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研究

周 玲，李宝瑜

(山西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均衡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但内部各地区的不均衡状况却日趋加剧。虽然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中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但长期以来积累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区域经济在空间上依然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区域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差距[1]。如何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在此大背景下，研究影响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并通过路径模拟为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建言献策，对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确定未来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国外学者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4]。国内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现状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发散论认为随着总体经济规模的增长，区域差异逐渐扩大[5]。第二种收敛论的观点与发散论正好相反，认为区域经济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6]。第三种倒“U”型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该观点认为区域间经济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王菲和李善同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对1978—2014年省际区域差距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省际区域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又进一步缩小[7]。

区域经济差距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素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作用能够消除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给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带来积极影响[8]。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循环累积，不断强化区域优势，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异[9]。更多学者则认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陈燕儿和白俊红的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差异收敛，而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区域经济不平衡[10]。

资本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而无论从“质”还是“量”来看，中国区域金融要素发展水平都呈现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不同经济区域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机构分布、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服务实体能力的不平衡[11-12]。不同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差异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因此，若想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缩小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至关重要[13]。

除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以外，对外开放差异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贸易开放是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两个指标。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而贸易开放会恶化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扩大收入差距[14-15]。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崔向阳研究了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区域间经济差距就越大[16]。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曾淑婉等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预算支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17]。王宵雅和张继彤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的研究则发现，中国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有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18]。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产业布局形成了东部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格局，长远来看，这种格局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21世纪以来，各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东部率先启动，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出去，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中西部紧随其后，充分利用人口、资源等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已被认为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19]。张鹏和张磊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通过吸引劳动力回流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从而降低区域收入差距[20]。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差距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1)学者们很少从相互关系的视角出发讨论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区域间经济联系是复杂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单向，而是呈网络结构，大多数学者使用的计量模型已不足够，因此得出的结论不能很好的反映是哪些因素在地区经济差距中真正地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2)很少有学者定量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找到一条能够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的目标，已有的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讨论，极少有学者利用数据进行规范化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贡献有二：一是引入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二次指派程序(QAP)，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因素。区域间各种关系都会对地区经济增长格局产生影响，QAP法能够深入探讨经济系统中不同网络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在QAP法的基础上，通过模拟影响因素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距带来的影响来寻找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

二、模型设定、数据选择与分析方法

(一)分析方法

常规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要求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否则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而由关系组成的矩阵数据恰恰违背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关系数据需要引入专门的方法进行分析。QAP是一种以重抽样为基础，分析方阵(网络)间相关与回归关系的随机检验方法，这里应用的主要有QAP相关分析和QAP回归分析法。

QAP相关分析的步骤有三：首先，把每个矩阵的所有取值看成一个长向量，计算得到长向量之间的初始相关系数，忽略掉对角线上的数字，每个长向量包含n(n-1)个数字。其次，随机置换矩阵的行和对应的列，计算置换后矩阵与未置换矩阵的相关系数，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至形成一个相关系数的分布。最后，判断相关系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根据初始相关系数在相关系数分布中的位置做出判断，如果初始相关系数落到拒绝域，则说明矩阵之间存在强相关，反之，则说明矩阵的相关性不显著。

QAP回归分析的步骤有二：首先，对因变量矩阵和多个自变量矩阵进行常规回归分析；其次，随机置换因变量矩阵的行和对应的列，再次回归，重复这个步骤，利用多次回归的结果估计回归系数及统计量的标准误。

(二)理论框架

根据前文的论述，学者们对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因素的分析范围较广，这里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支出、FDI、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

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能够改变不同区域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规模和配置效率，因此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能够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除此之外，财政支出还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和搭建公共平台的功能，这些都会间接影响区域间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财政政策是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各国通过财政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故预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区域差异符号为负。

2.FDI。随着全球经济合作的日益加深，FDI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提高了区域资本的形成率，更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FDI区域分布差异使得各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承受不同的资金成本，获得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故预期FDI区域差异符号为正。

3.产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层次差距较大。东部地区高科技行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相对高级的产业结构会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入，这必然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滞后、传统产业占比比较高，生产要素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故预期产业结构区域差异符号为正。

4.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发展是资本积累和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对外贸易发展区域差异使得各地区获得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优化效应不同，从而导致其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故预期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符号为正。

5.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是社会融资的主要场所。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客观上会带来地区金融资源禀赋的差异和融资成本的差异。随着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深远且广泛，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扩大无疑将加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故预期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符号为正。

(三)模型设定

设立如下模型来刻画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值矩阵(DGDP)，解释变量有地方财政支出差值矩阵(DLGFE)、FDI差值矩阵(DFDI)、产业结构差值矩阵(DISE)、金融发展水平差值矩阵(DFDE)和对外贸易差值矩阵(DFTE)。

差值矩阵为增长量矩阵，以DLGFE为例，DLGFEij表示省份i与省份j地方财政支出差值的绝对值。为了避免量纲不同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使用(差值)矩阵的平均值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为更全面的分析各因素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这里从全区域和分地区两个层面进行QAP建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号的划分办法，将中国31个省份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分别涵盖10、6、12和3个省份。全区域与分地区建模的不同主要在于矩阵变量的基本形式，详见表1～表4。

