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接地气的乡村题材力作

刘世胜

前几日，收到祁海涛主席寄来的他的新作《鹅头山下》，粗略地看了一下，竟喜欢上了他那充满魅力的独特语言。于是，开始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大约用了一周时间，断断续续的，终于于昨晚读完了。海涛同志虽领衔黑龙江省金融作协主席之职，但也是一位平民作家，出身于农村。他的这部长篇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鹅头山下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东北农民的生存状态，解读了新中国黑土地上农村的发展史，并在农村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农民传统僵化思想与新思想发生碰撞之际，鹅头山下靠山村一名情窦初开的青年，与命运抗争，拼搏奋斗，在偶然陷入两对青年男女生与死的爱恋后，叛逆父母，冲出旧风俗的束缚，勇敢地走出小山村的故事。

《鹅头山下》是祁海涛“闯城三部曲”的开卷之作，其素材来源于作家年轻时的真实经历。十几号人物在书中粉墨登场，故事围绕初中生祖峰脉一一铺陈开来，展开纷繁而绵密的农村生活画卷。作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线索，透过东北农村广袤的黑土地，描摹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农”政策的沧桑变迁，与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中历经的万千变幻。《鹅头山下》是写黑土地的，黑土地是东北农民之魂，也是这方土地上人间百态的世相大舞台。应该说，《鹅头山下》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虽然很多，但如《鹅头山下》这般深入、丰富、细致、可信的可谓凤毛麟角。这无疑与海涛同志生活积累的丰富密不可分。我本人比较喜欢这部作品，粗读了一番，细品了一遍。今天我想试着从人物、结构与语言三个层次，来具体分析和解读这部小说的美学特质与文学价值。

象喻与生活深度融合的人物塑造

文學就是人学，在任何时候，人物都是小说叙事的核心。成功的小说家总是把精心塑造和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作为作品的轴心，外国小说这样，中国小说也是如此。创造活生生的个性鲜明、象喻指向深邃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家也是一部作品成败得失的要义。纵观小说史，凡是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必定是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毫不重复的艺术形象，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彼此互不重复的“这一个”。很难想象，在一部作品中，没有一批或几个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这部文学作品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

祖峰脉是《鹅头山下》的主人公。作家通过祖峰脉这一特定形象，完整地实现了自己，对现代农村现实的深邃洞察和大巧若拙的审美表达。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人物的出身、性格、经历和命运四大板块。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立足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进程，为祖峰脉的命运构筑了一个居于社会生活最低处的切入点。他出生在名不见经传的鹅头山下的一个小山村，祖辈是闯关东到此定居的，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样的出身可谓不无卑贱。这样的出身与后来他能冲破旧风俗的束缚，依然走出大山，进而融入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是这种反差使小说在气质上充满了天然的戏剧感，让人震撼，让人意犹未尽。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轻人的那种激情、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时代特征，在祖峰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初中毕业，回到村里，正赶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鹅头山下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农村历史的转折期，也是八十年代青年所面临的命运选择期。小说也的确在祖峰脉的彷徨迷蒙中，写出了他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还很飘渺，还很朦胧。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即青年人对于生活的磨难，敢于面对、勇于选择、甚至叛逆的励志性和启迪性。小说的最大特点和长处是，作家深入到祖峰脉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毫无遮掩地披露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我们说任何艺术的最高境界都是近乎变态的，作家在写祖峰脉的暗恋，以及心理活动的全过程，实质上也是在揭露，青春萌动的年轻人的一种变态心理。祖峰脉时时冒出来的想法，推动了小说情节的演进，丰富了小说人物与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祖峰脉眼里的世界与心理世界的交相辉映，组构出一幅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生活图景，深入刻画出一个农村青年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隐秘心事、扭曲心理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冲动。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入情入理的洞察力，尤其是对女性的观察和体验，比女性自己还要准确到位，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孟雪姑不仅人长得美，还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固有的美德。她自身就是个矛盾体，既体现出性格开朗、渴望对新生活的追求;又折射出内在性格的善良、忍让、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和守恒如一，所有这些，都赋予这个人物性格以丰富的特性。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高乐天向孟雪姑发出邀约时，她是矛盾的。她虽然对乐天有好感，但处朋友，她还从来没想过。她心里清楚，别说周围的十里八村，就是靠山大队的十个生产队、五个自然屯、上千户人家，还没听说过谁靠自己谈对象解决婚姻大事。她又是大队干部的女儿，这事若传出去，全家人会无地自容，尤其重面子的父亲，怎么得了？”这是她性格中的传统思维导致犹豫不决、矛盾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又不甘心自己的生活，是父辈生活的延续，为此她纠结着。“可是不去呢，她又觉得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感受新生活的机会。一天里，她魂不守舍，几次想失约。可乐天洋里洋气的样子像有什么魔力在身，她又欲罢不能。是的，在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从短暂的哭叫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在传统封闭的环境里默默生活到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太需要一种新生活、新气象啦！尽管，她不知道那种新生活、新气象会是什么样子，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正是基于这种性格，最终决定了她的生命历程走向和人生状态的形成。生活一塌糊涂，情感破败不堪，这种情形与其说是孟雪姑这样一个特定小说典型人物的遭际，毋宁说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下一大批人的共同遭际。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特殊性，又具普遍性。这一典型形象，与其说是励志，不如说是愤怒，愤怒到举起拳头居然找不到挨揍的对象。诚如黑格尔所说，小说作品中成功的人物不但要保持自己的性格特性，更要承担和忍受各种社会矛盾。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生活的深度主要由构成典型人物形象的特殊经历所承担，没有独特的人物经历，就没有典型人物真实可信的形象基础甚至艺术魅力。

