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均势外交内涵及影响

摘 要：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时期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内涵和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的内涵特征，并对其均势外交思想进行评述。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巨变，再以上海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对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中其形成过程既是受到同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知识传播的影响，又是中国外交官出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实践而做出的理论与知识层面的反应。

关键词：陆征祥;民国时期;均势外交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愈为重要，国民的自信心日益提升，加上各国档案的陆续开放，及学术界革命史观和悲观民族主义的日渐淡化，使得学术界以更加平允开阔的视角，对这段时期的外交进行理性研究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外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民国初期外交状况的专家学者，研究群体随之形成，他们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及范式，充分利用第一手史料和各国档案，取得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但是对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还较少，目前学界研究更多地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对陆征祥从外交官到修道院隐修会士传奇一生进行论述。因此，对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丰富民初外交研究。

第一节 均势外交的内涵

陆征祥的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利用国际均势为国谋利，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陆征祥的均势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均势理论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均势”一词在汉语里的意思为“力量平衡的形势”。均势不仅被定义为描述意义上的实力结构状态，同时也被理解为一种实用性的外交手段。而“均势”在外交上的运用可以追溯到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古印度王国时期、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只不过古代的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正式外交用词而已。在西方，针对均势的研究最早可见于修昔底德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竞争，从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到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均势思维长期占据着西方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位置。

尽管作为一个缘起古老的外交政策，历史上国家对均势政策的使用却从未间断。到十七世纪，“均势”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外交战略。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首次提到“均势”一词，它明文规定“依靠力量均衡永葆欧洲普遍裨益和安宁，俾诸国团结一致，所愿之均势庶可不致有利一国而危害其余”1，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真正的、永久的势力均衡体系，维持均衡以确保相对和平。后来，人们对“均势”的理解逐渐形成三个层次：（1）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它是国际秩序的一种基本形态;（2）在国家层次上，它是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的一条长期指导原则;（3）在国际体系和国基本的国际机制。2一般认为，“均势”外交家所追求的“均势”只属于上述三个层次中的某一个层次。均势原则一般包含“营造均势”“建构均势”和“维护均势”三个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外交，形成两极或多极力量相互制衡、彼此抵消，并保持国际社会中国家间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与和平状态，这样的国际体系就是“均势体系”，它常形成“两极均势体系”或“多极均势体系”。陆征祥所要追求和保持的列强均势体系，从而不断修约或改约为国家主权及利益的收回赢得战略空间。

二、陆征祥均势外交内涵

陆征祥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对传统均势理论推崇、继承和发展，而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均势理论，并且在与其他大国外交中充分运用，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陆征祥均势的内涵主要有三点：第一、均势表示的是一种力量的均衡，主要指列强之间在中国权势的均衡。第二、均势描述了国际斗争中的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即追求和平;第三、均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政策，作为一种外交策略，均势旨在防止一国控制并危害别国的安全，它以维持现状、不改变国际均衡体系和格局为目标。霸权和均势是通往和平的两条道路，囿于国力的限制和当时和平主义国际潮流，陆征祥选择了均势，均势和稳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陆征祥以均势和实力作为外交决策依据，来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在陆征祥的外交思想中，均势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陆征祥均势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国家层次来讲，均势外交必须是以维护本国最大利益为基础。在驻外期间，陆征祥通过对西方外交案列的分析和国际法知识的学习，形成自己的均势观。在外蒙古问题上，陆征祥在俄蒙私定协议后，曾指望在中国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出面干预。但列强却保持沉默，这是俄日、俄英幕后交易的结果。在此情况下，陆征祥与沙俄交涉，更是难上加难。陆征祥在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处理外蒙古问题的意见和策略。一是坚持先交涉缓用兵;二是对外蒙库伦活动属于中国内政，不应与对俄谈判混为一谈，应分别对待;三是对俄交涉应从侧面入手，世界均势已定，并非一国能破坏，外蒙问题影响极大，其他列强并不会熟视无睹，假使中国外交手腕愚钝，他国自然不便谗言，因此，应该灵活使用外交手段。由此可以看出陆征祥对于当时国际局势有着清晰认识，并利用各國维持均势局势的态度来争取外蒙问题谈判上的空间，恰逢外蒙问题谈判处于拉锯战时，国际局势风云突变，直接促进了中俄交涉的进程。先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改变美国远东政策，1913年3月退出六国银行团，银行团遂以积极姿态谋求与袁世凯政府尽快签署大借款合同，虽然大借款合同危害中国权益极大，但对袁世凯政府的外蒙问题交涉来说，则是减轻了一个掣肘因素。继而，1913年5月，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打破了列强孤立、瓜分中国的阴谋。美国的行动无疑对俄、英是个不小的刺激，中国险恶的国际环境稍有改观，陆征祥此时的谈判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态度强硬，坚持要求俄方将其方案中关于商务问题的第六款删掉，最终双方达成协约草案，挽回了一些权益。3虽然最后由于内政原因，陆征祥心血付诸东流，但他利用均势外交策略最大化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国在外蒙问题谈判上获取了一定的回旋空间。

