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概要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编写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导致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今后 10 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目前，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5.91%，城市为43.56%。为响应《健康中国行动》，贯彻“以基层为重点，以预防为主”的国家方针，真正实现使心血管病防治主战场由医院逐步向社区转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将2005年以来每年组织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编撰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改版为《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1]。内容方面增加了心血管健康行为、康复、心血管病基础研究与器械研发等，倡导心血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为降低日益加重的心血管病疾病负担，我们一方面仍强调提高医疗水平，改善医疗质量，加强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必须大力开展普及健康知识行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强调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尤其要积极控制行为危险因素，如避免不健康饮食、规律身体活动等。有研究发现，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可能避免2/3的重大冠状动脉事件和2/5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1 心血管健康影响因素

1.1 吸烟

中国居民现在吸烟率已呈现下降趋势。根据2018 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15岁居民现在吸烟率为26.6%，平均吸烟量为16.0支/d。农村（28.9%）高于城市（25.1%）。45～64岁年龄组现在吸烟率最高，达30.2%。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群现在吸烟率最低，为20.5%。

中国青少年总体烟草使用率为6.9%[2]。初中男生现在吸烟率（11.2%）高于女生（2.2%）；农村（7.8%）高于城市（4.8%）。学生尝试吸烟率为 18.8%，男生为28.9%，女生为7.7%。西藏（19.0%）、云南（16.1%）和贵州（14.9%）现在吸烟率位居前三。

我国非吸烟者的二手烟暴露情况有所改善，2010年为72.4%，2018年为68.1%。几乎每天都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为35.5%，44.9%的调查对象报告有人在自己家中吸烟，50.9%的室内工作者在工作场所看到有人吸烟。二手烟暴露最严重的室内公共场所为：网吧（89.3%）、酒吧和夜总会（87.5%）、餐馆（73.3%）。在咖啡店和茶馆、大学、政府大楼、医疗卫生机构、出租车、中小学校、公共交通工具看到有人吸烟的比例依次为48.4%、33.3%、31.1%、24.4%、23.5%、23.4%和12.9%。

2018年，86.0%的人认为吸烟会引起严重疾病。对吸烟会引起具体疾病的知晓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肺癌（82.8%）、心脏病（50.8%）、脑卒中（41.4%）和阳痿（26.0%）。同时知晓吸烟会引起以上4种疾病的比例为20.1%。71.4%的人认为二手烟会引起严重疾病。知晓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儿童肺部疾病（66.7%）、成人肺癌（65.8%）、成人心脏病（39.7%）。同时知晓二手烟会引起以上3种疾病的比例为36.1%。

2015年，我国吸烟人群戒烟率为18.7%。2018年有所提高，上升到20.1%。其中男性（19.6%）低于女性（30.2%），城市（20.0%）与农村（20.3%）无显著差异。低年龄组人群戒烟率相对较低。

2018年，50.0%吸烟者购买1盒卷烟的花费不超过9.9元。城市为10.0元，农村为8.4元。从2015年至2018年，购买100盒卷烟的花费中位数占当年人均我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降至1.5%。

中国人群吸烟相对死亡风险率（RR）为1.23（95% CI：1.18～1.27），人群归因死亡风险（PAR）为7.9%；男 性RR=1.18（95% CI：1.13～1.23），PAR为10.0%；女性 RR=1.27（95% CI：1.19～1.34），PAR为3.5%[3]。

一项对相隔15年的两项中国前瞻性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吸烟男性的超额死亡风险15年间约增加1倍。除非采取有广泛的戒烟手段，否则中国每年因烟草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从2010年100万左右，增至2030年约200万，预计2050年将为300万[4]。

1.2 合理膳食

1982～2012年的30年间，中国居民主要食物摄入量发生了明显变化[5]：精制谷物和全谷物摄入量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杂粮明显减少；动物性食物、食用油明显增加；家庭烹调用盐和酱油减少，但家庭烹调用盐仍高达10.5克/标准人·日；新鲜蔬菜摄入量呈减少趋势，2012年水果摄入量虽然高于1982年，但与1992年和2002年相比也呈下降趋势，人均水果摄入量每天不足50 g。

1982～2012年4次全国营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膳食脂肪供能比呈上升趋势，2012年全国平均水平为32.9%，已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上线水平（20.0%～30.0%）；而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呈明显下降趋势，2012年全国平均水平为55.0%，已降至膳食指南推荐的低限（55.0%～65.0%）。

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分析表明，我国15省（市，自治区）18～64岁成年居民膳食脂肪摄入量为82.9 g/d，膳食脂肪供能比为35.8%，膳食脂肪供能比超过30.0%的人群比例为67.9%。谷薯类摄入量为410.0 g/d，肉类摄入量为94.0 g/d；大豆及豆制品摄入量 11.3 g/d，达到推荐摄入量（25.0 g/d）的人群比例仅为14.3%；水产品摄入量为28.6 g/d，未达到推荐摄入量的人群比例为77.3%。居民水果摄入量为95.3 g/d。60岁以上居民蔬菜和水果摄入量分别为242.3 g/d和64.8 g/d，深色蔬菜占总蔬菜比例超过一半人群的比例为16.9%。

城乡居民每周至少喝 1次饮料的比例为 59.2%，较2002年的 14.2%有明显提高，其中6～17岁儿童少年喝饮料较普遍，达到每天至少1次的比例为18.3%[5]。

2010～2012年全国营养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所有膳食因素中，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死亡数量有关的归因比例中，影响最大的是高钠摄入（＞2.0 g/d，占17.3%），其他依次包括：低水果摄入（＜300.0 g/d，占11.5%），低水产品ω-3脂肪酸摄入（＜250.0 mg/d，占9.7%），低坚果摄入（＜250.0 mg/d，占8.2%），低全谷物摄入（＜125.0 g/d，占8.1%）和低蔬菜摄入（＜400.0 g/d，占7.3%）。

1982年、1992年、2002年和2010～2012年全国营养调查数据分析发现[6]，膳食因素对中国成年人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死亡率的归因比例有所下降，12个饮食因素所导致的对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死亡率的整体人口归因比例从1982年的62.2%下降到2012年的51.0%。但随着总人口增加和人口老龄化，不健康饮食所导致的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死亡人数仍逐渐增加，从1982年的107万人到2010～2012年的151万人。

