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江洪：日本专家推动了湖大工业设计系的建设

赵江洪，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日本JICA第一届工业设计培训班（湖南大学）：学员，并经吉岡道隆教授推荐，1982～1984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后1995年丹麦设计中心访问学者。曾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从事汽车造型设计、设计方法与方法论、多领域知识驱动的造型设计和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等研究。主持国家科技部863项目、973项目子课题、“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93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2002年获世界技术环境奖（nalist），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4部。完成多项企业设计项目。

回想当年，赵江洪老师说，他们后来发现日本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是更好的一种设计理念。因为日本设计的叫做“工业意匠”，所以他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会把字拆开，比如“意”这个字拆开，成为“心”和“音”，就是说设计要照顾什么，要懂得什么，像科技的进步，社会生活等。吉岡道隆老师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T）毕业的，IIT最初是包豪斯人过去搞的，所以它是包豪斯的理想主义色彩到美国跟现实相结合的东西。吉岡道隆先生毕业回来以后，很多亚洲的设计全是他在搞，他有阅历，有精力。日本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到中国来，其实是很有想法的。

《设计》

赵江洪

《设计》：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使您成为研究班的第一批学员？

赵江洪：当时是学校安排。当时湖南大学有筹建工业设计系的想法，一机部有这个想法，要搞工业设计。当时不知道叫“工业设计”，就是要搞造型。召集了一批本校老师，有工程的、艺术的、材料的、化工的，各个领域的老师。其他还有一机部从其他各个院校挑选的老师。

《设计》：在这个项目之前，您对日本设计有了解吗？

赵江洪：没有，当时大家对日本完全没有了解，对于“设计”这个概念也只是非常朦胧的知道一些。当时学校的设计学科还是筹建的状态，后来成立了工业设计系，再后来才转成设计学院。

《设计》：培训课程的设置是怎样的？

赵江洪：我依稀记得，当年学校给了一个最好的房间，在我们现在的消防员楼里头。从时间上来讲，1982年时间应该是国内办得最早的这种研究班。当时在日本人看来是办了一个workshop，可能他们也知道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启蒙的阶段。所以他们带了很多材料，包括最基本的材料，模型的材料包括曲线板、椭圆板等，成套地带了一些材料过来。如果说详细的教学计划，在这个班结束以后，他们给日本政府通过协力事业团做了一个详细报告，这次永田乔教授带过来了，有关于这个班的一个详细报告，包括教学内容。这是将来我们研究这件事的一个最珍贵的史料。

现在我们回想这个班当时的教学主要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按照从基础开始的。回想起来其实有一点像从包豪斯到乌尔姆到美国伊利诺伊，有一套方法。我后来才知道，吉岡道隆先生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毕业的，曾经在亚洲地区做过非常多的工业设计的传道工作，他还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做《设计教育基础workshop》。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原来的教学就是非常具有工业设计的思想的方法，比如说他开始基础课不像美术院校画个明暗或者什么的，他开始就是画点结构素描，让每个人画自己的手，他也并不要求你画得很好，因为班里有很多老师并不学美术的，像我就不是。然后立刻就让你把这个画用不同的材料和形状去做一个三维的构成。我当时就是用铁丝做了一个形，还受到他的表扬，他说虽然你不是美术出身，但你还是可以做这个。然后他们还画了色阶，就是颜色灰度的搭配，然后做了一些构成性的作业。这一套体系，其实就是现在的设计教育的设计基础体系，是非常正统的，这是课程中实际操作的部分。理论的部分，他们当时也讲了不少，只是这些材料因为年代久远都没有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感觉比较深的，他们在我们这里至少是传递了一个比较正统、比较好的设计理念。为什么这么说？日本的这些课不只是办了一次班，而是搞了多次的一个体系。后来隔了不久，设计在国内就火起来了，我们看到企业形象、商业设计，台湾的、香港的东西进来了，现在我们发现，原来日本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是更好的一种设计理念。因为日本设计的叫做“工业意匠”，所以他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会把把字拆开，比如“意”这个字拆开，成为“心”和“音”，就是说设计要照顾什么，要懂得什么，像科技的进步，社会生活等。举个例子，日本有代表性的像索尼随身听等一些在史论上很经典的东西。在基础里头还教过透视，肖老师到现在还记得透视的画法，是永田乔先生发明的一种简化的画法，，很快就可以求到一个透视。吉岡道隆先生过世的时候，我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在日本发表，回忆了先生的教学。

