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北京的500种野鸟一无所知

卫潇雨

2015年秋天，五星传奇团队刚刚拍完《第三极》，从青藏高原下来。在办公室开会的时候，一只红隼从窗外掠过。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北京最常见的一种猛禽。它喜欢高处。当天，它可能刚好从位于23层的办公室盘旋飞过，隔着玻璃，能看到它翅膀上渐变色的花纹和尾羽末梢统一的白斑。

《第三极》的导演曾海若首先认出它来了：“嚯，红隼！”

居然有猛禽生活在这里。“那么松鼠呢？乌鸦呢？黄鼠狼呢？流浪猫呢？”《我们的动物邻居》的监制杜兴打开电脑，在新文档里写下一句话：“居住在城市里的，除了人，还有动物。”这个拍摄项目的代号就叫“动物居民”。

野生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集地遍布周遭

杜兴找到《我们的动物邻居》的导演阎昭的时候，阎昭觉得挺简单，“不就是拍一拍乌鸦、鸽子吗？没什么难的”。阎昭首先提出，他想拍小嘴乌鸦。北京的乌鸦是从哪儿来的？它们为什么选择北京？万寿路、西单大悦城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乌鸦，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社畜”一样，在人们上班早高峰时它们也出门，夜晚回到树上睡觉。那白天乌鸦去哪儿了？

阎昭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他找到一位研究鸟类的教授，对方说，北京的乌鸦至今是个谜，“最常见的反而是未知的”。

在前期搜集资料时，阎昭发现，几乎没有针对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的现成信息。科学界大都关注大熊猫、朱鹮、雪豹这类“明星物种”，鲜有人研究我们身边的乌鸦、螳螂、红隼、刺猬、黄鼬，“它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和档案”。

在北京寻找乌鸦时，阎昭发现，万寿路的乌鸦每天定时往西北方向飞，他推断乌鸦可能去了垃圾场。一次，在去十渡拍摄的路上，阎昭闻到一股臭味，远远一瞥，有个露天垃圾场。他马上找地方停车，下车拿望远镜一看，在一览无余的巨大填埋场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乌鸦。

在拍摄过程中，阎昭发现乌鸦的智商很高，比如夜宿时，“乌鸦降落的时候非常小心，它们不是直接落在树上，而是先从四面八方聚集，落在旁边的高楼上，观察一会儿，等天完全黑了，像是有个信号，所有乌鸦再全部降落在树上”。在走路的时候，它们两只脚呈外八字撇着，像极了背着手的小老头。

呈现在片子里的是凌晨时分，最勤奋的一批乌鸦出发，追踪着城市垃圾的动向，去往北京周边几座大型垃圾处理中心的填埋场，吃北京3000万人口剩下的食物垃圾。你昨天没吃完扔掉的外卖，或许就是它们今天的早餐。晚上乌鸦回市区的理由更朴素：由于热岛效应，市区至少比郊区温暖5℃，它们甚至会享受地铁口排出的温暖空气。

像乌鸦一样，野生动物和我们分享这座城市，国贸CBD的大楼间隙，红隼与喜鹊、乌鸦缠斗不休，只为了夺取一块广告牌的领地;建外SOHO的草坪里，刺猬在夜晚出来觅食;游走于村庄附近的猕猴靠村民储存的玉米和白菜越冬;跟随栖身的大树一起从远郊来到副中心的螳螂、公园修补树洞后因找不到巢穴而大打出手的鸳鸯、为了养育后代在公园垃圾桶里找食物的松鼠……如果算上城外的郊野，野生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集地遍布周遭。

北京，这座容纳上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同时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杜興在胡同生活过，每天下午3点，胡同里的流浪猫会聚集，像开会一样。世界是属于它们的，流浪猫成群结队地在屋顶上行走，像在巡视这座城市。在拍摄法源寺的时候，中国佛学院的小和尚们上完早课，渐次撤出佛堂，流浪猫跟着走进去，一只猫占一个蒲团，躺下来睡觉。

城市里面也有自然

《我们的动物邻居》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此前杜兴去中央电视台汇报，站在中央电视台的大楼上，从高处透过玻璃看下去，是繁华的东三环。“这里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立交桥上车流轰鸣，但是在地下桥墩和桥面的缝隙里，有一种无脚鸟，就是王家卫电影里的那种鸟，它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这种无脚鸟通常指的是雨燕。它们的爪子极其弱小，一旦落地便再也不能起飞。因此，雨燕吃饭、睡觉都必须待在高处，借助于俯冲再次飞起来。

雨燕在北京生活了700多年，这种体重只有三四十克的小鸟每年冬季要跋涉半个地球去非洲过冬，单程1.6万千米，春天再精确地返回北京。每只雨燕的嗉囊能储存400只昆虫，夏天要捕捉25万只昆虫才够幼鸟吃。

