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陈红

摘 要：5G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视听媒体的深度融合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娱乐空间，现如今面对高度的信息爆炸，人们越来越迫切的渴求精神慰藉以及心灵情感的交流。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大众娱乐性工具，越来越承担起关照大众世俗生活、体现时代变迁、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职责，成为政府、社会、民族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视听媒介。我国地域辽阔，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独有的自然人文優势为我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独特的文化视角。近几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荧幕上大放异彩，不仅向我们展示出少数民族的特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更为我们打开一扇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大门。《狼图腾》、《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不但收获了高票房，而且更是取得了良好口碑。“和而不同”的文化激荡交融，以电影媒介的方式使文化多样性得到更多的认可与关注。

关键词：跨文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藏族电影

近年来，一些优秀的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逐渐火热大荧幕，并且获得大众的关注和认可。2015年电影《狼图腾》最终斩获7亿票房，并获得当年金鸡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成为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最大赢家1。2017年电影《冈仁波齐》同样突破亿万大关，票房屡现佳绩，良好的观众口碑，这都激发了电影工作者探求少数民族电影摆脱“边缘化”的抱负。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在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商业、艺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均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织或者国家之间进行的人际交往或信息传播活动。2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就是指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传播主体的跨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从我国电影角度来说，就是以影视方式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题材内容在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之间进行的交流与传播。

目前，我国的电影文化市场主要是以汉族受众为主要收视群体，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自古以来汉族有着绝对的人口优势，这就必然导致市场利益倾向于大主体，作为电视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市场的逐利性本性使得商业电影更加具有高排片率，这就导致“边缘化”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吸引力远远低于商业片。二是跨文化传播环境中的电影存在的文化差异性，影响着电影观众对跨文化电影的接触和接受。这是基于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而是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而对与此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3选择性接触理论表明，如果电影观众的文化背景不与电影的文化倾向性一致，他们就会回避观看这部电影，因而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更加具有边缘性。为破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尴尬处境，使其获得应有的社会价值效益，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找到一个临界点即文化共同性。4近几年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电影在荧幕上大放异彩，吸引了不同阶层的群众进行观看便是向市场证明了文化共同性的潜在价值。在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生存发展空间中，因地缘政治的影响，每个民族的文化必定都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博弈又相互吸收。在跨民族文化传播中，因为文化近缘性，不同民族的人们才会在文化共通的理解上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人们进行文化沟通，从而达成一种和谐的文化传播氛围。正是基于跨民族传播的文化共通，少数民族电影市场得以站立、打开，进而扩大。文化的共同性在电影里得以体现，并以艺术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藏族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藏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民族历史为我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和人文话语空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静静的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塔洛》均出于藏人之手，编剧、演员都由藏人来完成，拍摄地也是藏族地区。这三部作品均体现出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融合的趋势。

在影片《静静的玛尼石》中，实景拍摄镜头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族特色，融入到藏族人民生活的环境，非职业出身的藏族演员虽没有高超的演技却更加质朴化的向受众折射出藏族所特有的性格特征，剧中原汁原味的藏族对白更增添了独特语言魅力。影片以一个“小喇嘛”作为切入角，将现代文明与传统的藏族文化所产生的的融合与冲突通过小喇嘛心理的变化逐渐剥析出来，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藏族宗教文化对现代社会文明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塔洛》这部电影更加接近现代性，也更加具有观赏性。不同于《静静的玛尼石》，《塔洛》更加关注于个人，关注那些发生在普通藏民身上的变化。塔洛身上的变化直接来自于在理发店认识独特的藏族女孩杨秀措。杨秀措作为塔洛发生变化的直接导引人，也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冲突。杨秀措常年在县城，她的生活作息已经逐渐远离藏文化而进入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我们可以从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去发现这个时代所带给他的变化。

少数名族题材电影中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人文主义不分国籍、地区、文化等，人文主义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更具有粘合性，从而使藏族电影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

三、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社会功能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价值在于其能够满足民族主题文化需要，这也是民族电影产业功能的关键所在。作为产业而存在的民族电影，发展到当今已具备成熟的产业链。经济效益的丰盈也让我们逐渐思考其蕴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政治功能，指的是在观看少数民族电影过程中能够体会到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怀，从而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可以加深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性。文化功能则是观众在接受电影产品输出的过程中，能够消除对特定地区的固有“刻板印象”，推动文化发展，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与文化效益相纵横的局面。

少数民族电影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抓住了观众的需求，电影内容和观众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换，进而来说也是一种传播相互置换。少数民族电影的本质就是文化意义的传播。在文化功能上来说，通过影片镜像关照现实客观社会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大众服务，娱乐大众，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受众的精神娱乐生活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四、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扶持农村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开展电影活动;国家鼓励、支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加强电影的少数民族語言文字译制工作，统筹保障民族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5国家政策的支持为少数民族电影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还远远不够。但幸运的是，我国目前处于5G信息技术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阶段，在网络社交兴盛的时代，多媒体的参与使得电影的创作、完成、宣传方式更加多样性和丰富化，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电影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类型电影中站创出一片天地，最大的制胜法器便是其具有浓郁色彩的民族文化，因而在电影的创作记录以及传播过程中，要时刻把握住“突出民族特色”，通过艺术手段赋予其时代感和新鲜感6。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去发掘少数民族人民在其他民族地区的生存概况，这也是少数民族题材跨文化传播的另一条道路。

五、结语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这55个民族又有其自己的独特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笔者能力有限，不能一一详述，只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藏族电影来进行简单的分析。尤其近几年，优秀藏族电影的出现，使得藏族电影的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这为其他少数民族提供了经验。首要的是对人才的培养和扶持，鼓励培养属于本民族又具有跨文化性的复合型导演。现在是多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电视台，这为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扩充了人才储备。其次是紧跟时代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微型视频的快速传播，为电影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提供了技术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拍摄质量更加得到保证。《喜马拉雅天梯》就是全采用4K高清技术进行拍摄并且公映。最后就是要夯实影片内容，深度挖掘具有艺术特性的藏人事迹，将其转化为具有共通性、世俗性的情感输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但是我国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积极推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播出有利于不但能盘活市场效益，更能促进民族间的文化的交流与互融。

参考文献

[1]狼图腾 https：//baike.so.com/doc/250763-265699.html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3]顾广欣：《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弘扬与提升——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与叙事变迁》 期刊：《民族艺术研究》2013.

[4]百度百科《喜马拉雅天梯》https：//baike.so.com/doc/7693712-7967807.html

[5]百度百科《冈仁波齐》https：//baike.so.com/doc/26266277-27501716.html

[6] 百度百科《可可西里》https：//baike.so.com/doc/2166291-2292287.html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促进法》

[8]孙晓川：《西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新闻传播》 2013.

[9]邹华芬：《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电影文学》，《电影文学》第8期

[10]孙鹏：《文化人类学视闽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第2期

[11]张燕《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民族化”之思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

第1期。

[12]牛颂，饶曙光主编：《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一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13]饶曙光：《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