表1 东部模型矩阵基本形式

表2 中部模型矩阵基本形式

表3 西部模型矩阵基本形式

表4 东北部模型矩阵基本形式

(四)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31个省份，时间节点为2018年。人均区域生产总值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衡量地区间差异的关键变量。因变量DGDP以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的绝对值构成关系矩阵。为了更加符合实际，各省份人均GDP的计算采用常住人口数。DLGFE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差距的绝对值构成关系矩阵，DFDI使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差值矩阵表示，DISE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的绝对值构成关系矩阵，DFDE使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差值矩阵表示，DFTE以“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的绝对值构成关系矩阵。FDI和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国QAP参数估计

QAP回归分析研究的是多个矩阵和一个矩阵的回归关系。回归结果会呈现非标准化系数与标准化系数共两类结果。标准化系数去除了量纲的影响，系数之间具有可比性，因此这里对标准化结果进行分析。

从全区域QAP回归结果来看，DLGFE、DFDI、DISE、DFDE和DFTE的回归系数都是符合预期的，其中DLGFE、DISE和DFTE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FDI和DFDE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5 全区域QAP回归分析结果

从影响方向来看，DFDI、DISE、DFDE和DFTE对DGDP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各地区吸引外资规模差距越大，产业结构差异越大，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区域间经济差距越大。DLGFE对DGDP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扩大地方财政支出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能够有效的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从影响强度来看，DFTE对DGDP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417，DISE对DGDP的影响系数为0.342，仅次于DFTE，DFDE的影响最小，系数为0.141。

(二)分地区QAP参数估计

分地区进行QAP回归分析，探究各影响因素在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差距中究竟扮演的角色。分地区QAP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均高于0.650，东部地区最高，达到0.705，这一结果表明五个矩阵变量至少能够解释区域间经济差距的65%，整体解释能力较强。从影响方向来看，东、中、西和东北部呈现与全国一致的结果，即DFDI、DISE、DFDE和DFTE对DGDP的影响为正，DLGFE对DGDP的影响为负。从参数显著性来看，绝大多数估计系数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6 分地区QAP回归系数

比较同一地区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DISE是影响东部最主要的因素，系数为0.436，第二大因素为DFTE，回归系数为0.317。DFTE是影响中部的首要因素，回归系数为0.586，DFDE是次要影响因素，系数为0.258。影响西部和东北部最主要的因素是DFTE，回归系数分别为0.438和0.485，第二大因素是DISE，回归系数为0.425和0.395。

比较地区间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DFDI的估计系数呈现东部高，中、西和东北部低的格局，这可能暗示着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吸收FDI数量内部差距要显著高于其他区域。DLGFE的估计系数呈现东、中、西递增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DLGFE对东北部D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东北三省的经济过度依赖重工业，目前面临资源枯竭和产业结构亟待升级换代的问题，政府对东北给予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区域内部财政支出差异较小。DISE对东部与西部DGDP的影响强度相差不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436和0.425。DFDE对西部和东北部DGDP的影响较小，回归系数分别为0.120和0.066，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这说明西部与东北部的省间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差异。进出口对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DFTE对中部DGDP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是东部的1.85倍，是西部的1.34倍，是东北部的1.21倍。原因在于与其他区域相比，中部地区在进出口上不占据优势，东部沿海具有国际贸易天然的区位优势，西部和东北部与部分国家接壤，也有少量的进出口贸易。

四、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探索

分析了影响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的因素后，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如何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实现经济均衡增长进行讨论。

(一)方案设计

均值是描述数据集的一个统计量，能够较好的反映一组数据的一般水平。标准差是最重要的差异量数，它能够较好的描述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反映均值水平下数据的结构变化。这里通过模拟自变量均值或标准差的变化给DGDP造成的影响来寻找促进中国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

1.全国层面方案设计

本文使用的变量均为关系矩阵，可以采用式(2)模拟矩阵均值与标准差的变化，以DLGFE为例对变化过程进行说明。

(2)

根据前文的研究，DLGFE对DGDP的影响为负，其余自变量对DGDP的影响为正。为达到缩小DGDP的目的，在方案设计时，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层面，模拟DLGFE的均值或标准差提高，其余自变量的均值或标准差减小。

在全国层面，按照自变量标准差不变，均值变动10%和自变量均值不变，标准差变动10%模拟了30个情景。情景1～10模拟的是单一变量均值(标准差)变动对DGDP均值(标准差)的影响，情景11～30模拟的是两个变量均值(标准差)同时发生变化的结果。

表7 全国层面情景设置

2.地区层面情景设置

为了更好的从区域层面讨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需要对所有差值矩阵进行分块处理，将总差距分解为区域内部差距与地区间差距。具体来看，区域内部差距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内部差距，地区间差距包括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东北部、中部与西部、中部与东北部、西部与东北部差距，详见表8。