2010～2012年，我国 15岁及以上居民饮酒率（过去12个月有饮酒行为的人占总人群的比例）为34.3%，较2002年上升13.3%；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为28.1 g，较2002年增加1.6 g；饮酒者中过量饮酒率（男性超过25.0 g/d，女性超过15.0 g/d）为30.4%。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7]对512 715名成人随访约1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饮酒与约8.0%的缺血性脑卒中和16.0%的出血性脑卒中相关。用基因型预测的平均酒精摄入量与缺血性脑卒中呈正相关，与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更强，与心肌梗死的关系不密切。一日饮酒2杯（100.0 g酒精/周）就能增加10.0%～15.0%脑卒中风险；而每日额外多饮4杯（280.0 g酒精/周），增加约35.0%的脑卒中风险。

2016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8]，2016年中国男性现在饮酒率为48.0%，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为33.0 g，因饮酒造成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9.8%（95%CI：8.4%～11.0%），因饮酒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65万（54万～76万）。中国女性现在饮酒率平均为16.0%，平均每日纯酒精摄入量为2.4 g，因饮酒造成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1.2%，归因于饮酒的死亡人数为5.9万。

1.3 身体活动

2016年与2017年先后进行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均覆盖全国各省共计12万～13万余例中小学生。2017年34.1%中小学生身体活动达标，较2016年略有升高。2016年中小学生平时各类屏幕时间（看电视、使用手机或电脑）≥ 2 h的比例分别为8.7%、11.5%、9.0%，而周末则分别升高至23.7%、27.7%、17.5%，男生高于女生。

2014年中国居民经常锻炼率为33.9%。20岁及以上的人群为14.7%，其中，城市（19.5%）高于农村（10.4%），20～39岁人群最低，60～69岁人群最高。

1991年至2009年[9]，中国成年居民平均身体活动总量从385.9 MET·h/w下降到了212.8 MET·h/w。男性职业活动量从1991年至2011年间下降了31.0%，女性的趋势类似。静态行为时间从1991年的平均15.1 h/w增加至2009年的20.0 h/w。预计2020年和2030年中国成年居民平均身体活动总量将继续下降至200.1 MET·h/w和188.5 MET·h/w，静态行为时间将分别增至22.7 h/w和25.2 h/w（图1）。

图1 1991～2030年中国成人身体活动量变化趋势

中国居民总身体活动量与心血管病死亡呈显著负关联[10]，与活动量最低组（≤9.1 MET·h/d）相比，最高5分位组（≥33.8 MET·h/d）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41.0%（HR=0.59，95% CI：0.55～0.64）。身体活动每增加4 MET·h/d，风险降低12.0%。

2013年中国居民由于身体活动不足导致的医疗花费近48.6亿美元，占全球的10.0%，其中间接花费 17.8亿美元，直接花费 30.8亿美元。家庭支出33.9%，政府支出55.8%，第三方支出10.3%。

1.4 超重与肥胖

1985～2014年全国6次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抽样调查发现[11]，青少年的超重、肥胖呈明显增加趋势，2014年中国7～18岁学生的超重及肥胖总检查率为19.4%。2014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1985年的11倍和57倍（图2）。

图2 中国青少年学生（7～18岁） 超重率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

2012年我国≥18岁居民超重率30.1%，肥胖率11.9%。与2002年比，增幅分别为32.0%和67.6%，农村增幅高于城市[5]。

中国高血压调查显示，2012～2015年中国成年居民腹型肥胖（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检出率为29.1%，男性28.6%，女性29.6%，估计全国有2.778亿人群有腹型肥胖。

2013年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18岁87 545名超重和肥胖居民，发现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率为16.3%，方法包括饮食（40.9%）、运动（22.8%）、饮食运动组合（31.5%）和药物（1.3%）。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发现，保持正常的体重指数（BMI）可预防5.8%的主要冠心病事件、7.8%的缺血性心脏病和4.5%的缺血性脑卒中，预防34.4%的2型糖尿病；与腰围正常者（男性＜ 85.0 cm，女性＜80.0 cm）相比，腹型肥胖者（男性≥90.0 cm，女性≥85.0 cm）发生缺血性心脏病风险增加29.0%、急性冠心病事件风险增加30.0%，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增加32.0%。相对于BMI＜24.0 kg/m2的人群，36.0%的2型糖尿病归因于超重/肥胖[12]。

2017年全国归因于高BMI的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为59.0万，归因于高BMI的心血管病年龄标化死亡率为31.5/10.0万，13.5%的心血管病死亡归因于高BMI[13]。

2003年中国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直接经济负担为211.1亿元，占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脑卒中4种慢性病直接经济负担的25.5%。2010年，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增至907.68亿元人民币，占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和癌症5种主要慢性病直接经济负担的 42.9%，占2010年卫生总费用的4.5%。

1.5 健康心理

2014年我国五城市综合医院心内科门诊中，抑郁和焦虑现患病率为 4.1%，抑郁或焦虑现患病率为14.3%。

INTERHEART研究[14]发现，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抑郁患病率为21.7%，明显高于对照组（10.4%）。虽然我国两组人群抑郁患病率均低于全球其他51个国家和地区，但抑郁与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性高于其他国家（中国：OR=2.27，95% CI：1.95～2.65；其他国家OR=1.37，95% CI：1.28～1.47；P＜0.001）。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15]发现居民重度抑郁症患病率为0.6%，重度抑郁症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之一（HR=1.32，95%CI：1.15～1.53）。

在综合医院心血管、消化、呼吸、泌尿生殖科就诊的患者中，以失眠、疼痛、乏力、全身不适、异常感觉等是焦虑、抑郁与躯体症状为表现的主要就诊原因，情感症状往往被躯体症状掩盖。抑郁症五大最常见的症状是失眠、不易描述的不适、体重减轻、食欲缺乏、循环系统疾病[16]。

2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2.1 高血压

2.1.1血压正常高值

我国9个省（2011年增至12个省）≥18岁成年人的血压正常高值年龄标化检出率从1991年的23.9%增加到2011年的33.6%[17]（图3）。2012～2015年的中国高血压调查发现[18]，中国≥18岁居民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粗率为39.1%，加权率为41.3%。

