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下对越剧舞台艺术的思考与期待

摘要：在当今这个戏剧艺术发展面临困境的时代，越剧以其多样化的发展优势，依然蓬勃发展。其多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城乡艺术载体的共存，艺术传承中精英与大众的兼容性。

关键词：越剧;戏剧;多样化

引言：

回顾17世纪，中国戏曲理论家王继德提出戏剧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中达到顶峰。对他来说：“世界的基调三十年一变，而元代至今不知发生了多少变化”，毫无疑问，格局变得更加平凡，更加明显。实际上就是革新的历史，以咏叹调为例，“除了剧本时期的一些基本音乐元素外，越剧唱腔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在越剧保留的代表剧目中，几乎每一部新剧都被推陈出新，关键的唱段也可能有新调。这种求变与创新的思维品质，不仅伴随着越剧的成长与辉煌，更是越剧被注入血液的灵魂，成为一种生活的规范与准则。经过一系列的问题，越剧同样陷入了传统艺术发展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有了短暂的复苏，但是汽车和马很少出现，而这一时期长期被忽视。进入新世纪，越剧的创新活力也逐渐被激发，并以创新的决心踏上了一条通往发展之路。

一、艺术形式：继承与创新并存

现代性是艺术的一部分，其它部分则是永恒的。事实上，任何艺术形式都是这样。由于自然性与时间性的统一，永恒性具有现代性的外壳，被大众所接受和吸收，从而在不同时期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随着人们生活节奏、行为习惯和审美情趣的巨变，面对原有观众群的老化和青年群体的异化，越剧人提出了城市化、时尚化、年轻化、现代化的口号，甚至提出了所谓的“疯狂越剧”，以适应新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期待。

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文艺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两千多年的转型期。对于戏剧来说，它的艺术生命是通过舞台作品来体现的。唐贤、陆游、《西厢记》《冷暖情》《孔乙己》《藏书楼》《良渚新编》，乃至《江南佳人》等剧团，都在不断探索新的课题，拓展主题领域，突出人文关怀，展现新的审美人文主义，杭州越剧团、浙江越剧团、绍兴小百花等剧团的《花溪》《马龙将军》《西施断线》《天子义母》《新狮子吼》等剧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越剧探索现代演绎的多重可能性[1]。

直到今天，越剧仍然在浙江广大的农村地区有着巨大的市场。据调查，这些剧团全年演出的剧目极其形象、简洁、贴近群众，保留了许多传统的表演形式。正是这种多维并行的局面，我感觉给越剧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如今，它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也有未来发展的可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贯穿于艺术形式发展的始终。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离不开谨慎的判断力，它是区别戏曲传承的精华与糟粕，是继承、发展、创新戏曲艺术的重要环节。必须指出，这一环节很难把握，它容易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导向、市场导向、受众偏好等，也容易被某些所谓的理论家、艺术家、观点不高的人所误导，导致判断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丧失。

二、城市与乡村共生的艺术载体

戏曲艺术的核心载体是戏曲演员，他们指挥着众多的戲曲团体，包括省级、市级、县级专业戏曲团体和地方民间戏曲团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大部分的戏班都是戏班形式。剧改后，民间团体改为公营团体。20世纪初，团校改革的三大目标，经历了由无序向规范、各级团组织之间的良性竞争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转变。多元繁荣的艺术载体对戏曲未来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戏曲艺术生活在当代，生活在舞台上，离不开广大的观众群体，各级戏曲剧团又是戏曲与大众沟通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从整体上看，越剧表演群体具有城乡共生的特点。起源于浙江省竹县（今香洲）东王村的越剧，在江南文化的熏陶下，足迹遍布全国。这些剧团在发展过程中，除江苏、浙江、上海等大剧院外，还遍及福建、北京、四川、西安、南京等地。比如绍兴小百花的《醉王妃》《白蛇传》和《太子灵猫》，都以其文武兼备的特点，成为抒情唯美风格独特的风景线[2]。

民族乡村交响乐团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专业乐队的兴趣。据《中国文化报》报道，浙江有民间专业剧团489个，占全国的8%。约有13万名观众每年到农村基层演出，观众达1.5亿人次，年交易额3.88亿元，在浙江省农村，民营戏曲剧团的演出市场份额已达到90%。香洲是越剧之乡，截至2010年，有超过120个民间剧团，4500多名表演人员，年收入近亿元。台州市有民间艺术团体80多个，常年演出。这样的民间剧团一般有二三十个人。他们不仅演戏剧，还演折子戏，还有连续剧。它们接近于普通观众的喜好，一些明星甚至月收入3万元，在其背后，隐藏着广阔的农村舞台和蓬勃发展的乡村根系。越剧作为基层民间力量，已成为江南乡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推动了越剧的发展。傅瑾认为，在城市化与民俗性的关系上，都市剧应该与农民市民的公共生活密切相关，应该更加重视民间职业剧和社区剧。龚鹤德认为：“民间戏剧与民间生活密切相关。这已经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了，因此它的生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曾有一篇文章提出，越剧要摆脱天歌状态，走上戏曲艺术”的道路，就必须把现场创作作为越剧衰落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的理论无疑是危险和有害的，戏剧发源于乡村，广袤大地上的血脉将失去一个异常珍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3]。

三、艺术品继承：精英与大众的兼容并蓄

吴乾豪认为，当代戏曲文化的发展既需要内在动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保障。在这些方面，文化教育在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戏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对剧种的传承。如何培养以演员为核心的戏剧艺术载体，无疑是戏剧艺术后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不少业内人士也意识到，目前大多数歌剧只听旧歌，不唱新歌的尴尬现象，传承的缺失、商业的散失、演员的流失。20世纪末，随着中国戏曲的衰微，招生难，招生少，学生质量下降，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使戏曲教育在探索改革中面临尴尬。针对这一问题，各高校纷纷进行改革，并出台了各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有条不紊地培养合作的戏曲人才。比如，2008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与浙江小白花越剧团合办的“小白花越剧班”，就是学校教育与越剧科班相结合。现在小百花班已经毕业了，并在全国歌剧比赛和地方职业演员竞赛中获奖。这种以剧团文化为载体、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高校之间的合作与共赢。它不仅是上海越剧人才培养基地，也是浙江省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例如，在2007年上海越剧学院与上海戏剧学院合作举办了越剧表演方向培训班;为了支持绍兴戏人才的培养，浙江省还设立了免除学杂费和设立专项奖学金等优惠条件，是对绍兴戏曲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有力支持。

四、结束语

多元作为辩证的两个方面，造成了戏剧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发展过程中某些方面的困惑和困惑，其中就包括戏剧本体在审美上的相对弱化。但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多元共生状态仍然是合情合理的，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理性态度起着守望相助的作用。前者应投入必要的政治、财力、物力、人力等空间和人力以保证其生存;后者应尽量避免与文化发展规律不符的干扰，减少人为的强制性干预和蓄意逆转。

参考文献：

[1]吴明海.越剧主胡在舞台艺术中的定位[J].北方文学：下，2016，000（005）：153-153.

[2]张益洁.越剧服饰艺术地域性文化特色探析[J].山东青年，2019，000（003）：118-119.

[3]孙丽萍.大众传播时代越剧的非舞台载体传播与推广路径[J].艺海，2017，000（004）：13-17.

作者简介：

郑斌（1983.12-）男，民族：汉，籍贯：浙江磐安，学历：大专，职称：舞台技师，研究方向：舞台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