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的塔“院”：遗产理景中的价值解读与景观提升

戎卿文 沈 旸

“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和“城市历史景观”方法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后期学界对景观概念的理解和吸纳开始为遗产保护领域和城市研究领域带来变革。尤其后者，其出现与发展体现和促进了保护视域从“世界遗产”向“城市遗产”的拓展和变化[1]，不仅革新了理解遗产的思维方式，也提供了崭新的保护方法论和工具。

“城市历史景观”以更为宽广的视角分析聚落和城市，而非局限于独立的遗址和建筑[2]，同时，提出于时间维度认知城市景观进化历程的“层积”(layering)概念。这一推进代表了一种综合、整体地解析遗产的方法上的突破，不仅将有形和无形2个维度融汇[3]，也关怀了遗产的时间和空间完整性[4]。

如此，由本体转向在城市景观视野内理解建成遗产，不仅有益于对古人传统设计智慧和营建逻辑的发见，也契合入遗之后的遗产保护需求，特别是遗产所在城市的发展要求。

以大运河观之，其沿线上的塔及其塔院是大运河遗产构成中较为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类文化景观要素①，从表象来看，往往河上之城因河而兴、河上之塔因河而名②，作为制高点和常与寺、园等并合之名胜处所，塔控制景域、提供视觉焦点和登临眺望点。然而，由建塔者的本旨来看，大运河上的塔在建造之初则多非基于单纯的风景审美动因，而自有其理性所在。

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些塔及塔院才逐渐成为城市和水系文化图景中的重要一环，也与城市中、运河上的其他关键节点产生关联，共同支撑着城市格局及其结构呈现。本文即以“城市历史景观”的视野和方法搭建塔、城、河之历史景观认识框架，结合针对大运河淮安段已经重建的慈云禅寺国师塔的周边环境提升设计，尝试论证对大运河历史元素价值的解读宜置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与环境中，相关的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更应回归城乡背景而非从中剥离，并回应入遗后的一系列潜在利益与发展或复兴的机会。

1 大运河·城市·塔

历史上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中，塔(塔院)、城市及运河布局模式可大略分为3种。

1)塔位于大运河畔、城外，其中又可细分为居水岸或去水岸不远者，以及坐落于河畔山上者。前者如北京通州燃灯塔、临清舍利塔、聊城铁塔、扬州文峰塔、扬州高旻寺天中塔及普同塔院、嘉兴三塔、杭州香积寺塔等；后者如无锡龙光塔等。

2)塔位于城外与大运河直接相连之主要水系畔，但距大运河较远者，如东阿荐诚禅院铁塔(今已不存)、苏州虎丘塔、海宁镇海塔、杭州雷峰塔及六和塔等，同样可细分为直接居水岸者和坐落于山上者。

3)塔距离大运河较远、位于城外者，如北京良乡昊天塔等。

在古人的认知中，大运河上的塔于城市和水系格局(包括大运河及与之连通的江、湖、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整体呈现城市与山水形态的大运河形势图为例，不仅与大运河有直接关联的桥、闸、坝、渡会获得表达，塔作为参与布局和形成结构的一种主要因素，也有颇多呈现(图1)。

而今人再观大运河上的塔，大多从审美出发，将之理解为单纯的景观场所、鸟瞰节点，加之塔岸钟声、铃音，共同列入城市标志景观(如八景、十二景)，却容易忽视古人建塔的真实缘由，也即由城市宏观整体出发的若干考量。

大运河上塔的建造一部分可归于佛教因由，为瘗舍利、贮经卷而建。但宗教需求常非全部或主要动因，随着传入中国以后造型与功能的嬗变，尤其明清以后，塔往往被解读和引申，以借喻方式寄托了希冀和需求，成为古人应对自然与人文问题的独特方式。

1.1 塔与城：格局与特定方位

塔之意象一为文笔。

图1 清代《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京杭运河全图》《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图》中的塔、城市与水系结构关系(作者改绘自清代《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京杭运河全图》《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图》)