图3 1991～2011年中国多省市成人血压正常高值年龄标化检出率

开滦研究发现，血压正常高值人群总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增加37.0%，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加56.0%。2005年，血压正常高值造成我国成人22万心血管病死亡和12万因心血管病过早死亡[19]。

2.1.2高血压

在1958～1959年、1979～1980年、1991年、2002年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高血压抽样调查发现，≥15岁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粗率分别为5.1%、7.7%、13.6%、17.6%，总体呈上升趋势[20]。中国高血压调查（2012～2015年）发现[18]，中国≥18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为27.9%（加权率为23.2%）（图4）。青年人群（18～35岁）高血压患病率为5.2%，≥75岁居民为59.8%。

对比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1991年）、CHNS（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2012年）和中国高血压调查（2012～2015年），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有了明显提高（图5）。但China PEACE研究（2014～2017年）采用方便抽样对1 738 886例35～75岁人群进行调查[21]发现，标化年龄和性别后，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仅分别为36.0%、22.9%和5.7%。

2017年，中国有254万人死于高收缩压，其中95.7%（95.6%～96.4%）死于心血管疾病[13]。如果治疗所有高血压患者，每年将减少 80.3万例心血管病事件（脑卒中减少69.0万例，心肌梗死减少 11.3万例），获得120万健康生命年。

201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31 869亿元，其中高血压直接经济负担占6.6%。研究估算，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能降低高血压服药患者年均药物治疗费用和患者年人均住院费用约26元和245元，节约高血压患者年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约210元。我国高血压社区健康管理年人均投入800元可产生正的净效益，即产出大于投入。

2010～2016年，我国高血压规范管理人数由2010年的4 215.9万人增长至2016年的9 023万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70.3%。

图4 五次全国高血压调查高血压患病率

图5 1991～2015年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2.1.3儿童高血压

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显示，中国学龄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为14.5%，男生高于女生（16.1% vs.12.9%）。

根据CHNS约20年内多次现况调查，监测地区学龄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从1993年的10.0%上升到2011年的12.9%，年均增加0.16%。

肥胖是儿童青少年原发性高血压的第一位危险因素。对 1995～2014年943 128名汉族儿童分析发现[22]，超重和肥胖对高血压患病风险的独立贡献（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从1995年的6.3%上升至2014年的19.4%，对收缩期高血压的PAR%从1995年的7.4%上升至2014年的26.2%。

2.2 血脂异常

2013～2014年第4次“中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CCDRFS）”对≥18岁163 641名居民，以及2015年“中国成人营养与慢性病监测（CANCDS）”项目对≥18岁179 728居民的调查发现，与2001～2002年的CHNS（n=49 233）相比，我国居民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明显升高[23]（图6）。

2001～2002年CHNS、2010年中国慢性肾病工作组调查（CNSCKD）、2011年CHNS及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显示，中国≥18岁人群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定义为存在任一类型的血脂异常）分别为18.6%、34.0%、39.9%和40.4%。

2013～2014年第4次CCDRFS项目与2015年CANCDS项目数据均显示，我国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较2010年升高2～4倍；如果按胆固醇边缘升高为切点（TC≥5.2 mmol/L、LDL-C≥3.4 mmol/L），则TC升高和 LDL-C升高的患病率分别高达28.5%和26.3%，高于低HDL-C血症和高TG血症这两种类型，提示我国居民血脂异常主要类型正在向高胆固醇血症发展[24]（图7）。

图6 我国成年居民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明显升高

图7 我国居民血脂异常主要类型正在向高胆固醇血症发展

2012年，一项在全国16 434例6～17岁儿童中进行的研究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高TC血症、高LDL-C血症、低HDL-C血症和高TG血症检出率分别为5.4%、3.0%、13.5%和15.7%；血脂异常总检出率达28.5%。含糖饮料每周≥1次、静坐时间＞10 h/d、超重和肥胖是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的主要危险因素。

现阶段我国成年人血脂异常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图8）。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高危/极高危人群的降脂治疗率、达标率现状堪忧。

图8 我国居民血脂异常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三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在2013～2014年第4次CCDRFS研究中，按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修订版），在10年ASCVD高危人群中（15 382例，占9.4%），LDL-C治疗率仅5.5%、达标率仅25.5%（＜2.6 mmol/L）；10年ASCVD极高危人群中（2 945例，占1.8%），LDL-C治疗率仅14.5%、达标率仅6.8%（＜1.8 mmol/L），农村高危/极高危居民的治疗率更低，分别仅4.6%和11.5%。

中国多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已证实，胆固醇是ASCVD最重要的、且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血清LDL-C或非HDL-C水平升高可预测冠心病发病危险，LDL-C升高是我国2017年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第三大危险因素，仅次于高血压和高钠饮食[13]。

我国一项队列研究（n=20 954，年龄35～64岁）20年随访结果[25]显示，LDL-C水平（从＜1.0 mmol/L到≥4.1 mmol/L）与ASCVD（包括冠心病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呈显著正相关，LDL-C水平越低，未来20年ASCVD风险越低，反之则越高。

利用CHNS数据的一项预测研究发现，2016～2030年，开展调脂治疗可以避免970万例急性心肌梗死和780万例脑卒中事件，避免340万心血管病死亡。

2.3 糖尿病

2013年对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170 287名≥18岁居民的调查显示，中国成人糖尿病标化患病率为10.9%（95% CI：10.4%～11.5%），糖尿病前期的检出率是35.7%（95% CI：34.1%～37.4%）。按照中国大陆约有10.9亿的成年人计算，有3.9亿成年人是糖尿病前期。中国有47.0%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略低于美国的49.0%～52.0%。糖尿病知晓率为36.5%（95%CI：34.3%～38.6%），治疗率32.2%（95%CI：30.1%～34.2%）；治疗控制率49.2%（95%CI：46.9%～51.5%）。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26]发现，糖尿病明显增加了缺血性心脏病（RR=2.40，95% CI：2.19～2.63）和脑卒中风险（RR=1.98，95% CI：1.81～2.17），50岁前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平均寿命估计缩短9年。

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30年长期随访发现[27]，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使糖耐量异常患者的糖尿病发病中位数推迟3.96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44岁。糖尿病发病风险持续下降39.0%，心血管事件下降26.0%，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33.0%。

