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光）巴塘志略》中地方史志之认识

秦和平

在清代四川藏区地方志书中，钱召棠撰修的《巴塘志略》无疑是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志书之一，填补了清代巴塘地方志书的“空白”，无前著也无后续②;记载了清代川藏滇三区（省）界址，证明四川藏区与西藏不同，批驳了“大藏区”谬论;记叙巴塘土司的承袭特点，說明册封土司无固定模式;通过清政府对土司、土兵的赏恤，彰显巴塘藏民抗击侵略时立下的功劳;此外，神祇移植、作物种植等内容，形象地反映出藏汉民众交往交融的情况。

一、四川、西藏和云南三地边界划分

“天分中外地相参，宁静山高接蔚蓝。扫尽阵雪堆鄂博，又将余壤拨滇南。”这首竹枝词反映清初四川、西藏与云南划分省界情况，作者钱召棠特别注释  “ 雍正四年（1726）定以巴塘西宁静山之内为四川边界，又以奔子楠〔栏〕一带地方拨归云南。垒石为界，名鄂博”③，说明清代四川、西藏及云南3 省以金沙江西岸宁静山脉为省界，山以东是四川、以南是云南、以西是西藏，清政府在山脊堆垒石块表示界址，刊刻碑文。

川藏滇三地以宁静山作省界驳斥了所谓“大藏区”谬论，说明同在清政府统治下，三地藏区为不同区域，有不同管理者。清政府为什么要划分川藏滇3 省边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呢？

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落固始汗（顾实汗）率兵南下川西，消灭敌视喇嘛教黄教（格鲁派）的白利土司力量，控制了甘孜藏区。固始汗与西藏地方关系密切，崇信喇嘛教（格鲁派），他把甘孜藏区“献”给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第（喋）巴（俗称营官）前来管理，如巴塘“昔为西藏拉藏罕（汗）所属，其地有大喇嘛寺一座，系达赖喇嘛委放堪布大喇嘛一名，掌管黄教，为各寺喇嘛之首领。

拉藏罕委放大小第巴二名管理地方百姓，数年一换，历代相传”④。

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政府派员查勘甘孜藏区山川走向、地形地貌及风土民情，编入《大清一统志》中，要收回管理权。可是，驻打箭炉（今康定市）的西藏营官昌侧、集烈拒不退还，顽固强占，进而倒行逆施 ，于 康熙三十九年六月（1700 年7 月）派兵越过大渡河，侵占乌泥、若泥、九州及烹坝等地，还杀害明正土司，切断川藏交通，向清政府示威。康熙皇帝闻讯，命令四川巡抚率兵驱逐昌侧、集烈的力量，重新控制乌泥等地，军队进入打箭炉，折多山以西藏区各头人闻讯，投诚清政府。清政府根据其实力，分别封土司任土目，还控制了雅江、道孚及瞻对（新龙）等地。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军进入理塘，粉碎了西藏营官叛乱企图。接着，清军西进巴塘，“ 宣示圣朝威德”，第巴等大小头人闻讯归顺， “赴营投见，愿附版图，倾心投诚，愿作天朝子民”⑤，清政府接受他们投诚，封土司任土目。因巴塘等地已被清政府控制，且“里塘、巴塘为蜀省出兵运道 ，奉 旨听蜀省管辖”⑥，必须要划分川藏两地界线，明确管辖区域。

雍正三年十月（1725 年11 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皇帝，“打箭炉界外之里塘、巴塘、乍丫、叉木多，云南之中甸，叉木多以外罗隆宗、 嚓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罗   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归并内地，难以遥制。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  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耳地方，俱归内地，择   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罗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请求勘划川藏两区界址，明确各自范围，巴塘、里塘等地是内地，由地方政府管理等⑦。雍正皇帝接受了岳钟琪的建议，指示达赖喇嘛“，里塘、巴塘、中甸（建塘），原属内属地域，仍归原属”⑧，即由四川地方政府管理。于是，次年（1726），雍正皇帝任命副都统鄂齐为钦差大臣，与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扎尔果齐诺布与学士班第、提督周   瑛来到巴塘，划分川藏边界。他们从历史沿革出发，考虑地形地貌 ， 决定“以南墩（今芒康徐中）以东归林际山梁定为四川西界，改名宁静山，钉立鄂博界石。其外地土、人民给达赖喇嘛管理”⑨。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分厅同知，管理甘孜藏区。之前，云贵总督也奏请朝廷，请求把中甸等地由四川划入云南。雍正五年（1727），川滇两地划分界线，以南墩为界，将界南的德钦及中甸等地划归云南，由丽江府管理。从此， 宁静山脉成为川藏滇三地界限，山东是四川、山西是西藏、山南是云  南，垒石作堆竖界碑;设塘汛驻官兵，巡逻护卫，维护安宁。道光二十六年（1846），姚莹途经宁静山，记载“跻其巅，复宽衍，峰峦秀复，即所谓宁静山也。迤逦久之，见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以东为川辖，山以西为藏辖，碑裁二尺，字已漫灭，巴塘有巡兵数名于此。山大而长，东向一山如屏，南北各起一峰翼之，势如龙虎，朝拱内地”⑩，形象说明界碑及清兵守护的情况。