大运河上的塔多有实例：济宁崇觉寺铁塔被视为“高插云霄，居学宫巽方，实文笔峰也”[5]，扬州文峰塔留有“借来天笔焕文葩”③等句，常州太平寺塔亦别称文笔塔，凡此不可枚举。

因塔耸秀之形象对应于矗起之文笔，故多与招引瑞气、振地方文运的期望关联，被认为可修改风水格局，有时也与楼、阁、庙等并祈文运。

从城市格局上看，此类祈祉建筑往往与教育建筑形成有所讲求的固定方位关系，以庇佑和泽被后者。同时，作为重要的文化节点和景观场所，祈祉建筑亦常择址于水系附近，如清代的扬州、淮安等均为典例。

此外，建于山上之塔亦有“龙角”之意象联想，同样与文风、文运相关，如无锡龙光塔等。

1.2 塔与水：因何水边多见塔

塔之意象二为铁针。

除佛教经典的影响外，我国本土流传并深入人心的“镇水铁针”是建造铁塔的另一理论根源，不仅体现于意象上的启发，也影响了铁塔具体的建筑形象，大运河上的聊城隆兴寺铁塔、济宁崇觉寺铁塔皆为实例[6]。

不止铁塔，其他类型的塔同样常被赋予补足地势、有益水务(促进水利、纾解水患等)的意义，“浮屠镇水”的记载众多。

由于水系因素，对大运河上塔建造原因的理解多无法脱离这一点，如高邮镇国寺塔、临清舍利塔、高旻寺天中塔、无锡妙光塔等，莫不与之相关。

同样，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塔、水务构筑和同样与镇水指征相关的楼等建筑各安其位，形成较稳定的布局模式。

1.3 合：塔被赋予的多重属性

塔虽具2种意象，但其建造动因并非单纯其中任一。

在古人的认知中，水务、文运、社会和生活之间有种种潜移默化的关系，换言之，水利、文化、祈福和景观等的考虑是整体的，也共同基于堪舆学的依据，是在城乡背景下应对景观和更大范围内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问题的独特思考方式。如魏禧《善德纪闻录》有载扬州文峰塔的建造缘由：“盖邗水迅驶直下，东南风气偏枯，故造塔以镇之……文笔矗起，厥利科名，自是捷南宫者倍昔，盖其应云。[7]”

建成后的塔因高度与周围环境基底的对比，常为视觉中心，有时亦为船行入城市时的第一胜景，如扬州文峰塔；又因视野常成旷达之意，激发诗兴，常为登临览胜、聚会场所；塔顶层有设明灯者，以引航夜行船只，如杭州六和塔；塔铃等塔之构成要素亦有寓意，如“塔铃译佛语”④“塔铃便是广长舌”⑤等喻。

古人对塔赋予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其作为建筑遗产和大运河历史阐释的组成部分[8]⑥，塔及其所构成景观的价值之认知和鉴别也是复杂的。

2 从本体转向城市景观视野的价值解读

大运河上现存的塔大多经历过毁建，在不同时代传达的意义亦有所不同。

于城市景观视野内解读，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大运河上塔的历史和价值，并可促发进一步的思考：在大运河入遗后的今天，塔这类景观要素在大运河遗产、城市结构内的作用应有怎样的积极呈现——尤其是如何看待大运河入遗后今人重建的塔。

图2 清代淮安府、板闸镇和清江浦[10]323(刘捷摹绘，底图引自清·傅泽洪《行水金鉴》)

2.1 国师塔：大运河淮安段重建的塔

淮安“三城”(旧城、新城、夹城)之兴，均与大运河有关，在黄河夺淮入海的漫长历史时期内，为黄、淮、运三河交汇之城。对淮安水系及城市、景观发展轨迹的观察应跳脱单一的府城或清江浦的边界，而沿大运河将因漕运而兴的淮安府城、板闸镇和清江浦等统而观之[9]264-297。清代板闸镇距府城约10里(约5 000m)，为淮安钞关所在，其西北约10里为清江浦，于1415年开埠，为漕运转输重镇(图2)。

