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中沉默隐形的“他者”们

王颖

摘 要：作为20世纪50年代受人瞩目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其写作风格怪诞，作品中更多地充斥着暴力、宗教及救赎等色彩。因此，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其作品主题、写作风格、写作时代等角度分析她的作品，试图将奥康纳定义为成长在特定年代的宗教作家，容易忽视在奥康纳笔下存在众多“沉默隐形”的女性们。本文试图借助“他者”理论，解读奥康纳笔下众多沉默隐形的女性，并呼吁女性走出“他者”的地位。

关键词：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他者

作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著名女作家之一的弗兰纳里·奥康纳，享年39岁，死于家族遗传疾病——红斑狼疮，一生短暂而辉煌。她一生著有两部长篇小说：《智血》（1952年）与《暴力夺取》（1960年）及两部短篇小说合集：《好人难寻》（1955年）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1965年）。奥康纳写作风格怪诞，其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无一不充斥着暴力、宗教及救赎色彩，因此奥康纳生前作品并没有被大众广泛接受，但在死后，其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奖被网络读者誉为“史上最好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之一”。国内对奥康纳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加速于80年代，伴随着1979年奥康纳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被屠珍等人翻译，奥康纳的作品才真正意义上被国内学者所熟知，但国内学者也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奥康纳小说中的暴力、救赎、宗教以及种族主义色彩，容易忽视在奥康纳笔下存在的众多“沉默隐形”的女性们。本文试图以西方文论及文学批评中的“他者”解析奥康纳笔下沉默隐形的女性们。

一、“他者”略说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the ego）而形成的概念，指存在于自我以外的事物，无论是可视还是不可视，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被称之为他者。17世纪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将主体与客体分開形成二元对立，随后客体逐渐沦落为被认识、把握和征服的对象，成为了相对于主体的“他者”。真正将“他者”概念主题化的是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主奴辩证法”（dialectics of master and slave）寓言中，辩论到奴隶主通过迫使奴隶为他劳动来实现他自己的意愿;奴隶也必须服从奴隶主的意愿，放弃自我来获得生存。在这种关系中，奴隶主为自我，奴隶为他者。然而，奴隶可以通过自己劳动改变世界以及自我，但没有奴隶的存在，奴隶主则完全无法实现他的自我。这种自我依赖于他者的存在，黑格尔暗示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gaze）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发生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自我对他人的凝视，与他人对自我的凝视，总是一个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1]。20世纪法国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他者”理论引入到了女性主义理论中。她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女人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她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耐人寻味的，因为男人不会问出“男人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身体的差异性，认为女性身体上是缺失的。波伏娃认为这些都是因为“男人不是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2]。女性属于绝对他者。

二、奥康纳笔下隐形的女性们

在奥康纳笔下的短篇小说中，众多故事发生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女性角色要么缺失，要么沉默寡言被人忽略。正如美国作家Judith Fetterley 曾经所说：“美国文学是男性文学，经典美国文学作品的衡量标准也必定是以男性为衡量标准[3]”因此，在讨论男性与女性关系时，女性总是绝对他者，总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短篇小说《火鸡》讲述的是小男孩鲁勒在其母亲及祖母帮助下成长的故事。母亲和祖母告诫鲁勒无论何时都不可以上帝的名义诅咒，但小男孩在追赶一只受伤的火鸡时，精疲力尽而一无所获，愤怒的他不禁以上帝的名义诅咒。在很多读者眼中，鲁勒的行为无疑是对他曾经的控制者——母亲及祖母的挑战。但在整个故事中，奥康纳却对母亲及祖母的描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更没有确切的名字，她们是沉默的、隐形的，只存在于主人公的脑海里。如果说《火鸡》中的女性在男性世界中是缺失的，那么在奥康纳小说《理发师》中，即使女性存在于男性世界，但她们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被视作隐形和看不见的。在本篇小说中，场景设置非常简单——理发馆及雷勃的家中。小说中唯一的女主人公即为雷勃的妻子，她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任何关于她身份特征的描写。她的存在是为了照顾丈夫衣食住行，但雷勃并不感激她的付出，反而抱怨她的厨艺缺乏想象力。整篇故事中，她沉默寡言，唯一的言语便是附和她丈夫的观点。当雷勃前往理发馆发表个人政治观点前，为了克服紧张情绪，他需要一个人充当他的听众以便于彩排他的演讲。此时，他的妻子便是他唯一的观众。奥康纳对妻子的登场如这般描述“她擦拭着双手走了进来，说道：‘好着呢;好着呢;她就在这儿，不是吗？你继续！”[4]显而易见地是，她的存在对于她丈夫而言只是一个符号，他甚至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充当听众的过程中，雷勃甚至不看她，而是“越过她”。试讲结束，雷勃便匆匆赶往理发馆，那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大展才华，施展他的个人说服能力。小说中，雷勃的夸夸其谈与妻子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妻子并不是完全沉默，但她的声音在父权制的社会，在作为主体的丈夫之前，被完全地无视掉了。奥康纳另篇小说《救人就是救自己》中女性拥有同样的性格特点。故事是关于偷窃及诱拐，发生在相依为命的母女家中。女儿智力发展迟钝，母亲年事已高，极其渴望出现一个男人帮助她们修理屋顶和做其他重活。当流浪汉史福特利特出现在她们面前时，母亲立即心中有了考量。她说服史福特利特先生与她们同住，并将自己心智不全的女儿嫁给他，同时承诺将家中那辆老福特汽车赠送给他。然而，史福特利特在骗取到想要的汽车后将外出跟他度蜜月的“妻子”——老妇人的女儿残忍地抛弃在路边的咖啡馆，她的结局，可想而知。故事中，已经30岁的老妇人的女儿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言语，竟被自己的母亲如物品一样与他人交易。故事的男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男性，“他左袖管高高挽起，露出仅剩的半截胳膊，骨瘦如柴的身影像是经不住微风的吹拂微微向一边侧去”[5]。即使这样一个身体残缺的男性形象，在奥康纳笔下，在两性关系中，仍处于上风，在这场交易中仍是最后的赢家。反观之，老妇人丧失相依为命的女儿，孤苦终老;其女儿被抛弃在外，心智不全，悲剧结局早已注定。究其原因，在父权制社会，女性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在社会中、在家庭中都属于次要的位置，最终成为了受害者。反观《救人就是救自己》，不禁反问，为何要将女性的幸福寄托于男性身上，甚至是身体残缺的男性身上？

三、结语

美国作家奥康纳笔下诸多的女性们，终日勤勤恳恳却碌碌无为。她们没有性格特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丧失了言语的权利，在婚姻生活及家庭生活中处于“他者”地位，终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要使女性走出“他者”的地位，女性要以独立、个体的人的意志而存在;女性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意愿，不需要迎合他人的需求去扮演各种角色。同时，女性要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追求与其他个体一样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只有跳出女性身份的限制，女性才真正可以跳出“他者”的局限，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0–11.

[3]Fettley，Judith.The Resisting Reader：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Bloomington：India Up，1978：132.

[4] 弗兰纳里·奥康纳.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M]. 仲召明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2.

[5] 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 [M]. 於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