2.4 慢性肾脏病（CKD）

2009～2010年对中国13个省、市、自治区47 204名＞18岁的成年人的CKD患病率调查显示，CKD的总患病率为10.8%，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73 m2）诊断的患病率为1.7%，以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ACR）＞30 mg/g诊断的CKD患病率为9.4%。以此推算中国约有1.2亿例CKD患者。

中国CKD监测数据系统—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CK-NET）汇总来自全国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登记的3级医院＞18岁的住院患者的病例数据。CKD诊断来自于病例首页的ICD编码。2014年度报告及2015年度报告显示，两年总入院患者中分别有 4.5%和4.8%合并CKD。其中，糖尿病合并 CKD患病率分别为 14.5%和13.9%；高血压合并CKD的患病率分别为9.5%和11.3%；心血管疾病合并CKD的患病率分别为7.0%和7.7%。

2.5 代谢综合征

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对98 042名≥18岁居民依据NCEP-ATP Ⅲ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发现中国居民代谢综合征的标化率为24.2%。2014～2017年发表的 28篇中国人群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相关文献进行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1.9%。

2.6 睡眠障碍

我国失眠患病率约为15.0%，平均患病年龄为43.7岁[28]。青少年患病率为16.0%，青年人患病率为 20.4%，老年人患病率为35.9%。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发现[29]，每周至少3天出现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早醒、白天困倦等失眠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11.3%、10.4%和2.2%。多因素校正后，有三种症状者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HR（95%CI）分别为1.09 （1.07～1.11）、1.07（1.05～1.09）和1.13 （1.09～1.18）。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与急性心肌梗死密切相关。

有研究系统回顾我国2000～2017年抽样方法明确的14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流行病学研究，发现OSAHS总患病率为3.93%（3.14%～4.73%）。男性5.19%（4.14%～7.23%），女性2.17%（1.00%～3.34%）。

2.7 大气污染

环境大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是影响中国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第4位和第5位危险因素[30]。2013年，中国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总死亡为80.7万例，其中出血性脑卒中16.9万例，缺血性心脏病15.2万例，缺血性脑卒中8.8万例。与 1990年相比，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总死亡例数下降了24.5%，DALY损失下降了 42.4%。

基于我国272个城市2013～2015年大气污染和死因逐日数据开展的系列研究发现，PM2.5、O3、SO2、NO2每升高10 μg/m3及CO每升高1 mg/m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增加0.27%、0.27%、0.7%、0.9%和1.12%。我国184个城市 PM2.5对心血管疾病住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PM2.5当日暴露每升高 10 μg/m3与心血管疾病入院增加0.26%相关，其中缺血性心脏病增加0.31%，心力衰竭增加0.27%，心律失常增加 0.29%，缺血性脑卒中增加0.29%。

大型前瞻性队列随访证据表明，大气PM2.5长期暴露与中国成人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有关，PM2.5浓度每升高10 μg/m3，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病风险分别增加11.0%和16.0%。

针对1990年和 2013年中国不同省市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位于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超额死亡的第二和第三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在我国农村地区[31]，使用固体燃料（煤炭、木柴等）做饭或取暖所产生的室内污染，会显著升高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与使用清洁燃料（燃气或电力）做饭者相比，使用固体燃料做饭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0%和11%；使用固体燃料取暖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9%和14%。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空气污染相关政策与法规标准已日趋完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有研究评估了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所获得的健康收益，2017年较2013年空气质量改善减少全国超额死亡47 240例，减少寿命损失710 020年[32]。

3 心血管病社区防治

2010年，原卫生部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以区/县为单位创建示范区，截至 2019年12月，已完成第4批示范区建设和第5批示范区现场评审工作，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建成365个国家级示范区。

社区医疗机构在高血压管理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凸显。据估算，现患高血压患者中接受治疗的约为 1.2亿，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患者约为8 600万人。在二级及以上医院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适合分级诊疗基层管理的患者约占60.0%。社区医疗机构针对高血压患病现状，大胆创新，形成了积极有效的高血压防控管理模式。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智慧家庭医师优化协同的慢病管理模式（IFOC），上海市“1+1+1”高血压管理模式，即 1个家庭医师+1个区级医疗机构+1个市级医疗机构的家庭医师签约服务；以及厦门市开展了以“社区-医院一体化”为基础的“三师共管”的高血压管理模式等。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15年通过实施“基层心血管病综合风险管理项目”系统地、持续地针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心血管病防治技能培训，目前已累计有400多家机构单位以不同的合作形式参与了平台的各项活动，有1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室，作为远程血压监测站点进行针对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的“三高共管”监测。高血压累计筛查7万余人。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在 2014年被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5年多来，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选择了299个典型项目点，截至2019年6月，已累计从248个区县筛查社区居民331.3万人，检出高危对象87.1万人，干预管理心血管病高危对象73.0万人，累计随访干预管理147.2万人次。

4 心血管病

4.1 流行趋势

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心血管病现患人数 3.30 亿，其中脑卒中 1 300 万，冠心病 1 100 万，肺原性心脏病 500 万，心力衰竭890 万，风湿性心脏病 250万，先天性心脏病 200万，下肢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 2.45 亿。

2017年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图9）。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从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10）。2017年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为311.88/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54.40/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57.48/10万；城市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68.19/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41.61/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6.58/10万。

图9 1990～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9A）和城市居民（9B）主要疾病死亡率变化

图10 1990～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心血管病死亡率变化

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心血管病占首位。2017年农村和城市心血管病分别占死因的45.91%和43.56%（图11）。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

图11 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11A）和城市居民（11B）主要疾病死因构成比（%）

4.2 冠心病

4.2.1冠心病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18》，2017年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 115.32/10万，农村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 122.04/10万，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男性高于女性。2017年冠心病死亡率继续 2012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农村地区冠心病死亡率上升明显，到 2016年已超过城市水平（图12）。

图12 2002～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冠心病死亡率变化趋势

根据2013年中国第5次卫生服务调查：城市地区≥15岁居民冠心病的患病率为12.3‰，农村地区为8.1‰，城乡合计10.2‰。与2008年全年龄段的第4次调查数据相比（城市15.9‰，农村4.8‰，城乡合计7.7‰），城市有所下降，农村和城乡合计患病率升高。2003～2013年3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冠心病患病率（图13）。

以此数据为基础，根据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13年中国大陆≥15岁居民冠心病的患病人数约为 1 139.6万人，而以2008年第4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估算当时全年龄段的冠心病患病人数约为1 031.6万人，增加了108.0万人。