慈云禅寺位于清江浦，前身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慈云庵，寺中国师塔为清康熙年间为纪念玉琳国师而建，后毁于战火。单从建筑本体来看，因清代佛塔已毁，现国师塔为近年重建工程，从“真实性”的阐释框架来看甚至可能颇有争议，但若将观察的视野从本体转向更为广阔的城市背景和景观环境，则可更为清晰地把握大运河在城市发展和景观形成中的统领作用，从而也更深入地解析国师塔及其所在场所的意义。

2.2 运河为脉：“府城-板闸镇-清江浦”的视野

淮安城西北隅，里运河畔、勺湖之西南有文通塔，本是佛寺浮屠，属龙兴寺，始建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原为木塔，后经历代重建、改建和重修。建于明崇祯二年(1636年)的淮安府城南门护城岗上的龙光阁，依顺郡城之形，与文通塔南北首尾呼应。

2处“文峰”，一居东南，一居西北，为壮淮安一地文风(图3)。

由明至清，统管漕运事务的最高官员漕运总督均驻节于淮安。

自明代开始，随着清江浦开埠、四道闸修建、转运仓落成、造船厂投产，清江浦一带遂逐渐繁华，成为漕运、盐运和水利等的要津，而作为漕运中枢和水务要地、沟通南北文化的淮安的枢纽地位在很大程度为其所取代。

淮安府城文渠的文泽亦至，达清江文笔峰止，汇入玉带河[9]264-297。

板闸镇和清江浦的出现和发展脉络直接根源于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类活动，而宗教、文化和教育类建筑也因循大运河走向分布(图4)。在这一系列建筑中，乾隆南巡数次经临慈云禅寺瞻礼，亦证明其曾为南巡水路上的重要节点。

2.3 “五教合一”：清江浦的视野

正是因之大运河极重之关隘所在，明清两代清江闸周遭舟货云集、寺观林立，迄至清末竟形成“五教合一”环伺里运河的巍巍大观[9]293。

县学文庙祀孔子；慈云禅寺乃佛教圣地；大王庙奉金龙四大王，乃清江都天会之所；关帝庙内除关帝外，有专祀陶公、马公等治河名臣的祠庙，皆属于道教庞杂的民间信仰之列。运河北岸有清真寺，前有码头直抵运河，此建筑设置在运河沿线城市殊为常见。此外，亦坐落有天主教建筑。

由清江浦的视野观察，方可知慈云禅寺及国师塔在构成清末“五教合一”的城市文化景观格局中的地位和意义(图5)。

漕运年代，大运河为清江浦带来的是漕运、盐运和通商等交通之便利，又因沟通往来之密切，进一步促进了传教、祭祀和水神崇拜等文化活动的发生与交融。加上水利技术和功能需求等多种缘由，大运河上的城市和建筑景观多样且多具包容性。

“五教合一”的组合式城市文化景观格局是这种包容性的体现，亦是清江浦之特质所在。国师塔在历史上参与构成了由运河沟通起的“五教合一”景观格局，也曾和其东的文笔塔(图5)于里运河沿岸拉开景域，形成观看中心。

大运河的漕运地位下降以后，清江浦仍因沟通了淮河、盐河等水道而于一段时期内发挥集散作用，其后逐渐衰落。今清江闸畔仅余重建之慈云禅寺国师塔，文笔塔已不存。

3 开放的塔“院”：回应入遗后城市需求的理景

倘若使观察脱离国师塔的建筑本体及其所在的慈云禅寺建筑群，意味着跳出了塔单纯作为寺院组成部分的世俗教化、传播佛学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念功能，将价值阐释和设计表达投向了城市景观的视野。

