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不轻受人惠”

游宇明

我一向有个观点：希望考察某个历史人物真实的思想感情，不必过分在乎他所发的誓言，更無须特别留意他在公开场合的种种表态，最好是潜心读读他的日记和家书。誓言、表态是对外的，有时难免有作秀的成分;而日记、家书主观上是写给自己、亲人看的，当时不太可能想到日后会发表、出版，一般都是说的真话。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写信给几个弟弟说：“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 所谓“不轻受人惠”，用现代话说是，就是不乱收别人的人情。

曾国藩的确是这么做的，刚出任两江总督时，因为南京还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只能暂时驻节安庆。当地官员为了巴结他，事先就替他置办了家具、被褥，有的还奉上大笔礼品、礼金，曾国藩一概婉言谢绝。自此，安徽官场对他刮目相看。

重庆奉节人鲍超能征善战，一生身披数百战，少有败绩，《清史稿》说他“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会做领导的人大抵都喜欢独当一面的下属，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多次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为鲍超请功求位，鲍超因而得以步步升迁。为了表示感谢，某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送给他16大包礼品，包括大量的金银珠宝，曾国藩留下一顶不值钱的小帽，以示上下得心，其余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

仔细想来，一个人愿意给官员物质方面的好处，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无求于对方，只是钦佩其人品，财物仅是敬意的表达;二是最初确实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但官员有了更大出息之后，送礼者便产生了收取“利息”的想法;三是送礼者事先便将做人情当成投资，希冀讨得官员欢心之后，再从其权力中分一杯羹。

第一种情形最为难得，也极为少见。1935年，年近七旬的蔡元培贫病交加，连一所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蒋梦麟、胡适、王星拱等人就曾起过集资捐屋祝寿的念头，只是由于不久国土大片沦丧才未实现。不过，考诸人性，这样的情形不会很多，后两者倒是常见。曾国藩精通人情世故，对周围人那点小心思看得清清楚楚，在上引的那封信里，他向弟弟们如此解释：“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不轻受人惠，可以避免日后为人所制。

曾国藩“不轻受人惠”，也因为他深知人的操守并非每时每刻都能经得住考验。做上总督后，曾国藩写过一个名为《谕巡捕、门印、签押三条》的告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意思是说，人的贪欲永远是无止境的，满足了小的，还会冀望大的，有了大的，则想更大的，与其在欲望中左右失据，不如首先不让它冒头。曾国藩的告示，当然是对下属说的，但我们何尝不可以看作他身居高位之后的自警、自省、自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