有清一代，四川、云南与西藏以宁静山为边界未曾改变，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十一月驻藏大臣有泰进藏，“尖后遂上岭，即宁静山，川滇藏分界处，此有石碣，现已 不清，拟再重镌之，惜界牌早已模糊。江卡守备刘荣魁、把总冯文仲、江卡土司能住、南灯寺喇嘛甲噶卑柱，均叩迎并到宿站来见”，清楚地记载三省界碑及清军驻防情况。鉴于界碑字迹模糊，有泰表达了重镌界碑的意愿。

道光年间，钱召棠担任巴塘粮务委员， 保障进入官兵的物资供应，支放驻防官兵 等薪饷，必须随时巡视宁静山塘汛，保障安全，特在《巴塘志略》标记“宁静山，台西南二百四十里，为川藏分界处，立有界碑，并垒鄂博”，用具体距离反映宁静山位于金沙江西岸，说明清代川藏两区的界线，反映了（道光）《巴塘志略》的特殊价值。

二、巴塘土司承袭的“特殊性”

不同于其他藏区土司（官）的设置，清政府在巴塘设有正土司和副土司两个土司。两土司承袭任免由粮务委员与守备掌握“，遇有缺出，照流官例，由粮务会同营员拣选著有劳绩、番众悦服之头人、土舍，取具保结，移送打箭炉厅，转详咨达，颁给号纸承充”。在传承方式上，两土司并非父子相继，而是兄终弟继、叔亡侄继或官府提升（参见右两图）。

为什么清政府在巴塘设立两位土司？ 这是因俗而治，沿用过去西藏地方任命两位第巴（营官）管理地方的作法。康熙末年，巴塘两第巴等主动投诚“，里塘、巴塘，地居荒服，大兵一抵其地，堪木布、第巴率众来归，请自康熙五十九年为始，愿输纳钱粮” 。清政府袭用此例而任命两员土官代管地方。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封為正、副土司，授宣慰司衔。再者，两第巴原系西藏地方任命，本不世袭，巴塘隶属四川后，西藏不能再派第巴，  土官（司）则按“流官例”传承，由地方政府选择任命，选拔标准是“著有劳绩、番众悦服”的土头，这便产生“兄终弟继”或“叔亡侄  继”的继承现象。因正、副土司由地方官府选择，视其劳绩而定，  有功者奖赏提升，如阿旺林青从土百户升任副土司、泽旺诺尔布因功赏戴蓝翎升任副土司;反之，有过者废黜。如副土司罗布被革除，其后代不能承袭。

清政府在任免上赏罚分明，无威自立，巴塘土司土头对清朝  认同感强，承认是属官，愿意接受管理，还刻意彰显！19 世纪初，副土司成勒春丕勒女儿与锡金王子结婚，结婚书特别标明新娘家身份，“母系亦是古老仲科尔世家，乃康区巴塘由大皇帝委任的土司。铁猪年（1791）廓尔喀和西藏交战时期，土司成烈贡波随和琳中堂大人服务军营，功勋卓著，大皇帝授予司其巴图鲁名号，赐二品顶戴花翎，准予世代袭爵”，刻意强调，既显示新娘家族的荣光，土司荣誉来自朝廷恩赐，更清楚表明四川藏区由清政府管理。

清政府册封巴塘正副土司时，还委命临卡石等7 名土百户（土目），授号纸（委任状）而无印信， 权力有限。不同于土司，土百户“遇有袭替，由土司验充并不详报”，即继承时报请土司备案便可承充，可以不经过政府审查，说明清政府对藏区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因俗而治，因类施策。