申遗成功后的大运河面对的是包含一系列潜在利益与发展或复兴机会的入遗影响，在满足保护要求的前提下，这些机会既涵盖遗产地自身形象的传达与演绎，亦有当地社区民众的生活、经济、文化和产业需求——重建的国师塔于新情境中应如何扮演新角色，是超越了遗产单体保护的综合问题。

回应入遗后城市需求的设计命题和社会使命，就必须经由城市景观视野的解读回归到城市景观的设计，以此为支点，发挥对遗产地发展与复兴的推动力。这是发生入遗影响的起点，也是入遗的真正目标。

换言之，国师塔周边环境的提升，应当立足于塔、城、河一体的价值认知，诠释和呈现这一价值，塔“院”的理景，“理”的也是三者作为整体的内在联络关系。

3.1 从“寺之塔”至“河之塔”

国师塔以东与水务和文运因缘密切的文笔塔已不存，而构成“五教合一”环伺格局的文庙、清真寺和耶稣堂等建筑保存完好，与里运河水岸关系明晰(图6)。

塔“院”的理景，顺理成章地应整合运河两岸景观格局，走向对城市景观更具独特性、在地性的设计呈现。既应当被归位于城与河之间历史上的景观秩序，呈现其多重价值，又应当面对新的需求和因循变化的可能，成为可以激发城市活力的空间。

是否仍然因循旧例再现完整的塔院格局，是回应前述思考的关键破题思路：如何从城市景观整体的视野，以当代的方式表达历史上的景观格局、呼应现实的城市生活，同时操作可逆，不影响未来考古研究与展示设计的再次介入。

从城市景观视角来看：首先，清江闸的地位举足轻重，南船北马在此调换，是转运的冲要；其次，与水运相关，大运河城市如扬州、淮安等，沿河均有些特殊的空间布局方式，如清真寺等多面河而置。而构成组合式景观格局的慈云禅寺和文庙与大运河的关系在历史上均以各自管理和交通需要为先，将其临运河的后院墙封闭，彼时虽由河上舟行可轻易感知塔的视觉中心地位，但人、水岸和塔之间却并无除视线联系以外的直接景观互动。

图3 清代淮安文运风水形势[10]315(底图引自阮仪三《神州鸟瞰系列一·古城留迹》第54页“同治十二年(1873年)淮安城图”)

图4 清代淮安清江浦文化教育建筑分布[10]315(刘捷摹绘，底图引自(清·咸丰)《江苏清河县志》“清江浦图”)

图5 清末清江闸“五教合一”环伺里运河之城市文化景观格局[10]323(刘捷摹绘，底图引自(清·咸丰)《江苏清河县志》“清江浦图”，照片为沈旸拍摄)

今日作为世界遗产之大运河，功能已发生若干变迁，新的城市生活对它的需求也转向航运、观览、市民活动、文化创意和改善城市建成环境等诉求的复合。塔“院”的设计，面向的不是作为承载历史信息的物质实体的湮灭或重建，而是构成历史景观格局的院落场所空间承载意义的传达(图7)。

由“围”到“开”：将塔从封闭的塔院中释放，不只是不建围墙，而是对塔的身份认识的转变，不再视之仅为慈云禅寺轴线的末梢端点，而将其阐释为同时亦是大运河和慈云禅寺之间的转换节点。

由传统塔院到运河塔“院”：结合场地中原有的古树，对塔周边不规则的城市地块进行划分，使寺的轴线在塔处发生转折，面向运河和码头形成开放的城市空间(图8)，从而使塔实现了身份的转换[11]，将传统的塔院转换成运河上的塔院，面向城市开放，塔岸之间形成有秩序的连续观看界面(图9)。

