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与应对

周盛来

摘要：现代国企对外投资活动频繁，有效增加了资本利用率，提升了我国各地以及整体的经济活跃程度。文章以现代国企对外投资的常见模式作为切入点，论述国企对外投资风险，并结合法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家经验，就相关风险的应对方式进行重点评析，给出重视投资环境分析、加强运营模式研究、顶层设计和执行层管理并重等建议，服务国企后续对外投资活动。

关键词：国企;对外投资;投资风险;资本市场;顶层设计

对外投资风险是指一定时期内，在投资对象区域的投资环境中，客观存在且难以确定、可能导致对外投资经济损失的变化。其主要特点为带有动态性、不可预知性。我国国企数目众多，具有经济力量强、融资能力强、投资渠道丰富等特征，近年来国企对外投资总额也在持续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对象国经济发展均有明显助力。本文尝试就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及可行应对方式进行分析。

一、现代国企对外投资的常见模式

（一）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指投资者直接开厂设店从事经营，或者投资购买企业相当数量的股份，从而对该企业具有经营上的控制权的投资方式。我国国企对外投资多年来呈现出持续增加的态势，在2018年年底出具的报告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加34%，总额超过2260亿美元，其中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100亿美元，占比在50%左右。从投资结构上看，我国国企此前主要向国外金融行业注资，以求通过较高的资金流通速率获取短期回报。随经济形势变化，到2018年，国企约有84%的直接投资投入到了金融之外的领域。从回报角度上看，我国国企对外投资的长期收入基本稳定，但中、短期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的可能性高。

（二）间接投资

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以其资本购买公司债券、金融債券或公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以预期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由于其投资形式主要是购买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因此也被称为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对资本运作的重视程度更高，灵活性也更高。我国国企对外进行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一方面优质有价债券的总量有限，另一方面很多投资集中的区域往往重视地方保护，资本间接注入存在一定难度。如我国国企往往具有较为雄厚的基本力量，可完全收购一些地方企业，也可通过收购大量股票的方式完成控股，这使很多国外企业不愿接受来自我国的间接投资，或严格控制接受投资的额度。

二、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

（一）资本市场相关风险

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较多，资本市场风险最为突出，牵涉到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等。市场风险方面，包括地区经济稳定性因素导致的金融环境波动、自然灾害影响、人为因素影响等。利率风险指由于银行存款利率或其他的投资收益率变化，使得某项对外投资的收益有相对减少的风险。如对外投资尚未达到回收（收益）期限，当地存款利率上升，企业购买的债券利率、预期投资收益率可能出现下降，不同投资主体发售的债券出现收益率差异，向低回报率一方注入的资金，投资收益也可出现下降。资本市场风险对现代国企对外投资的影响最为明显，也是需要分析、控制的重点，其影响范围、形式多样，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如政治活动等，甚至可能导致投资无法收回。

（二）运营模式相关风险

国企对外投资过程中，直接投资和部分间接投资，需要投资行为所属法人参与运营，运营过程中，存在物价、决策两个方面的风险，物价风险又称“购买力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是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如我国国企向第三世界国家投入的资金，可能因当地较高的通胀率、物价波动蒙受损失，包括原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工程中断、物流成本增加导致的净收入减少等。决策风险一般多见于直接投资活动，是指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发生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致使受资企业经营亏损甚至破产，使投资本利均受到影响。该情况在我国国企对外投资活动中相对少见。

（三）其他风险

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之外，现代国企对外投资活动中，还可能因营销模式以及当地消费习惯、金融链稳定性、产业链完整性等因素，出现投资风险。如2017年我国某国企向南亚某地注资4000万美元，建设了涵盖食品生产、加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但在企业建设后，当地政府改变了经济发展计划，原拟修建的铁路工程搁置，且旅游城市建设计划也因资金问题暂停，我国国企投资建设的工厂和各类工艺制成品，因产业链消费终端缺失、运输环节运力不足等因素，难以获取对应回报。与市场风险、运营风险相比，其他可导致投资风险的因素更具动态变化性，预防和应对上难度也更大。

三、国外积极经验分析

（一）法国积极经验分析

法国是对外投资较多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法国自身商品经济发达，资本流动率高，国内资金需求率相对较低，法国投资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往往选取合适的境外区域进行注资。对其投资经验进行分析，发现法国投资主体往往选取能够与自身形成直接、间接经济往来的区域进行合作，如法国与中东部分国家存在原油贸易，法国境内的资本会重点向中东原油生产国倾斜，建立涵盖劳务、运输、工业品生产在内的直接投资类企业，或向当地既有企业投资，扩大其业务范围和工作能力，获取兼具短期、长期性特点的投资收益。

（二）俄罗斯积极经验分析

俄罗斯经济带有一定的分化特点，大量资金、资本集中于少数金融和经济寡头处，底层工商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这与俄罗斯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为避免投资无法获取回报，俄罗斯投资主体也会选择向境外注资。从特点上看，俄罗斯投资者更青睐于获取短期收益，因此境外商业活跃度较高的领域是其投资重点，2009年以来，商业领域投资占俄罗斯对外投资总额的70%以上。如2010年，当时的俄罗斯首富普罗霍罗夫以2.23亿美元买下了布鲁克林篮网队（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市值较高的球队之一）80%的股份，并组建了总薪资超过8000万美元（当时的历史最高）的首发阵容，以求快速获取票房、战绩的提升，这一模式有助于保证对外投资的短期收益。