三、清政府奖励抗击入侵战争的土司及土兵

巴塘第巴归诚，被封为土司，接受清政府管 理，听从调遣，多次平叛和抗击侵略，屡立功劳， “巴塘土司在番部中最为恭顺，金川、瞻对，靡役不从，因册卷散失，仅编廓尔喀一役”，即反映廓尔喀入侵战役。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福康安指挥下，副土司成勒春丕勒（成烈贡波）带领藏族土 兵在东觉山梁、雅尔赛拉、博尔东拉等处抗击廓尔喀入侵者，乘胜追击，收复擦木、济咙等地，攻至克协鲁巴，取得胜利。福康安向乾隆皇帝报告，在战斗中他领导“巴塘副土司成勒春丕勒等相机调度， 督催各路攻取（济咙）官寨，连战皆捷，将擦木至济咙边界克复”，指出土司和土兵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巴塘志略》记载：反击廓尔喀入侵结束后，清政府积极评价巴塘土司和土兵在战斗中的表现， 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奖励：副土司成勒春丕勒作战 勇敢，赏“匝勒巴图鲁”称号;他带领土兵“行走迅 速”，抢占先机，功过显著，赏赐银两;土千总泽旺 诺尔布荣获超等功，加衔一等赏戴蓝翎;土兵郎木结、纳木结、色郎汪吉、格宗、曲仪、泽旺、议党、雍 中8 人荣获超等功，各赏银三两;头人郎卡吉及土兵郎卡、色朗彭错、工布老登、班角尔、阿札、工布泽登、泽教舟山 8 人荣获头等功，各赏银二两五钱;土兵白马夺吉、泽江桑格等17 人荣获二等功， 各赏银一两五钱;受二等伤的土兵阿扎赏银十二 两五钱;多结郎等7 名土兵在军营病故，照三等伤标准各赏银十两;土兵四郎任清等人在战斗中牺 牲，按绿营兵阵亡例各赏银五十两。清政府还对 参加擦木、济咙及协布鲁（阳布）等地战斗的40 余名土兵每人每次赏银一两三钱，表彰他们的勇敢顽强。

钱召棠特别把这些奖励记载在志书中，充分说明巴塘土司及众土兵在抗击侵略中的突出表 现，反映清政府对参战土官及土兵的奖赏数量或 抚恤标准，填补清代奖励土司及土兵等级的记载 “缺陷”，说明在反侵略战争中，藏族民众与各族人民一样，同仇敌忾，积极战斗，维护统一。而这些不  见于《清实录》《清圣训》或《东华录》等的内容印证了“礼失求之诸野”的正确，说明了地方志书的特殊价值。

四、反映汉藏各族交往交流情况

康熙末年，巴塘营官归顺清朝接受统治，清政府将巴塘置于“内地”，此后这里成为治理西藏的 前沿，辟出进出西藏官兵或物资的通道。为此，清政府在巴塘建粮台留驻军派官吏，管理运输，提供物资，保障供应，以供支应，“西藏通道巴塘，安把总一员，专司台站文报。竹巴笼安外委一员，稽查渡口，归乍丫守备营管辖”，稳定社会，维护秩序， 确保人员及物资安全与运输顺畅。

设粮台派官员驻士兵后，内地民众供奉神祇也移植到巴塘，被各族民众共同供奉“，国家大典，莫重祭祀;设官分职，郡县其地，必始于是乎从事”，交往交融。如三国关羽（关云长）被视为战神化身，为表彰忠义、鼓舞军心，乾隆皇帝加封其  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列为武圣人，彰显其义薄云天、果敢忠信，饬令凡有驻军处必建关帝庙，定期祭祀，表示崇拜。乾隆十三年（1748），清政府恢复粮台建制后，建立起关帝庙，官兵及民众定期祭祀，还因共同崇拜关羽而形成“单刀会”社会团体，凝结群众。接着，掌管文运、主宰科举的魁星也引入巴塘，关帝庙内特辟魁星阁安置神灵。关羽与魁星，一武一文，相得益彰，庇护众生。还有，掌管雨量、决定旱涝、影响丰歉的龙王神也传入，创建龙王堂，接受礼拜，掌管庄稼“丰歉”“，保障”民众吃穿。

“城隍庙，在堡东半里，道光二十四年粮务钱召棠同土司、汉、土人新建”。所谓“城隍”指管理该地“阴间”主管，守护城池，掌握活人 亡灵，奖善惩恶，维护“阴间”秩序“。城隍为一方保障，且自地狱之说兴，恶人不畏阳法者反畏阴谴。神道设教，圣人不废” ，神灵要有“位置”，“城隍庙”是安顿城隍神位的所在地，也是官绅士民及僧俗大众的祭祀处，集合群众，宣泄情感。为什么土司与“土人”（藏民）接受并愿意修建城隍庙、崇拜城隍神呢？这是群众的心理认同，认 同国家神祇，接受清政府的统领。

