暖孤独的可怜人。“宽广的沉默里暗暗涌动千言万语，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诉说。”在对自我悼念者的描写中，也能够看出余华对于底层孤苦伶仃者的同情，他们只能自己悼念自己，而聚集之地满足了他们有人陪伴的愿望，他们聚集在一起，便不再孤单。“我在静默的围坐里听到火的声音，是舞动声;听到水的声音，是敲击声;听到草的声音，是摇曳声;听到树的声音，是呼唤声;听到风的声音，是沙沙声;听到云的声音，是飘浮声。”每个悼念者是安静的，大自然用它的语言来替他们倾诉。余华用诗化的语言试图来抚平命运多舛的底层人的创伤。

对“死无葬身之地”的诗意描绘，是余华对底层人苦难了一辈子的安抚。这个地方是死后连墓地都没有的穷苦人的归宿，这本该是悲惨的。但幸运的是，他们来到的是一个一片祥和的温暖世界，“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在生前受尽折磨的底层人终于过上了诗意化的生活。余华诗化叙事语言的初心或许只为造一个冥间的乌托邦，来圆悲苦的底层人一个梦。

在《第七天》中，无论是主人公杨飞还是他所接触到的各个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底层阶级的穷苦百姓。他们在人世间奋力地活着，却因为各种离奇原因而不得善终。鼠妹刘梅因为长相标致被顾客欺侮遭到解雇，最终闹自杀被所有人嘲讽后不慎摔死。李月珍举报了医院将死婴扔进河里的事情而被超速行驶的汽车撞死。她们代表的是因社会有意或无意的力量饱受摧残的底层女性。而底层男性的典型谭家鑫，因为没有关系网而被不良政府官员压榨。与此同时，底层的小孩子郑小敏因父母去世而无家可归。他们的悲剧故事是底层阶级小人物的悲剧缩影，这是余华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与悲悯。

同时，余华在底层书写时运用的叙事策略是可圈可點的。首先，余华虽善于书写死亡，但将一个亡灵作为主人公展开叙述也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用亡灵的视角来将生死两个世界巧妙衔接，亡灵在生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悲剧是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的，更突出了人的无力感和绝望感。再者，余华用荒诞来书写现实的疼痛，告诉我们比小说更荒诞的是现实的荒诞。荒诞化的风格也更具有讽刺意义，也以此来刺痛人们日益麻木的神经。而后，无论他们如何死亡，最终都聚集在“死无葬身之地”，那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来自现世的压抑、阴暗与丑恶，而呈现出一片安稳祥和的模样。余华通过极力诗化“死无葬身之地”来表达对底层阶级的爱和悲悯之情，也表达了余华想改变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的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现实感。

总而言之，余华是书写底层的现实主义作家，《第七天》是一部记录中国疼痛的现实力作。或许身处当下的我们会认为它不过是新闻杂编，但在未来，贫富差距日渐减小、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之后，再重阅《第七天》，或许会有更深刻的体悟。余华在用他的叙事策略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疼痛，《第七天》终将会成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可靠素材。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蔡翔.底层[J].天涯，2004（02）：40-45.

[3]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J].天涯，2004（03）：4-13+1.

[4]南帆，郑国庆，刘小新，毛丹武，林秀琴，练暑生，滕翠钦，刘桂茹.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J].上海文学，2005（11）：74-82.

[5]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04）：34-38.

[6]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J].文艺争鸣，2010（11）：25-33.

[7]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8]周明全.以荒诞击穿荒诞——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当代作家评论，2013（06）：120-125.

[9]胡祎，吴天蓓.余华《第七天》中的荒诞书写[J].文学教育（下），2015（03）：28-29.

[10]李昊.浅谈余华《第七天》的“幽灵叙事”[J].名作欣赏，2017（17）：86-87.

[11]李佳桐.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叙事艺术[J].文化学刊，2017（06）：72-74.

[12]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153-162.

[13]郑冬玲.余华《第七天》的主题思想探析[J].文学教育（上），2018（09）：28-29.

[14]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03）：88-94.

[15]陈少华.当先锋“沉降”大地——余华《第七天》底层写作的伦理困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163-167+192.

（作者介绍：肖雪冰，仰恩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