（三）美国积极经验分析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这与其經济发展模式有关，也大大刺激了其国内的金融活动，截至2018年年底，美国境外总资产为27.14亿美元，其中净资产达到6万亿美元，上述指标均居于世界首位。近年来，美国对外投资总额有所下降，对其投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投资者青睐于分析投资环境特点，选取与被投资对象政策、发展环境高度相关的行业进行注资，短期、中期、长期投资项目均得到美国投资者的重视。如美国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投资、对日本电子市场的投资、对中东石油的投资等，均带有上述特点。且美国投资者重视选取税率较低、引资条件更优越的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以求获取最大经济效益。

四、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的应对

（一）重视投资环境分析

结合其他国家对外投资特点、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所在，建议在后续工作中首先重视对投资环境的分析。可采用大数据评估法、重点评估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借助大数据获取不同地区投资回报比、结合企业投资的重点行业，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该行业的投资收益情况。在此基础上，就对应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潜力、政策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以定量分析结果为支持，获取定性分析结果。如S企业通过大数据发现美国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税率较低，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投资收益较高;中东产油区收益较平稳;非洲部分国家可获取理想的回报率。S企业优势业务为电能，进一步分析可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电能领域发展态势良好，缺乏获利空间，而非洲国家对电能需求较大，中东国家电能需求和发展情况介入上述两地之间。另就政策和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可发现中东国家收益更稳定，可作为电能领域投资的首选。

（二）加强运营模式研究

运营模式的加强，可优化国企对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能力，以当前国企对外投资情况为着眼点，建议向俄罗斯、法国进行学习，尝试重视收益的直接提升和关联性提升。如2009年购入篮网队80%股权的普罗霍罗夫，在发现NBA球员和管理层的矛盾可能影响经营后，快速将篮网股权售出，成功避免了NBA“停摆”影响，减少了自身损失。我国国企可在后续投资活动中，结合我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内容，选取交通上较为便利，经济前景较理想，与我国经济关联密切的区域，作为投资首选。如选取南亚、东南亚国家进行电商、小商品贸易等。存在较多投资资金的企业，也应重视投资管理灵活性，建立具有多业务渠道的企业，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投资环境变化，如兼具旅游、地产开发、建筑、轻工业品制造能力的企业，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金融链，投资回报更稳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强。

（三）顶层设计和执行层管理并重

顶层设计是指完善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法律、犯规，为投资活动提供基本的法律保护。执行层管理是指严格尊重投资区域管理要求，并以市场规律等经济法则为依托，为自身投资行为提供保障。顶层设计上，建议我国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从政府层面与我国主要投资对象国进行交流，明确资本准入、准出机制，并将相关文件提供给我国国企，为国企的投资活动提供参考。执行层方面，国企应在进行投资活动前，就自身需求和投资方向等进行分析，了解目标国特点，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特点、民众消费特点等。如我国国企尝试向中亚地区进行投资，可重视当地农牧业产品相对较多、商业经济发展地点较集中的特点，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流，获取更多的投资信息、优势，再进行农业、牧业产品相关企业建设，尝试完善金融和产业链，保证投资回报。

（四）完善动态因素分析和预防

动态因素的分析和预防，有助于提升国企对外投资的安全性，相关工作的开展，以企业为执行单元，也可请求政府部门参与，给予更具范围性和针对性的引导。如我国国企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一般需选取其沿海城市带，借助沿海城市相对发达的交通环境，为投资获取良性基壤和环境。但沿海城市往往面临海上风浪甚至暴雨、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为予以应对，建议国企在进行投资活动前进行自然条件分析，了解直接投资建设的企业能够稳定获取回报。其他动态因素如汇率等，也应给予评估，可向美国投资者进行学习，考虑汇率的波动，选取能够一次性完税的地区、汇率稳定的地区进行投资，此外确定其准出机制相对灵活，以便在出现汇率波动时，快速实现滞留投资资金（资产）的转移。政府层面也可根据近年来不同区域投资情况、动态因素的变化等信息，出具具有框架性的指导文件，为国企投资提供参考。

综上，现代国企对外投资风险较多，原因也相对复杂，需加强分析和应对研究。目前国企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两大类，投资风险包括资本市场方面、运营模式方面等。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建议在后续工作中重视投资环境分析、加强运营模式研究，同时重视顶层设计和执行层管理，最后完善动态因素分析和预防，从风险产生原因的角度予以直接应对，综合保证国企对外投资效果。

参考文献：

[1]许晓峰.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决策分析研究[J].商业会计，2019（12）.

[2]杨昊.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3]于天慧.关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的探究[J].商场现代化，2017（19）.

[4]郝芯.“一带一路”战略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风险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8.

（作者单位：威海蓝创进出口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