阎昭看到密云养鸡户王申福发的微博，称他的鸡舍的鸡经常莫名失踪，只留下一部分尸体和羽毛。

阎昭便带着红外相机去了农场，打算探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到底是谁偷了鸡？

相机放了几天，在鸡舍门口捕捉到一只獾的脸。后来，阎昭找到獾的粪便，又在粪便旁放了一部相机。这次，他不仅拍到那只獾经常走来走去，还找到了它的洞穴。洞穴就在鸡舍旁边，深邃复杂，看起来是一代又一代獾集体打造的，可能有上百年历史。王申福开始想，搬过来几年这里都没发生过意外，生性胆小怕事的獾怎么突然开始偷鸡了？

起初，王申福心疼自己的鸡，一只鸡200元，几天就损失了一笔钱。但从视频里看到这只獾，发现它长得还挺可爱后，王申福喜欢上了这只偷鸡贼。他判断獾可能怀孕了。

视频拍摄结束，王申福提出，希望留下红外相机。最近一年多，王申福通过观察这只獾的行动，拍到了更多珍贵的镜头。生了小宝宝，獾带着小宝宝进出洞口。担心小宝宝没有东西吃，王申福主动把鸡蛋留到洞口，视频里，那只獾滚着鸡蛋推回了自己的家。

生活在城市里的动物，它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可能不像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那样震撼，但这也正是它们独有的魅力所在——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堵在高架桥、坐在格子间、走在马路上，我们就能看到活的、真的、未被豢养、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旧房里的壁虎、马路上晒太阳的螳螂、家门口的小家鼠……它们和我们一样，安家、求偶、繁衍。

看动物，也是在看自己

片中的李翔，就遇到了一对辛苦养育子女的红隼“夫妇”。那时李翔刚刚搬到新家，准备在夏天到来之前装好空调。然而她发现，这对“夫妇”提前占据了空调机位，还留下三个褐色的蛋。

李翔决定不去打扰，等小红隼成年后再装空调。“它们能在这里安家，那真的是找不到其他地方了。”“长安居大不易”，李翔想起自己初到北京，遇上工作调动，时间紧急，在北京走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她在红隼身上看到了曾经当街大哭的自己。

过往的自然纪录片，创作者大多专注于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者对某类动物的科普，片中的人物，大多以专家或研究者身份出现。《我们的动物邻居》的镜头，则对准每天蹲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看小松鼠的博物编辑，或者家住燕郊，每天坐4小时公交车到市区的公园看鸟、拍鸟，再坐4小时公交车回家的老人……杜兴说，这些人已经超越了所谓专家的身份，“我们想拍人怎么亲近动物、了解动物、观察动物，以及他们怎么理解世界”。

在拍《我们的动物邻居》之前，阎昭认识的野生动物并没超出在动物园里常见的那几种。拍完后，他发现原来身边到处都是野生动物：麻雀和喜鹊经常一家子一齐出现;很多小区里有蜘蛛、壁虎;泥土里常有鼠妇，俗名西瓜虫，这是一种有几百万年历史的节肢动物。此外，他还认识了老城楼上的雨燕、朝阳公园的、天坛的长耳鸮。阎昭觉得，拍摄片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普通人逐渐接触自然、被自然改变的过程。

看多了红隼，他甚至能分辨不同年龄的红隼的喙部颜色，因为随着幼鸟长大，喙部颜色会由浅变深。“这部片子不是一部科普片，告诉你北京到底有多少种野生动物;也不是一部博物片，纯粹把动物当观察对象，介绍它们的习性。我们希望做一部人文类的片子。”杜兴希望能给观众提供一种新视角。片中的北京充满自然野趣，他说，“我想给人一种惊喜感，原来北京是这样的，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看世界，原来人还能有另一种活法。”

片子进入收尾阶段，预算不够了，杜興找业内一位有名的调色师帮忙。调色师提出要先看看片子，看了一段，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只红隼在天上飞，我就开心，就是觉得爽。”

“那是1∶1的比例，似乎能看到红隼巨大的黑眼珠里反射的景物。”阎昭经常在取景器里凝视动物，“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城市很大、动物很小。但是你真的和野生动物对视时，你会猛然发现它们也是有生命的活物。城市很小、动物很大，人类和动物都是平等的。”阎昭家门口有一棵柳树，树上有一种叫戴胜的小鸟。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发现有只戴胜在树上趴着睡觉。早上，小鸟飞走了，整个白天不知所终，到晚上太阳下山，它又飞回来睡觉。4月，天气热了，再也没见着小鸟，阎昭猜想它可能去找“女朋友”，要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了。“这件事我觉得像一个秘密，除了我和这只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只鸟可能在柳树上待了很多年，每到春天离开，到冬天再回来，鲜有人注意到它。但这个冬天，阎昭和它的生命联系起来了。

有一天，阎昭在自己车子的车轮缝隙里发现了一只螳螂，“螳螂活得不容易，产几百只卵可能只能活下来一只”。阎昭蹲下来，把小家伙挪到了路边的灌木丛里。

去年春天，摄制组正在蹲守拍摄，长焦镜头对准百米外的楼顶。

杜兴拿出手机对准监视器，拍了张照片。远处是车水马龙的国贸桥，正值晚高峰，人们从格子间钻出来，车在三环上艰难地挪动。夕阳金闪闪的，风轻柔柔的，远处人影微小。

百米外的楼顶上，两只红隼在交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