图13 2003～2013年3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冠心病患病率比较

4.2.2心肌梗死

2002～2017年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从2005年开始，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13年农村地区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超过城市平均水平（图14）。

China PEACE研究[33]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随机抽样确定了162家二、三级医院，入选 13 815份研究病历，发现在2001～2011年的10年间，在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的患者中，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占86.0%，因STEMI住院患者的人数增加了3倍。

对北京2007～2012年77 943例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情况分析发现，北京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率增加49.5%，年龄标化住院率增加31.2%。STEMI年龄标化住院率略有下降，而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住院率增加了3倍[34]。5年间，STEMI与NSTEMI患者的数量比值从 6.5∶1降至1.3∶1；而女性NSTEMI的比例超过了STEMI（图15）。

图14 2002～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变化趋势

图15 北京市2007～2012年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情况和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比例变化

一项针对北京市18个区县4 627名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75.0%的居民至少知晓任何一种心脏病发作症状，但超过70.0%居民不知道急性心肌梗死的关键治疗手段（包括溶栓和急诊介入治疗）；小于 50岁的人对心脏病发作的症状认知最差，仅有31.7%的居民表示自己在心脏病发作时选择急救车去医院就诊。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CAMI）注册研究一项分析显示，共有2 879例（19.4%）患者存在明确诱因。＜55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20.8%的诱因为近期过度不良生活方式，14.6%为大量饮酒；对于≥75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3.3%的诱因为天气或环境骤变，10.0%为疾病、手术或创伤。

China PEACE前瞻性心肌梗死研究[35]对53家医院2012年12月～2014年5月收治的3 434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分析发现，仅43.0%患者认为胸痛或胸部不适与心脏相关。27.0%的患者认为症状不严重未去急诊就诊，24.0%认为“等等症状就能缓解”。

我国 94.0%的心肌梗死患者表现为胸痛或胸部不适，其他最常见症状为大汗（67.2%）、乏力（31.0%）、恶心（30.7%）、呼吸短促（29.1%）、肩颈部放射性疼痛（27.9%）、心悸（22.3%）及胃部不适或疼痛（12.8%）。0.2%的患者无急性症状。

CAMI注册研究也发现，持续性胸痛及大汗是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最典型临床表现，66.4%表现为持续性胸痛，63.7%伴大汗。男性和女性无症状急性心肌梗死分别占 1.2%和1.7%。约1/4的STEMI患者就诊时无典型胸痛症状（定义为持续时间超过20 min，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不能缓解）；无典型胸痛患者就诊时间晚，接受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比例低，住院期间死亡率较高[36]。

根据China PEACE前瞻性心肌梗死研究，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症状发生到入院的平均时间为4 h，29.0%的患者超过6 h[35]。

CAMI注册研究中，接受急诊介入治疗的 STEMI患者从症状发作到介入治疗的平均时间为 5.5 h，明显长于其他国家的数据。至省级医院就诊的患者可能由于交通拥堵等问题，从症状发作到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时间反而更长[37]。

该研究还显示，我国STEMI患者到院至溶栓（D2N）时间为52（28～90）min，仅 13.1%能满足指南建议的 D2N≤ 30 min的要求；入院至球囊扩张（D2B）时间为105（70～150） min，仅32.6%能满足指南建议的D2B ≤ 90 min的要求[38]。

根据2001～2011年10年间我国16 100份急性心肌梗死病历分析，大多数出院患者未收到饮食、运动、控制体重、定期复查血脂及戒烟的五项建议，2011年，仍有超过半数患者未接受到任何建议，接受到3～5条建议的比例为2.7%。饮食建议的比例不足40%；控制体重的建议率接近于零，在BMI≥24 kg/m2的患者中控制体重的建议率仅为1.3%[39]（图16）。

图16 2001年、2006年、2011年全国AMI患者出院时5条建议的接受情况

对我国不同地区 53家医院 3 387例急性心肌梗死发病 24 h内患者的研究显示，30 d内再入院率为6.3%，近一半发生于出院后 5 d内。其中77.7%因为心血管事件再入院，包括心绞痛（31.2%）、心力衰竭（16.7%）和急性心肌梗死（13.0%）等[40]。

2001年以来，我国 STEMI患者急诊PCI治疗率明显增加，溶栓治疗率下降，但总再灌注治疗率并没有提高。其他指南推荐药物的使用率增加，院内死亡率有下降趋势。

根据2010～2014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抽样数据库[41]，推算急性心肌梗死年住院率为44.2/10万。我国城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中位住院费用为3.1万元，住院时间为9 d。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的中位住院费用为 5.2万元，明显高于接受溶栓治疗（2.0万元）和保守治疗（1.3万元）的患者。

北京2007～2012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每次住院费用和总住院费用呈稳步上升趋势。在校正通货膨胀后，每次住院费用增加3.2%。2012年北京心肌梗死患者的总住院费用达6.9亿元，校正通货膨胀后，较2007年增加56.8%。

4.2.3血运重建

根据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冠心病介入治疗数据（主要来源于网络直报数据），2018年大陆地区冠心病介入治疗总例数为 915 256例（图17）。2018年我国平均百万人口病例数为651例，冠心病患者平均置入支架数为 1.46个，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死亡率为 0.26%，急诊介入治疗占45.9%。

2004～2013年我国城市教学医院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相关院内死亡率从2.8%降至1.6%，7 d院内死亡率从1.5%降至0.8%[42]。与2004年相比，2013年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下降约40.0%。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从7.8%降至3.8%。2004～2013年，术后住院时间从 12 d缩短至10 d，总住院时间从22 d缩短至 20 d。其中总住院时间超过30 d的患者比例从24.8%降至17.4%。

一项多中心研究[43]对我国4家心脏中心至少1支冠状动脉狭窄≥50.0%的5 875例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进行了评估，发现20.0%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不适宜，有16.0%需要血运重建的患者接受了药物治疗。在3 452例行介入治疗的患者中，20.9%指征选择不适宜，51.1%可能适宜，28.0%适宜。而在376例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中，仅3.5%指征选择不适宜，证实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比较规范。

图17 2009～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冠心病介入治疗例数

4.3 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是导致我国人口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 1人死于脑卒中，死亡人数约占全球脑血管病死亡的1/3。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1 300万。