《设计》：这课程持续了多长时间，多少节课。您有什么体会？

赵江洪：时间是蛮长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基于政府之间的关系办了个班。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把这个事情铺开来看，其实这个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到这里来办的这个工业设计workshop，还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吉岡道隆老师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IT）毕业的，IIT最初是包豪斯人过去搞的，所以它是包豪斯的理想主义色彩到美国跟现实相结合的东西。吉岡道隆先生毕业回来以后，很多亚洲的设计全是他在搞，所以日本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到中国来，其实是很有想法的。他有阅历，有精力。所以我想，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完全领悟他所有的点，因为毕竟当时是80年代，但是我知道他讲的那些东西，包括环保、对材料的研究、人机工程等，是这一套完整的东西。

后来他介绍我到美国去，给我写的推荐信。从美国回来后我当了院领导，我制定我们院第一个教学计划的时候，就是通盘受他的影响，我其实主要就是参考的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教学计划。那个教学计划有很强的包豪斯的影子，有美国设计的影子。因为吉岡道隆又是在日本的千叶大学任教，千叶大学是1951年在日本第一个成立工业设计系的学校。吉岡道隆和永田乔都是在千叶大学任教，而且吉岡道隆在千葉大学的教学计划和他上过的所有的课，设计概论、产品设计、人机工程等，对我们和我们院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因为无论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还是日本千叶大学，跟湖南大学的背景是很像的，它不是一个美术艺术院校，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湖南大学有一点偏重科学方法论，跟文化启蒙艺术稍有不同，它其实更像千叶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吉岡道隆先生来的时候，已经从千叶大学调到筑波大学。当时日本为了建立一所超学科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大学，把各个大学里搞基础科学的、搞设计的一些顶尖的人调过去搞了一个综合性的，没有什么限制的跨学科的筑波大学，对泡沫经济以后的日本影响特别大。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让湖南大学找到了一条捷径，我们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教学的这套东西。举个例子，我当时做形象尺度图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很理解，比如一本日本的色彩书，都看得懂，就唯一一个图看不是很懂，我们就找到他们，松点研来给我们讲解，我们就去找搞统计的把这个东西做实验做出来。就是说，他们的很多东西对我们后来的发展有影响。这其中，我是偏是人机工程的，我们还有搞设计的老师，也非常受启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们做这件事，可能有很明确的目标、目的和道德高点;还一点就是日本的这一套是道路比较对的设计理念，湖南大学设计能发展到今天，就跟他们有关。他们的到来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知道了世界的不一样，觉得必须出去看看，我们很多老師因此出国继续深造。

《设计》：从日本老师身上您了解到日本设计的什么特点？

赵江洪：日本设计的特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到现在为止它的核一直没改。日本的好处就是他们学得非常彻底。我现在不敢肯定地说干叶大学就是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一个引进，因为千叶大学搞的设计既不是完全采用艺术院校或者工程院校，也没有遇到我们早期遇到的各种麻烦，他们就是按照一个他们所知道的工业设计的理念或者是体系建的工业设计。当时他们一直用的“意匠”概念，是因为“意匠”这个概念在明治4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个“意匠坊”。所以日本“意匠”这个概念就像我们的工艺美术，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工艺当成是国宝，而“意匠”这个概念是一直有的。在当时讲课的时候老师就讲了很多，日本讲“Design”肯定用的外来的概念，但是他们就会把“意”和“匠”拆开来讲。

日本的设计肯定是有它的特点，我觉得日本设计影响大的是两块，一个是家电，一个是汽车。这两块工业设计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作用，或者说设计是日本战后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日本早期的设计叫“copycat”，外国把日本的设计叫仿制，就跟讲中国今天是一样的。后来日本下决心把制造业和设计搞起来，1951年成立了千叶大学和日本工业设计协会（JICA），1953年成立G-mark，这些工作都是非常早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乌尔姆学院也是五几年建成，所以说日本引入设计这个概念是比较早，而且像吉岡道隆、永田乔他们都去美国跟制造业联系得比较紧的学院学习过。所以日本有名的设计大师的简洁、极致的设计语言，在日本的风格里头可能就有，但是他们肯定是受包豪斯、乌尔姆的影响比较大的。我准备在退休以后抽点时间把这段历史再琢磨一下，1982年的事情是个小事情，独立的事情，但是把它放到历史里头来看，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意义还要大，因为当时做这件事的人，无论是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还是吉岡道隆先生，是非常有益的，他肯定是有思想，有他的哲学的。

从这个班课程结束之后，吉岡道隆先生帮我写了推荐信，推荐我到美国去进修。就在这个班上，吉岡道隆先生用打字机打出的推荐信，通过了数理化英语的考试之后，在1982年的9月我去了美国读书。这个研究班可以说改变了我个人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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