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天津大运河沿线“非遗”文化保护与活化设计的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孙奎利 谭啸

摘  要：大运河作为天津历史意义上的“母亲河”，孕育了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因大运河而生、依大运河而兴，天津城市的形成、演变，与大运河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京杭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挖掘保护、传承创新运河及其“非遗”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水平艺术设计人才梯队和体系建设，将会成为实现运河文化复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关键词：天津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设计;人才培养策略

一、引言

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跨度最大的线型文化遗产，涵盖了北京、天津、河北等8个省市27个城市的27段河道和58处遗址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历史上的大运河璀璨无比，它不仅具有南北经济交流和交通运输的漕运功能，而且承载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纽带功能。2015年，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刘延东副总理强调实现文物活化利用。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彰显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促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然而，时至今日，尤其是大运河流域天津段，随着运河沿线城镇的变迁、环境的破坏、水资源的缺乏，导致天津南、北运河失去了往日《潞河督运图》所描绘的风采和辉煌。新时代，在天津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运河文化及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挖掘及利用。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通过设计人才的培养，推动运河文化、“非遗”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创新，让彰显古代先民智慧的千年运河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和魅力，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行动。

二、天津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流经天津的大运河分别包含了北运河与南运河的一部分。北运河是流经北京东郊和天津的一条河流，全长186公里，其中与天津段相接的河北香河段长21.7公里，北京通州段长40公里;南运河为山东至天津的漕运河道，全长509公里，其中与天津段相接的河北沧州段长253公里。天津南运河段在静海区独流镇与大清河相交。天津因运河而生，运河沿线城镇和乡村集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被纳入国家级的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天津皇会（妈祖祭典）、天津泥人张（泥塑）、风筝制作技艺、津门法鼓、杨柳青木板年画五项;纳入天津市级的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独流通背拳、杨柳青剪纸、独流老醋酿造技艺等数十项。就现状而言，天津运河沿线的“非遗”文化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天津文化旅游资源偏重于对近代遗存和历史街区的开发，集中于老城区，受空间和规模等诸多因素限制，继续做大做强的难度较大。如何通过“非遗”文化的挖掘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展示运河文化（天津段）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将会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点睛之笔。

三、后申遗时代天津大运河

沿线“非遗”文化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协同发展问题突出：以“非遗”文化为代表的活态遗产挖潜不足，文化遗产和城市建设矛盾突出

天津的形成始于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故有“大运河载来的城市”之称，天津市沿河而建，历经600余年的城市发展。当前，天津运河古遗址有待全面、科学地考古发掘，部分遗产点周边环境亟需整治，大运河遗产与运河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遗产综合展示体系尚未建立，多局限于个别遗产点的展示。此外，在城市建设方面，部分运河沿线地区高强度开发建设忽视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特殊价值，临河村庄出现住房骑堤而建、占用河道等现象，部分文化遗存被忽视或损坏，影响运河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运河文化挖潜不足，文化遗产和城市建设矛盾突出。

（二）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运河“非遗”文化与天津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契合度不高

大运河保护利用涉及跨区域的水资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航道整治、产业发展等问题，需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大运河天津段仍缺乏统一规划和整体部署，南北运河生态文明建设行政管理、投融资、监督管理等机制尚不健全，多头管理依然存在。一是水系管理方面，天津段大运河涉及南北运河、大清河、海河等河海水系，存在分段管理的问题，多条河海水系水源调配、水质优化等综合管理机制有待完善;二是行政管理方面，涉及文物、旅游、水利、环保、村鎮等行政主体之间的条块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各区段、各部门之间的长效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如何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运河“非遗”文化与天津城市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和创新激励政策？应通过政策引导、设计赋能，激活运河“非遗”文化的设计活力，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识别性和趣味性，为天津大运河文化观光带的建设提供创新发展思路。

（三）设计人才支撑薄弱：运河“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及双创型设计人才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文明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文脉延续的见证者。然而，伴随着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产业经济的转型、交通出行方式的转变，现代城乡生活使原有的非物质文化丧失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导致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手工艺、营造技艺等面临失传、断代的危机，并逐渐走向消亡。天津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倘若任其自由发展，萎缩和自行消亡将是必然结果。

四、天津大运河“非遗”文化

保护传承与活化设计的人才培养策略思考

（一）文化层面：增强“非遗”文化感召力，打造天津非遗设计的金字招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现国家和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文化源泉。就天津“非遗”文化而言，在天津原有城市文化挖掘、培育、塑造基础上，城市规划应充分结合天津运河沿线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开发，让彰显“津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和风韵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创新，从而不断提升天津“非遗”文化的感召力、生命力和影响力。此外，应从城乡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视角，进一步加强对天津“非遗”老字号原址、原貌保护，推动老字号“非遗”文化的传承振兴与创新设计，发掘其在促进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独特价值，开发独具天津特色的“津味”文创产品与服务，打造天津“非遗”设计的金字招牌。