2017年中国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47.04/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22.4%，位列恶性肿瘤（158.06/10万）和心脏病（150.08/10万）之后，为死因顺位的第3位。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17年我国有152.5万人死于脑血管病。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2017年我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6.58/10万，农村为157.48/10万，分别位居死因顺位的城市第3位和农村第1位。脑血管病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

2003～2017年农村地区脑血管病死亡率总体高于城市。与2006年相比，2009年脑血管病死亡率城市上升 1.41倍，农村地区上升 1.44倍（图18）。

2013年，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155个城市及农村480 687名≥20岁居民的全国脑卒中流行病学调查（NESS-China）发现，脑卒中发病率为345.1/10万，平均发病年龄为（66.4±12.0）岁[44]。采用 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年龄标化后，脑卒中发病率为246.8/10万，男性（266.4/10） 高于女性（226.9/10万）；农村（298.2/10万）显著高于城市（203.6/10万）。脑卒中的流行呈现地域性，东北地区脑卒中发病率最高（365.2/10万），华南地区最低（154.6/10万）。我国脑卒中患病率为1 596.0/10万。采用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年龄标化后，脑卒中患病率为1 114.8/10万，男性（1 222.2/10万）高于女性（1 005.7/10万）。

图18 200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变化趋势

2013年，全国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复杂多阶段抽样，对分布于155个疾病监测点的178 059户家庭进行面对面调查。人群TIA加权发病率为23.9/10万，其中男性为21.3/10万，女性为26.6/10万。估计全国每年新发TIA为31万人。TIA加权患病率为103.3/10万，其中男性为92.4/10万，女性为114.7/10万。据估计，全国共有135万TIA患者[45]。

2013年，中国脑卒中预防项目（CSPP）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76个社区对207 323例≥40岁的社区居民进行了脑卒中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流行情况调查，发现年龄标化脑卒中患病率为2.08%，男性为2.38%，女性为1.82%，城市为1.90%，农村为2.29%[46]。

根据NESS-China，脑卒中的过早死亡寿命损失年（YLL）为1 748/10万，伤残所致健康寿命损失年（YLD）为262/10万，DALY为2 010/10万，其中男性为2 171/10万，女性为1 848/10万[44]。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1990年和2017年脑卒中死亡率分别为106.0/10万和149.0/10万，2017年比1990年死亡粗率上升了41.0%，年龄标化后，死亡率下降了33.5%[47]。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18》，中国2017年出血性脑卒中出院人数为 523 488例，平均住院日为14.5 d，人均医药费为18 524.6元；缺血性脑卒中出院人数为3 122 289例，平均住院日 10.7 d，人均医药费为 9 607.0元。

根据2017年全国质控医院监测数据，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平均住院日为11 d，病死率约4‰。中位住院费用9 942元（6 511～15 335元），药物费用4 230元（2 415～7 199元）。三级医院在住院病死率、住院总费用、药物费用方面略高于二级医院。

4.4 心律失常

4.4.1心房颤动

2012～2015年中国高血压调查发现，我国≥35岁居民的心房颤动患病率为0.7%，农村居民患病率（0.75%）高于城市居民（0.63%）[48]。其中34.0%的患者为新发现的心房颤动，自己并不知晓。随年龄增加，心房颤动的患病率增加，35～44岁年龄段居民心房颤动患病率为0.1%，≥75岁高达2.4%，各年龄组心房颤动患病率无性别差异。

高龄、甲状腺功能亢进、冠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是我国心房颤动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我国心房颤动患者脑卒中总体发生比例为17.5%。其中，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26.9%发生脑卒中，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24.2%发生脑卒中。在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中，年龄＞75岁、高血压、糖尿病和左心房血栓是发生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中国心房颤动注册（CAFR）研究对 2011～2014年32家医院7 977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分析发现，我国心房颤动患者应用口服抗凝药物比例有很大提升。CHA2DS2-VASc评分≥2分和1分的患者中接受口服抗凝药物治疗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6.5%和28.5%，0分的患者也有21.4%使用抗凝药。不同医院抗凝治疗差异较大，三甲医院为9.6%～68.4%，非三甲医院为4.0%～28.2%。

根据全国心房颤动注册研究网络平台数据，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手术比例逐年增加，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心房颤动导管消融占总消融手术的比例分别为 23.1%、27.3%和31.9%。目前射频消融仍以环肺静脉电隔离为主，占总体消融量的65.1%，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为0.4%，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为0.1%。

4.4.2心脏性猝死（SCD）

2005年7月～2006年6月对678 718例人群随访1年，发现SCD 284例（9.5%），SCD发生率为41.8/10万，男性高于女性（44.6/10万vs.39.0/10万），估测中国每年发生SCD 54.4万例。

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对1 018例心肌梗死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平均随访2.8年发现，心脏性猝死发生率为5%（年发生率1.8%），全因死亡率为7.4%。心脏性猝死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25.0%和非血运重建治疗。

4.4.3起搏器

根据国家卫健委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统计（不包含部队医院），2018年置入起搏器比2017 年增长7.9%。其中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比例占48.3%，房室阻滞的比例占42.2%，非心动过缓适应证起搏器植入患者在9.5%左右；双腔起搏器占比为74.8%，较2017年增加了1.9%。

4.4.4射频消融（RFCA）

RFCA已在中国600余家医院广泛应用。国家卫健委网上注册系统资料显示，自2010年起射频消融手术量持续迅猛增长，年增长率13.2%～17.5%。2018年射频消融手术量达15.16万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比例约占43.0%，心房颤动占31.9%，心房扑动占3.5%，室性期前收缩和室性心动过速占17.4%，房性期前收缩和房性心动过速占4.2%。

4.4.5体内自动除颤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资料，2018年共置入4 491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单腔ICD占38.7%，双腔ICD占61.3%；ICD用于二级预防占52.4%，一级预防占47.6%。在适应证方面，2013～2015年我国20家中心440例ICD置入患者研究结果显示，符合Ⅰ类适应证者约占75.0%，说明我国对于ICD适应证的把握程度较适中[28]。

4.4.6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1999年中国开始使用双心室起搏治疗心力衰竭，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资料（部队医院除外）统计，2018年4 432例患者接受了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较2017年和2016年分别增长7.1%和24.5%。