表8 总差距区域分解

在地区层面，依照差距标准差不变，均值变动10%和差距均值不变，标准差变动10%模拟了30个情景。情景31～40和情景41～50模拟的是单变量区域内部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均值(标准差)变动结果，情景51～58和情景59～70模拟的是单地区多变量区域内部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均值(标准差)变动对DGDP的影响，情景71～72和情景73～74模拟的是多变量多地区区域内部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均值(标准差)变动结果，情景75和情景76模拟的是多变量多地区全差距变动结果。

(二)全国层面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探索

1.模拟单一变量均值与标准差变动

从单一变量模拟情况来看，降低DFTE均值(标准差)的拟合效果最好。DFTE均值降低10%，会导致DGDP均值减少3.79%，高于DISE(3.11%)、DLGFE(2.36%)和DFDI(2.00%)，DFTE标准差降低10%，会导致DGDP标准差减少 2.48%，高于DISE(1.29%)和DFPI(1.28%)。

表9 地区层面情景设置

表10 全国层面情景模拟结果

2.模拟多变量均值与标准差变动

从多变量模拟情况来看，同时缩小FDI和对外贸易区域差距的拟合效果最好。DFDI和DFTE均值降低10%，会导致DGDP均值减少7.08%；标准差降低10%，会导致DGDP标准差减少3.85%。同时缩小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区域差距的拟合效果仅次于最优路径，DGDP均值减少6.90%，标准差减少3.77%。同时提高DLGFE和缩小DFTE均值(标准差)与同时缩小DFDI和DISE均值(标准差)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冲击后DGDP均值分别降低6.16%和6.39%，标准差分别降低2.68%和2.72%。

(三)地区层面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探索

1.模拟单变量多地区均值与标准差变动

从单变量多地区模拟情况来看，降低对外贸易地区间差距均值(标准差)的拟合效果最好。对外贸易地区间差距均值降低10%，DGDP均值降低3.07%；对外贸易地区间差距标准差降低10%，DGDP标准差降低2.44%，拟合效果远高于其他情景。降低产业结构地区间差距的均值(标准差)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DGDP均值下降2.40%，标准差下降1.21%。降低各变量区域内部差距的均值(标准差)效果并不显著，DGDP均值变动低于0.80%，标准差变动低于0.20%。

2.模拟多变量单地区均值与标准差变动

从多变量单地区模拟情况来看，降低东部与西部差距的均值(标准差)的拟合效果最好，DGDP均值降低4.66%，标准差降低4.13%。降低东部与中部差距的均值(标准差)所达到的效果不足的前者的一半，DGDP均值降低2.03%，标准差降低1.50%。降低东部地区省间差距对促进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情景51下，DGDP均值降低1.64%，在情景55下，DGDP标准差降低0.53%。缩小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内部及之间的差距虽然会降低DGDP均值，但会扩大DGDP标准差。在情景56～58和情景68～70下，DGDP标准差分别增加0.11%、0.69%、0.05%和0.87%、0.25%、0.47%。

表11 地区层面情景模拟结果

3.模拟多变量多地区均值与标准差变动

总体来看，缩小区域间差距的拟合效果要优于缩小地区内部差距。降低区域间差距的均值，DGDP均值降低9.73%，效果远超降低地区内部差距(2.82%)，降低区域间差距的标准差，DGDP标准差降低5.26%，降低地区内部差距标准差，DGDP标准差升高0.30%。

五、结 论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QAP法从全国及地区层面研究了不同因素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并通过调整矩阵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模拟了地区间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财政政策依然是当前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手段。QAP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区域差异越大越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中央政府要逐步为地方政府提供适切的财权和事权，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获得倾向性更强的政策倾斜、物资投入和资源配置。地方政府要通过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与流动来发挥地方财政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调控作用。

2.扩大中西部对外开放，优化中西部投资环境，为承接产业转移打下良好基础。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缩小区域间FDI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和对外贸易差异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一直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中西部吸收FDI，发展对外贸易，承接国际和东部产业转移，因此想要缩小与东部的经济差距，中西部就要紧紧抓住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打造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贸实力；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改善法治环境，以吸引更多外资落户。

3.各地区要制定差异化的金融发展政策，采取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QAP回归结果表明，缩小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具体来看，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无论在市场规模，还是交易工具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各地区金融发展必须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以形成全球竞争型的金融市场为目标，中、西和东北地区要以增加金融资源和提升金融效率为目标。

4.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需要。分地区QAP回归结果显示，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影响东部经济差距最主要的因素是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而影响其他地区经济差距的首要因素是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各地区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区域发展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予以关注。除此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到各地区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

5.缩小所有影响因素在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是实现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路径模拟结果显示，区域间差距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缩小各影响因素区域间差距的效果优于缩小区域内部差距。除此之外，“组合拳”的效果要优于单因素调整，同时缩小FDI和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效果最好。单一的政策无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性难题，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加强区域政策与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有效协调，合理化地区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