3.2 亦寺亦塔亦园

历史上的塔或塔院空间按塔于建筑群中位置、景观特点和空间氛围的不同可大体分为3种类型：宗教环境空间(塔多位于寺院中心)、寺院园林环境空间(布局与宗教环境藕断丝连之同时吸收园林和庭院布局特色)和自然环境空间(塔虽为寺院园林构景服务，却也点缀自然风景)。

由建造年代、史籍记载和历史上塔的位置推知，慈云禅寺国师塔应属寺院园林环境空间类型，即塔于寺庙中轴北侧，以塔为中心构成塔院园林空间，通常环以亭廊山门，点缀牌坊、石灯笼和香炉等小品，配以园林绿化，形成特殊格调的静谧、精巧气氛[11]。

为了传达历史上塔院的这种空间特质，在塔院西侧设计了一处园林空间(图10)。保留场所中原有的梧桐树，置若干石块；沿寺庙后墙造一座二层小楼，以遮挡视线，而临河面建一小阁，与高耸的塔连成起伏的景观。在园中或楼阁之上，或抬眼，或俯视，塔可入景，河亦川流(图11)。

图6 慈云禅寺国师塔、文庙、清真寺、耶稣堂与里运河水岸关系(许昊皓摄)

图7 塔院理景思路与设计方法(作者绘)

图8 “塔院-大运河-城市”关系剖面示意(作者绘)

图9 建成后的国师塔塔院沿河界面(许昊皓摄)

4 结语

入遗后的遗产地和城市发展问题常在国际文化遗产论坛上被提及，是一项在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其所指代的潜在利益与机会包括：赋予遗产地全新的标识及形象，带给市民自豪感并提高生活品质，协调策略性的投资，获得媒体界的认同与宣传，对价值的保存和阐释，更好的社区服务，激发文化与创意，实现城市再生，引进活动，促进教育和交流，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等。

在此语境下，本文以运河线上的塔和塔院为契机探讨了入遗后的景观设计命题：如何全面认知遗产及场所的价值？如何考量它们对于当地社区民众的意义？

这些塔和塔院不只是寺庙的组成部分，它们曾经显现地影响着城市历史上的景观格局。其建造之初的整体思考折显着古人的智慧和思维逻辑，也给当下的我们以启示：在城市景观格局内解读这些塔和塔院，有助于对它们价值的理解和发见，亦可提供一个可靠的视角，以观察物质实体已然湮灭的建筑和场所所承载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理解，塔院理景关怀的是入遗后大运河上的塔和塔院应当对今天的城市作出怎样的贡献。从城市景观的整体性视野阅读和呈现，是一个理解价值和开展设计的有效策略。如今的慈云禅寺国师塔院和广场已成为影视作品取景、市民踏青、骑行、赛事和节庆活动频繁发生的场地，既是与运河呼应之处所，也关照着城市和人本的需求。

图10 塔院总平面(西北侧为园林空间)[11]

图11 建成后的塔院园林空间(许昊皓摄)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慈云禅寺国师塔周边环境提升工程

设计团队：沈旸、俞海洋、贾亭立、徐春宁

建设地点：淮安市清河区轮埠路

设计时间：2015年2—9月

竣工时间：2016年2月

项目规模：建筑139m2，景观325m2

获奖情况：第十二届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三等奖(2018年)

注释：

① 需要申明，除特别言明“文化景观”遗产类型以外，本文所讨论的“文化景观”概念均非特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1992年纳入世界遗产名录(WHL)中的特定类型“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遗产，而是借用“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三大分类和特征描述，意指作为“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被列入名录的大运河沿线具此类特征的景观对象。

② 如临清舍利塔、通州燃灯塔、扬州文峰塔和杭州六和塔等。

③ 出自清·郝譬《文峰塔》一诗。

④ 出自明·周永年《泖塔上作》一诗。

⑤ 出自《南巡盛典》对高旻寺行宫的记录。

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7):“一条运河的真实性和历史阐释包含真实的遗产(本《公约》主题)、可能的可移动遗产(船只、临时航运设施)，以及相关构造(桥等)和景观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