4.5 瓣膜性心脏病

2016年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8 929例老年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的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最常见的瓣膜病类型为联合瓣膜病（33.6%）；其次分别为单纯二尖瓣反流（26.9%）、单纯主动脉瓣反流（10.6%）、单纯主动脉瓣狭窄（5.1%）、单纯二尖瓣狭窄（3.1%）、混合型单纯主动脉瓣病变（2.3%）和混合型单纯二尖瓣病变（1.3%）[49]。单纯右心瓣膜病发生率为17.1%。退行性变是联合瓣膜病（31.1%）、单纯主动脉瓣狭窄（65.6%）、单纯主动脉瓣反流（56.7%）和单纯二尖瓣反流（29.7%）的第一位病因，风湿性疾病仍是二尖瓣狭窄的主要病因（83.6%）。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学组统计，全国每年瓣膜手术约8万例。中国心外科注册登记（CCSR）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中国瓣膜手术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 2014～2017年下降幅度为23.6%，2018年较2017年略有回升。

中国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置换术（TAVI/TAVI）起步较晚，目前能开展这项技术的中心仍然较少；2019年全国心脏内外科医师共完成2 000例左右。2017年经股动脉途径TAVI瓣膜Venus-A和经心尖途径TAVI瓣膜J Valve上市，2019年中国国产的第三个TAVI瓣膜Vita Flow瓣膜正式上市。Venus-A Valve系统是目前中国最常用的瓣膜，也是最早经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上市的产品。批准上市的依据是一项纳入101例患者的观察性临床研究：采用Venus-A Valve系统进行TAVI，成功率为84.2%；术后30 d、2年全因死亡率分别为5.3%和10.8%；30 d心肌梗死、脑卒中、血管原性并发症、起搏器置入发生率分别为2.5%、1.3%、6.2%和18.8%。

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评价了107例高危主动脉瓣疾病患者应用J Valve瓣膜系统经心尖导管TAVI手术的近期结果和术后1年疗效，技术成功率为91.6%，术后1年死亡率为5.0%，脑卒中发生率为2.0%，置入永久起搏器发生率为 5.0%。

4.6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是中国主要的先天性畸形，在全国多地均位居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首位。既往调查的先天性心脏病检出率结果存在地区差异，多在 2.4‰～10.4‰之间。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先天性心脏病死亡率为0.92/10万，农村地区先天性心脏病死亡率高于城市地区。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男性先天性心脏病死亡率均高于女性。2018年，全国各大心脏外科中心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仍居心血管外科治疗病种首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例数为4 434台，死亡率仅为0.3%。

综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网络直报系统和军队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网络直报系统的资料，2018年我国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总量为36 705例。地方医院2018年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量为32 961例，较2017年有所增加；治疗成功率98.4%，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0.12%，死亡率为 0.01%。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和室间隔缺损封堵占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手术治疗前3位。

4.7 心肌病和心力衰竭

4.7.1心肌病

根据2001年10月～2002年2月我国 9个省市（区）针对 8 080例居民的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我国人群肥厚型心肌病患病粗率为0.16%，男性患病粗率（0.22%）高于女性（0.10%），经年龄、性别校正后的患病率为 80/10万，估计我国成人肥厚型心肌病患者超过100万。

2011年7月～2011年12月，中国北方非克山病地区扩张型心肌病患病率调查分析7个省120村共49 751人，共检出扩张型心肌病6例，估计患病率为1.2/万。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对我国42家医院1980年、1990年、2000年3个全年段 10 714例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分析，3个时间段扩张型心肌病比例分别为6.4%、7.4%和7.6%。中国心力衰竭注册登记研究（China-HF）入选 2012～2015年132家医院的13 687例出院心力衰竭患者，16%的患者为扩张型心肌病。

我国一项研究对529例肥厚型心肌病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发现，43.9%的患者可检测到明确致病突变，其中占比最多的是MYH7和MYBPC3基因。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主要由编码桥粒蛋白基因突变导致，我国研究显示63.3%的患者可检测到致病基因突变，其中占比最多的为PKP2[28]。最近研究发现，纯合的DSG2基因的founder变异p.Phe531Cys是中国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的患病因素，占比高达8%，且外显率高。扩张型心肌病的遗传检出率相对较低，我国早期研究显示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发生率为8.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通过分析心脏移植的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患者心肌组织病理、遗传、影像学，以及其他临床特征，在国际上首次对该疾病进行了精准分型，被当期杂志述评命名为“阜外分型”[50]。

4.7.2心力衰竭

一项包括中国20个城市和农村15 518人参与的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35～74岁人群中慢性心力衰竭患病率为0.9%，据此保守估计我国约有400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中国高血压调查分析了2012～2015年入选的22 158名居民，发现在≥35岁的成年人中，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为1.3%，较2000年增加了44.0%[51]。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射血分数中间值心力衰竭和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患病率分别0.3%、0.3%和0.7%。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病率（LVEF＜50.0%）为1.4%，中/重度舒张功能障碍患病率为2.7%。

China-HF研究显示，我国心力衰竭的主要合并症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瓣膜病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高血压（50.9%）、冠心病（49.6%）及心房颤动（24.4%）是目前中国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合并症。感染仍是心力衰竭发作的首要原因，其次为心肌缺血及劳累。

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发展，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病死率有明显的降低趋势。我国42家医院登记的10 714例心力衰竭患者中，1980年、1990年和2000年住院病死率分别为15.4%、12.3%和6.2%；China-HF研究入选的2012年1 月～2015 年9月全国132家医院13 687 例心力衰竭患者中，住院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为4.1%。

对中国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2年～2015年住院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情况分析显示，利尿剂的使用率变化不明显，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及β阻滞剂的使用率明显上升。

目前在中国境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批准了2项关于人工心脏治疗终末期心脏衰竭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注册登记临床试验研究，两项均为阜外医院牵头。第1项重庆永仁心生产的EVAHEARTⅠ临床试验，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完成15例，1例术后156 d接受心脏移植，余14例患者长期携带人工心脏生存350～728 d；第二项是苏州同心生产的CH-VAD临床试验研究。2019年1月～2019年12月，3家中心共完成23例，围术期死亡1例，余22例术后1月心功能恢复至NYHAⅠ～Ⅱ级，截至随访均携带装置长期生存60～356 d。同国际机械循环支持协会发布的同期数据比较，境内单位独立完成37例人工心脏植入术的围术期30 d死亡率为0%，术后1年生存率为92.0%，达到国际水准。全国35家（不包括港澳台）心脏移植中心，全面实施脑死亡心脏捐献以来，2015年至2018年共完成心脏移植1 583例，其中2015年279例，2016年368例，2017年446例和2018年490例。我国心脏移植受者院内存活率为92.3%，与国际心肺移植协会2009～2016年心脏移植术后30 d的存活率（92.6%） 相近。