祖峰脉之所以能从一个闭塞贫乏的农村中考“落榜生”，成为顶住压力闯世界的“急先锋”，这和他与众不同的经历不无关系。可以说，他能走出山村到镇里上学的特殊经历锻造浇铸了他的品性，又是这种品性成全了他历经挫败而热情不减的不屈精神。在农村的生产转型阶段，他先后尝试了各种的生产经营实践，一次次失败的过程，成就了他腾达蜕变的蝶化，而每一个蝶化过程都充斥着艰辛、酸楚、屈辱和坚守、攀登的挣扎和喜悦。一次次失败，特别是卖猪肉失败的沉重打击，并没有将祖峰脉击倒，因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理由，那就是要挣钱，以自己的实力，为心中暗恋的情人雪姑治病，这个理由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激励着他在经营实践中屡败屡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竟然是一位远房亲戚提供的。他的一位大姑父，叫解双，复转军人，头脑比较灵活，在人们都不敢种植西瓜的情况下，他却大面积地种植西瓜，也正是他大姑父种植的西瓜，给祖峰脉几近昏暗的经历投射进了明亮温暖的阳光，正是这一缕明亮温暖的阳光，唤起了他内心强大的力量。此外，他亲见高乐天与孟雪姑、贾晓峰与李秀萍两对青年，自由地爱恋着，拉开了浪漫的爱情序幕，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高乐天以流氓罪被枪毙，孟雪姑由此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李秀萍因反对家庭包办的婚姻，喝农药未果，后与恋人私奔也未成功，最终更是劳燕分飞。所有这些切身经历，为祖峰脉的身心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触动和颤栗。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亮点是祖峰脉这个典型人物悲喜交织的命运，祖峰脉无论如何的尽心尽力，也无法改变心中的爱人，雪姑的悲剧人生。在祖峰脉眼里，雪姑就是他的天使，他的爱神。尽管在内心中深爱着，但现实中却得不到她，反而因爱雪姑，做出了一些低俗的事情来。环境帶给人的思想如此不同，影响如此之大，而这在现实生活中确是真实的。现实逼迫祖峰脉这个初中生，对改革开放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强烈震颤，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是什么阻挡了爱情的脚步，是贫穷、落后、愚昧？对于这样一连串的反问，他一时还无法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现在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现在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现在的世界，是追求自由的世界。像爱恋的自由一样，一切自由的、民主的、个性化的东西一定会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爆发，也注定会被腐朽的、僵化的、遗留的、传统的东西所羁绊。只是，无论如何，今天新旧两种思想的碰撞，明天一切会在这样惨烈的、暂时的过渡中，愈加地走向美好，走向光明，走向自由。

作家巧妙地把这样一个既背负贫贱出身，又屡遭现实生活戏弄，“成为‘爱情尖兵们冲破封建的牺牲品”的多舛命运和全村最有学问的人，众人仰视的“偶像级幸运儿”糅合在祖峰脉一个人身上。不论从外像到内质、从现实到虚幻、从物质到精神，反差明显，形象突出，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命运同时体现和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并存在得那么协调合理。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协调的塑造，正是作家让一个“闯城者”脱颖而出的艺术灵性所在。可以这样说，所有风光旖旎的人物背后都有别于常人的命运，鲜活的典型人物都是用这样的命运炼成的。祖峰脉如此，别人亦如此。除此而外，《鹅头山下》还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富有生活情趣的辅助性人物形象。如大队书记孟久公、贾会计、孟大下巴、二柱子等，这些人物群像构成作品鲜活生动的内在元素和外在张力，自始至终跃动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既恰到好处地配合了主人公形象的锻造，又别开生面地开掘了各自色彩纷呈的时代生活的多元构图，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强化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内涵容量及其感染力。主角也好，配角也好，文艺作品中的人生，其实也是现实生活里的人生。我个人认为《鹅头山下》是一部兼具地域特色和时代深度的作品，通过对祖峰脉、对东北农村改革和当时人们思想状态的把握，通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促使炽烈的生活冲突饱含着丰富的象喻指涉。