（二）政策层面：构建以高质量设计人才培养高地为建设目标的体制机制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出台了众多的法律、法规及鼓励、扶持政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2019）等。目前，在天津与“非遗”相关的政策，只有2018年12月14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9），除此之外，参考依据主要是国家及文旅部制定的法律、法规文件。天津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尤其是运河沿线城镇和乡村，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天津“非遗”传承、保护与活化设计而言，最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活化设计的高质量人才的挖掘和培养。“非遗”政策制定应契合天津实际，从文旅融合视角出发，建立健全天津“非遗”人才培养的“天津范式”。

（三）城市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天津“设计之都”注入文化基因和发展活力

2018年，天津启动申报联合国“设计之都”，从客观条件来讲，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国内已有“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天津在城市文化建设、双创型企业发展、艺术设计人才培育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天津因河而生，运河文化作为天津“设计之都”的“文化灵魂”显得尤为重要，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天津地域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将为天津“设计之都”建设注入文化基因和发展活力。应通过运河“非遗”文化融入城市、融入高校、融入社区等多管齐下的融入方式，充分挖掘、发挥“非遗”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促进天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四）高校层面：充分依托传统优势艺术院校人才培养高地的资源优势

专业艺术院校作为当前中国艺术设计人才培养高地，同样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重要的孵化器。例如，在天津众多的专业艺术院校当中，天津美术学院作为中国知名的艺术类专业院校，有着独特的、成熟的教学风格和理念，在设计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天津美术学院作为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承办院校，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具有良好的育人传统。截止目前，天津美院已完成剪纸艺术、杨柳青木板年画、泥塑、泥人张彩塑等多项“非遗”项目的人才培养工作。艺术教育要响应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发展民生。从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天津各大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应充分依托和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促进高等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融合，为服务社会提供更多优秀的专业化双创型设计人才[1]。

（五）网络层面：借力互联网优势文化资源建立运河“非遗”数字化创新育人平台

新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在专业信息获取和自我学习能力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教育是面向年青人、面向未来的。面对“00”后、“10”后，他们作为中国未来的建设栋梁，充满阳光和朝气，传统的、老套的教学方式、方法对年青人而言，缺乏吸引力。他们更向往互动的、充满挑战的、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对于“非遗”人才的培养而言，应积极跟随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发展趋势，创新教育、教学培养理念，充分借力互联网优势文化资源，为设计人才培养提供便捷性、创新型、多样化、智能化的知识获取途径，结合“设计之都”的打造，建立健全天津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协同创新育人平台。

（六）研究层面：提高运河“非遗”文化保护与活化设计类高级别课题的立项数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典型性代表，是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历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都会有一些关于“非遗”课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0年度课题指南中也有2项与“非遗”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天津传统文化保护挖掘、传承开发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天津运河文化带开发建设研究”。总的来讲，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极其关注的。但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设计类高级别课题的立项数量而言，还是存在“僧多粥少”的情况，即申请的人多，获得立项的人少。当前，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社会当中，存有众多的“非遗”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他们对“非遗”课题的研究，有的是出于“职称晋升”的课题需要，有的确实是“意在传承”的真心热爱。但无论哪一类研究团队，出于何种研究目的，在现有“非遗”参与或从业者质量和数量相对薄弱情况下，在保证课题研究成果质量的前提下，可以从天津市级层面，通过提高高级别课题立项的数量，最大限度地促进“非遗”研究团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关注“非遗”，参与“非遗”。只有当全社会关注的人多了，研究的人多了，“非遗”保护与活化设计的研究质量才能得到提高。

（七）人才层面：注重“非遗”传承人及运河“非遗”双创型艺术设计人才的挖掘培养

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國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只有那些长期从事且能够熟练掌握非遗传承技艺的人方有资格申请非遗传承人，导致当下获批“非遗”传承人的申请者年龄普遍偏大，后备人才青黄不接。此外，还有部分长期从事“非遗”工作的“老人们”，因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相关“非遗”信息了解的不对称性，尚未纳入“非遗”传承人序列。据统计，2018年底，全国范围内已经有260多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离开人世，导致一些非遗保护传承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人才断层[2]。另外，在高校非遗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很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没有专门的“非遗”传承人培养方向，大学生对“非遗”传承人的角色认知不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设计还是小众的选择。建议天津建立“非遗”传承人“育苗计划”，出台激励政策，鼓励那些有志于运河“非遗”文化研究和传承的年青人从事“非遗”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梯队建设。

五、结语

天津作为历史上的漕运枢纽，曾是明清时期北京粮食供给的水上生命线。天津的城市建设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漕运发展的缩影。运河文化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是社会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体系的纽带。然而，发展至今日，大运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量总体严重不足，部分河道常年干涸，俨然丧失其昔日风采与辉煌。随着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如何实现大运河文化复兴？答案之一就是人才振兴。希望通过对高水平、高质量运河“非遗”文化挖掘保护与活化设计人才的培养，为大运河文化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哈那.非遗传承人才在高校中的培养模式研究及创新[J].文化产业半月刊，2019（4）：58-59.

[2]杨晓红.文化自信视域下的非遗校园传承与实践探索[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6）：59-61.

作者简介：孙奎利，博士，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文化比较研究。

谭啸，硕士，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城市总体规划及绿色城市设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