4.8 肺血管和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1997～2008年，我国60多家三甲医院 16 972 182例住院患者中有18 206确诊为肺栓塞，肺栓塞的年发病率为0.1%[52]。

对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国90家医院105 723例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患者分析表明，43 589例为肺栓塞合并深静脉血栓（DVT），62 134例为单纯DVT，年龄及性别校正后的住院率由2007年的3.2/10万增加至 2016年17.5/10万，住院病死率由 2007年4.7%降至2016年2.1%，住院时间从14 d降至11 d[53]。表明中国VTE的发病率升高，而诊断意识和治疗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

DissolVE-2研究从2016年3月至 9月在中国60家三甲医院入选因内科或外科急症住院时间≥72 h的患者共13 609例，外科住院患者的VTE主要危险因素是开放手术（52.6%），内科住院患者的VTE主要危险因素是急性感染（42.2%）[54]。所有患者接受第9版Chest指南推荐的预防措施的比例为14.3%（其中外科患者 19.0%，内科 9.3%），接受合适的预防措施的比例为 10.3%（其中外科患者 11.8%，内科6.0%）。表明目前在我国对于住院患者 VTE的风险管理仍十分不足，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4.9 主动脉和外周动脉疾病

4.9.1主动脉疾病

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保险数据，我国急性主动脉夹层年发病率为2.8/10万，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58.9岁，低于西方国家急性主动脉夹层国际注册研究显示的63.1岁[55]。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数据，中国大陆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6岁，其中75.0%诊断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

我国一项主动脉夹层注册研究（Sino-RAD）显示，患者平均年龄为51.8岁，较欧美国家年轻10岁左右，高血压控制率低可能是其主要原因。

对中国中部地区3个城市以及2个农村社区共5 402名≥40岁具有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筛查发现，腹主动脉瘤患病率为0.33%，年龄在55～75岁的人群腹主动脉瘤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段。我国人群腹主动脉瘤的年生长速度为 0.18～0.75 cm/年，小瘤体（直径 3.0～4.9 cm）平均生长速度为0.28 cm/年，大瘤体（直径≥5.0 cm）为0.75 cm/年。

4.9.2下肢动脉疾病

中国高血压调查分析发现，我国≥35岁的自然人群下肢动脉疾病患病率为6.6%，据此推测我国下肢动脉疾病患者约为4 530万。其中约1.9%的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据此估测实施血运重建的例数大约为86万。我国下肢动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和2型糖尿病，吸烟的致病性最强（OR=2.62，95%CI：1.44～4.76）[56]。

4.9.3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2018年中国卒中预防项目（CSPP）分析了106 918例≥40岁城乡社区居民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发现我国≥40岁居民颈动脉≥50%狭窄的患病率为0.5%。

一项全国多中心登记研究分析了2015年6月～2016年5月9 346例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者资料，发现颈总动脉狭窄≥50.0%患病率为 0.9%，颅外段颈内动脉≥50.0%狭窄患病率为6.9%，颅内段颈内动脉≥50.0%狭窄患病率为1.1%。

中国卒中预防项目（CNSPP）对84 880例年龄≥40岁居民的用超声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横断面研究显示，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患病率为36.2%，26.5%为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增加，13.9%存在动脉斑块。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包括老龄、男性、农村居民、吸烟、饮酒、身体活动减少、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

4.9.4肾动脉狭窄（RAS）

RAS是中老年动脉粥样硬化常见的外周血管表现，一项单中心研究对18年来收治的2 905例RAS患者分析发现，肾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RAS从1999～2000年的50.0%逐渐增加到2015～2016年的85.0%；多发性大动脉炎在整体病因的占比逐步降低，从31.0%降低到10.0%；纤维肌性发育不良占比在2.9%～6.5%之间。

4.9.5锁骨下动脉狭窄

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1mmHg=0.133kPa）是预测锁骨下动脉狭窄大于 50.0%的一个强有力指标。上海3 133例平均年龄69岁的老年社区人群研究发现[57]，臂间收缩压差≥15 mmHg的人数占1.8%。一项单中心研究分析了1999至2017年1 793例锁骨下动脉狭窄住院患者，发现在年龄＞40岁的患者中，95.9%为动脉粥样硬化所致，而年龄≤ 40岁患者中，90.5%为大动脉炎[58]。

5 心血管病康复

5.1 心脏康复

2016年一项针对991家医院（870家三级医院、107家二级医院、14家社区医院）的调查发现，23.0%的医院开展了心脏康复服务，其中22.0%的三级医院和30.0%的二级医院开展了心脏康复服务；13.3%的医院开展了院内I期康复，17.3%开展Ⅱ期康复。医院主要分布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开展的非常少。估计1亿人口中仅13.2家医院能开展心脏康复。

5.2 脑卒中康复

2009～2018年，中国脑卒中康复医院数量和康复床位数均有显著增长。2009年我国康复医师1.6万、治疗师1.4万和护士1.2万，2018年康复医师增加至3.8万，护士增加至1.5万。

国家卒中登记Ⅱ对219家医院2012～2013年收治的19 294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仅59.4%的患者（IQR 41.4%～81.5%）接受了康复评估。在接受评估的患者中，50.3%的患者由康复治疗师提供康复服务，34.3%的患者由护士或医师提供了康复服务。

6 心血管病基础研究与器械研发

中国的高水平心血管基础研究从 2005年后开始起步，而有影响力的论文主要发表在Circulation和Circulation Research两大期刊。早期建立的研究团队以海外回国的科学家为主，年均论文发表量逐步增加；2015年后，我国团队的研究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并且在2018年双双突破两位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共批准77项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35项为心血管类产品，说明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在中国医疗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占比达到 45.5%；而且国产原创产品有 27项，占到77.1%。

致谢：感谢所有参与《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编写的专家，编写组名单详见参考文献[1]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