其次，从个人层次来讲，均势外交成功关键在于决策者对本国和他国的了解。政治家必须在合理性和可能性之间进行协调，合理性取决于国内体制，可能性则取决于国家资源、地理位置和信心，以及其他国家优势，个人层面上还需要政治家在外交行动上的自由，均势的构建需要外交技巧和手腕，因为外交是动态的、复杂的，要根据形势来改变策略。在巴黎和会上，接近和约最后签署日期时，陆征祥面对多国代表的一致态度，根据当时紧张的情形，陆征祥做出了具体分析，最终选择了违背政府命令拒签。

在均势外交战略上，陆征祥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从外国主宰和干涉中解放出来。他巧妙地把“均势”的三个层次结合成浑然一体，看成是一个目标的三个过程。第一步，在国家层次上，陆征祥把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力量调整到国际社会各国势力互相牵制、彼此抵消之中，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形态，并把它作为外交上的一条长期指导原则。陆征祥清醒地认识到，清末民初的中国，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列强势力相互牵制中;第二步，在国际体系层次上，陆征祥主张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立双边或多边关系，从而建立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三步，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之上，陆征祥主张既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又把自身融于国际均势体系之中，通过一定的均势原则、国际惯例、国际法来努力协调，达到维护自身利益。十九世纪欧洲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各国列强都处于争权夺利中，但作为外交官和政治家的陆征祥积极与列强斗争，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陆征祥在外交实践中对均势思想的实践，使中国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并逐渐强大。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实力孱弱、列强宰制、内乱不已，其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在外交，贯穿民国外交的主要线索便是收回国权或“寻找主权”。4与之相对应，陆征祥均势外交实践的重点也与“国权”相关，尽管外交开拓举步维艰，但是陆征祥在有限空间内积极探索，利用民气、国际规则和国际舆论与大国周旋，争取收回国权，也因此出现了积极恢复主权的运动。

第二节 陆征祥均势外交思想影响

一、促进外交近代化

陆征祥的均势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的建立。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简单的说，即是指外交部各部门功能的规范化便是从民初开始，民国政府确立了中国近现代的外交体制，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改革外交部组织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袁世凯让通晓外交知识的职业外交家陆征祥执掌外交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第一例，这说明中国外交体制开始日益与国际接轨，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和外交延续性。外交体制的变更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国内专业外交机构的设立和外交机构职能的变化;中国驻外外交机构的设置。这些近代性质外交机构的设立，都为后来外交机构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陆征祥促进了近代外交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从理论上讲，近代化的外交，就是指以国际政治生活规范为指导，接受并运用国际法原理，国家主权观念和均势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执行其对外政策并调整国际关系。尽管陆征祥从政的外交并未做到这般的圆润成熟，甚至依然存在外交政策的种种失误与失利，但他注重國家主权平等，主张按条约办事，遵守国际公约，利用各国间的利益关系而使其相互牵制，这些都是近代外交观念的体现。此外，均势外交所强调的国际公法和国际政治准则，陆征祥也不断在学习并将其运用于实践。

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以世界成员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同时促进自身的社会变革，以适应世界的发展;其二，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痛苦抉择，能够警示后人。其三，近代外交转型的成功与否，对民国中后期的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现代外交思想的形成做了一定的准备;其四，对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改变孤立状况奠定了基础。就形成重德威而缺乏近代法制观念的理想对外政策。

二、平等思想的出现

陆征祥的外交虽然有其妥协的一面，但是也有其斗争和进步的一面。比如陆征祥关于《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的交涉谈判是成功的，坚持采用父母国籍来决定儿童国籍，在荷兰当局大规模强迫出生华人加入荷兰籍的情况下，无疑这个规定有助于中国方面，这是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是一个不易取得的成就。此条约签订后，“华侨所苦之苛例，固得稍减轻矣”。5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北洋政府虽然在外交谈判桌上失败了，但是所引发的爱国“五四运动”、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都代表了近代中国主权意识的一次觉醒。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军阀领袖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必须反对外国列强和势力对中国的各种侵害，才能使中国自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签”本身就代表了自主外交的独立精神。“修约外交”的开展证明了北洋政府外交思想上的转变，开始将维护国家主权、收回合法权益作为外交的目标，“修约外交”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斗争过程中显示出的强硬立场可以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北洋政府末期召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一系列举动，更加体现了国权平等主义外交思想的作用。陆征祥从前期到末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斗争充分说明了依赖主义的外交思想已经开始向国际平等主义外交思想转变。

参考文献

[1]戈登·克雷格：《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页。

[2]胡九龙：《论“均势”的基本含义》，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76页。

[3]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141页

[4]ThomasH.Etzold，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York：NewViewpoints，1976，pp.176-196.

[5]邠：《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作者简介：

杨雪 女 汉 1993年12月24 硕士研究生 学生 同济大学 邮编200000  研究方向：民国外交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