小说含量的内生延展

小说的艺术，说到底是结构的艺术。情节设置的结构艺术是长篇小说的生命线，也是长篇小说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不仅是情节、人物的设置和延展，而且是一种看似无形却又贯穿于作品全部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作家的激情、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内在的汇合点，是决定作品内在意蕴和情调、比例和参照、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的重要尺度。在这一点上，《鹅头山下》出色地做到了结构和主题与作家情感和叙述方式的完美契合，让读者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人工斧凿的痕迹。一个时代的文学类型也好，一部作品也好，无不取决于三个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素——作家的个性、广义的现实性以及艺术传统，三者有机地构成文学结构;文学的发展，首先是文学结构的创新;传统结构循序渐进的变化，最终产生新型文学作品，并以其全新的、完整的结构异军突起。

首先，作为小说的上层建筑，在整体结构上，《鹅头山下》精确地把作家对生活的准确把握外化为作品的结构方式。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深层次结构。作家将东北农村新旧思想的碰撞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集中聚焦在主人公的命运基线，多流并汇，然后将这些鲜活生动的元件置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之内，使小人物的时空交织出内含气象反映宏大的叙事结构。《鹅头山下》作为“闯城三部曲”的开卷之作，分为二序、三十章。题序和章节均有各自的时间和空间，每个时间和空间都有相同的叙述和不同的表达，这就像一组交响曲和一幕大剧，乐章和场次的设置不仅仅为了迎合欣赏者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作品的点、线、面的立体交织和纵向深入。

从生活中提取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小说的工具，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有成就的小说家和经典作品，无不是令人瞩目的语言建筑师。我对海涛的语言功力大加赞赏，他的所有作品正是那种充满魅力、独特的语言吸引着我。我想，这与他写作农村题材无关，而是与他多年的创作实践及对汉语感悟有关。海涛的语言表述是中国式的、土的，然而鲜活，其好处真是难以言说，只可意会。在《鹅头山下》这部作品中，海涛就非常注重语言的运用、提炼和升华，在时代、生活、文化和语言之间展开了一种基于客观又归纳于主观的复杂周旋于协调。作家采用了与作品地方特色、坏境、节奏、情绪和内容完全契合的一种语言表达模式，让读者在欣赏人物、故事的同时感受到了语言的独特格调和艺术魅力。那种与生活本身的智性相濡以染的语言，在生动、简洁、质朴、和貌似口语化的亲和力中直陈生活的肺腑心苞。

生动性指的是语言的质感。作家在叙述和描写的过程中，没有着意玩弄语言技巧，也没有人为地创造新奇句式，更没有玩弄辞藻，而是根据作品整体韵律，选用适合人物特点和故事情节发展的独具个性气质的语言进行表述。这种语言看似随意，实则质感强烈，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天然吸纳力和粘和性。在这部作品中，海涛有较强的农村生活体验，所有的语言、动作及对待事物的态度，不仅各不相同，栩栩如生，而且相当符合农村实际，读了如同走进真实的农村，如同生活在他们当中。这完全得益于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以及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简洁、质朴是这部作品语言艺术的又一显著特色，这种语言符合这种气场的作品和这些人物的特点。以短句和短词构建作品，给人以轻松、明快、干净、利落之感。即便细节描写和叙述说明，都极力避免冗长、拖沓的词、句和段落。没有人会在阅读欣赏中感到费心、吃力和郁闷。通篇词句润滑，亲和力极强，很少生僻字词，很少令人费解和艰涩的句式，很少繁杂虚奥的段落，这种语言既能强化作品的感染力和表达力，也能提高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这足见作家的见识和功力。

与此同时，《鹅头山下》有别于其他长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种基于生活智性而巧妙淬炼的口语化语言效应。这不仅仅体现在人物对话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所有地方，这是一次风险极高的探索，做这样的探索需要作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丰厚的生活积累，需要敏锐的观察和感知、归纳、概括能力，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足够的胆量。当然，付出艰苦的劳动和超强的心血那是自不待言的。毫无疑问，作家的探索是成功的，成功得令人匪夷所思，击掌叫好。

祁海涛通过这部作品，写出了一批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鹅头山下》里有主角，也有配角，他们互为表里，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角色。这部作品应是反映新时期“三农”作品的难得之作，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北“三农”状况的书写堪称正史之斧斤。《鹅头山下》体现了祁海涛对历史和时代的同位感知，表现了东北农村兴衰起伏和改革开放农民的新旧思想交织的历史进程。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家祁海涛有一种对农村整体命运，人的命运和社会发展命运的深层思考，因此《鹅头山下》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寓意。

总之，《鹅头山下》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优点和特色表现在方方面面，是能够产生广泛的阅读共鸣、并被读者牢牢记住的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我相信假以时日，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走进更加广大的舞台，被更多的阅读者欣赏。自然，所有的艺术都是遗憾的艺术。《鹅头山下》仍然留下了一些可以继续打磨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情节过于生活化、密集化，尚有高度提炼、浓缩、概括的余地。二是故事情节之间逻辑演绎稍嫌松散，人物之间、故事情节之间缺失緊密的因果关联，真实鲜活的生活有余，空灵摄魄的想象性构建不足。

以上，是笔者阅读祁海涛长篇小说《鹅头山下》的一些感悟，及读后的个人浅显解读，不当之处，敬请作者包涵，并以此文，求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