在移植“国家”神祇的同时，族群崇信的神灵也伴随人口流动相继来到巴塘，受到建寺崇拜。回民建起清真寺，延请阿訇，组织民众礼拜，藉宗教活动凝结族群;汉族群众修建观音殿，形塑观音菩萨神像，保佑平安，祈求吉祥。巴塘民众藉各寺庙建立网络，开展宗教等活动，形成若干超族群的团体，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巴塘是川藏交通线的重要地点，来此移民不少。为解决无业移民的“身后”事，两土司还捐出土地作“义冢”，埋葬外来者。地方官还建厉坛，以便安  顿“孤魂野鬼”。

巴塘城位于觉楮河与巴楮河交汇处，海拔高度约2600 公尺，地势平坦，气候较暖和，适宜作物种植。“巴塘四面皆山，中开绿野平畴，周约三十数里，青稞、小麦弥望葱秀”。从康熙末年清政府实施管理后，因人员或物资的流动，内地不少农作物也持续引进，广泛种植，满足民众需要，活跃了地方经济。据志书记载，巴塘有稻米、大麦、小麦、青稞、莜麦及豌豆等粮食品种，还有白菜、苋菜、油菜、葱、蒜、韭、萝卜、窝苣、木耳、菌、秦椒、芫荽、瓠子、冬瓜、西瓜、朱瓜、丝瓜、扁豆、胡豆及豇豆多种蔬菜。部分民众饮食习俗有所变化，“居常饮食，则炒青稞磨粉名曰糌粑，酥油熬茶和木碗内，用手博食”，适当时，民众会食用面食或大米。面食改变了青稞炒熟磨面伴茶的吃法，多用蒸熟馒头或包子等加工，民众乐于接受，影响所至，巴塘地方产生著名的“团结包子”，是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

从内地引进种植的蔬菜，成为当地藏汉民众的食材，“有青菘、萝白、莴笋可日充庖馔矣，有河鱼、尾可一二斤，猪肉可间日市买，羊亦壮。时近端午，富都阃馈食物，蒸豚、熟鸡外，犹以青菘、萝白、莴笋为礼” ，人们精心加工，形成地方特色菜肴，进而发展为馈赠贵人或亲友的重要礼物。

康熙末年，清政府管理巴塘，设粮台派官员，封土司任土目，川藏南路为进藏官道，巴塘作为重要的物资供应地，频繁的人员流动及物资交换，藏、汉、回各族官民在交往中交流、交融， “中原声教被蛮荒”。《巴塘志略》对此曾称赞“：以宁静山之东隶四川行省管 辖，移驻文武员弁，抚绥弹压。百余年来，桴鼓无警，休养生息，涵濡圣泽，渐染华风，已与内地编氓无异矣。”形象说明清政府管理巴塘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族群交融，形成了共有的地方文化。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①      本文为“十三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清代川滇藏区方志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②      其后，刘赞廷撰写《巴安县图志》，该图志记载的内容主要是清代，因是民国年间撰写，故未列入。

③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學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巴塘竹枝词四十首，20 页A。

④⑤ 佚名著、吴丰培整理：（乾隆）《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卷15，部落，519 页。

⑥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81 页。

⑦《议政大臣等议复命康济鼐阿尔布巴管理西藏事务罗隆宗等处赏给达赖喇嘛》（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2 册，364 页。

⑧《谕达赖喇嘛赏赐土地及委任噶伦》（雍正三年十一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2 册，365 页。

⑨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疆界，1 页B。

⑩ 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輶纪行》，中华书局，2014 年，123 页。

有泰著、康欣平整理：《有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8 年，上册，400 页。

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 年7 月）有泰再经宁静山时，发现“界碑竟未见，与麻密堆相混，殊非是”;此时，有泰被撤职流放军台效力，已无力寻找及镌碑。《有泰日记》，下册，729 页。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山川，2 页A。

钱召棠：《巴塘志略》，道光抄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9 年，夷职，5 页B。

《卫藏通志》（卷15，部落）则言“正土官照流官之例，副土官世代承袭”。然而，《巴塘志略》的记载不同，为何区别，待考。

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75 页。

扎西旺都编、王玉平译：《西藏历史档案公文·水晶明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11 月，39—40 页。“成烈贡波”在清官方奏折及《巴塘志略》中记载是“成勒春丕勒”。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职官，3 页B。

《巴塘志略》例言。“金川”指乾隆年间清政府两次处理金川叛乱，俗称大小金川事件，“瞻对”疑指嘉庆二十年（1815）总督常明派总兵罗思举率德格、巴塘等地土兵处理瞻对（新龙）地方洛布七力骚乱。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赏恤，4 页A—5 页B。

《定瞻厅志略》，坛庙篇，7 页A。

张继著，吴丰培整理：（光绪）《定瞻厅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坛庙篇，8 页A。

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輶纪行》，中华书局，2014 年，106 页。

钱召棠著、吴丰培整理：（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油印，1978 年，通道，1 页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