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书信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运用探析

摘要：红色书信不仅是革命者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也是鲜活、生动的珍贵史料，将其运用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对提升课程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及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均具有重要作用。将红色书信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既需要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也需要将红色书信纳入课程设计和课堂内容，并借助多媒体手段生动、灵活地增强表达效果，在对历史的真实感悟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其家国情怀和对历史选择的认同。

关键词：红色书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10-0055-04

当代大学生教育，不仅需要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更需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核心问题。这其中思政课无疑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①。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高校思政课程之一，其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为了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和选择有更深刻的领会和认识，无疑需要在教学中融入更多鲜活生动的实例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从而在内心深处深植情感，厚培情怀。

红色书信，节选的均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所写的书信，以第一手资料展示了当事人的真情实感和相关事件的历史背景，属于“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②，为后人认识历史、深刻领悟四个选择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史料和精神食粮。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③。如何将红色书信融入“纲要”课程教学中，乃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于红色书信在“纲要”课程中的应用，部分学者做了研究（主要对象为红色家书）。如蔡榕津在《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及路径——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集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红色家书在思政课教学中蕴含的丰富教学资源、教学价值和融入路径。其他成果还有贺超海《〈红色家书〉诵读社会实践活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西部素质教育》2020年第4期）、叶柳《红色家书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时代意蕴和路径思考》（《经济师》2020年第5期）等。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红色书信在思政课教育中的功能、融入途径等内容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以红色书信（红色家书侧重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书信，而红色书信则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为主要对象，探讨其在高校“纲要”课中的价值和融入途径，以期为提升“纲要”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实现教学目标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探讨。

一、红色书信在“纲要”课程中的重要价值

红色书信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和革命教育素材，也是当代高校“纲要”课程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红色书信是近现代革命者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历史人物内心坚定的家国情怀，不仅是一种意识、价值观和理念，也藉由实践、谈话、文章、书信等方式予以展现和传播。书信作为一种私人之间的交流工具，更为真切和贴近书写者的真实心境。红色书信，恰恰是理解革命者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人民幸福初心和使命的重要史料。教师借助红色书信能够带领学生更真切地体会到革命者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笃定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對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担当与胸怀。如周恩来同志1921年在致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明了他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主要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潜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④ 生动展示了周恩来为谋求民族自立、国家自强而求学、探索的革命自觉和实践。再如1944年吴玉章致信侄子吴端甫，坚定指出：“我认为中国只有这一条光明大道”⑤，足见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坚定。

（二）红色书信的真实性及情感的生动性，有助于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和感染力。“‘纲要课又兼具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具体的、现实的、个体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来阐释历史逻辑”⑥。红色书信是历史人物在工作、生活场景下真实心境的自然流露和表达，“具有信息更集中、材料更真实、情感更真切的特点”，“主要是革命先辈之间或他们与亲友交换看法、交流感情的亲笔信件，留存至今则是真实的记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⑦。

通过红色书信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历史事件的真实场景、历史人物的真实思想和情感生活，“不仅有正确的主张，有真挚的感情，还有美丽的文采”⑧，“从中可以看到那颗鲜红的、彼时彼刻正在搏动的‘初心”⑨。这种鲜活感、现场感和真实感，有助于“充分利用人物的榜样性和事例的生动性来感化学生，达到情感培育的最终目的”⑩，比普通的说教、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赢得学生的认可和引发共鸣、拉近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进而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如1936年赵一曼在狱中致信儿子，开篇即说：“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11}，读来令人深刻感受到革命烈士对家庭的深情，革命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和立体。再如1935年刘伯坚在艰难困苦和严刑拷打的背景下在狱中致信妻嫂凤笙等人，刘伯坚表明心志：“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12}，革命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跃然纸上。

（三）红色书信是一手史料，是历史人物的真实表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助于提升“纲要”课的感染力和唤起学生的情感认同。相比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等内容，书信更多的私人之间真情实感的自然表达，“通过原信不加粉饰的叙述，透过浓烈的情感色彩，更好更准确的体会作者当时所思所想、所喜所忧”{13}。信息更集中、材料更真实、情感更真切，有助于提升“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与感召力”{14}。红色书信作为一手史料的真实性、权威性，教师藉由红色书信引导学生“走向历史现场”，有力地提升了“纲要”课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当前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日益复杂，在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历史、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红色书信则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之一。历史人物的革命抉择和奋斗，不是后人捏造、粉饰的，而是真切发生、自然表达的，不仅体现在历史人物的公开行动中，也体现在其个人书信中，有力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家和人民的历史选择。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基本都是“95”后甚至是“00”后，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往往容易造成当代大学生对真实历史比较无感。部分历史剧为了赚取流量哗众取宠，既未能真实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艰难探索和转型，亦未能真实展示革命者为理想信念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红色书信作为真实历史的自然体现，对于引导当代大学生真切认识历史、理解四个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如1929年共产党人何叔衡致信义子何新九，言明：“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15}。借助此书信，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一心为国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感。再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江姐致信谭竹安，表明他对生死的态度：“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16}。书信展示了江姐在生死面前大无畏的精神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意志，与历史教材、影视剧中江姐的形象一致，可促进大学生自觉理解和接受四个选择。

（四）红色书信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掌握历史研究方法、培养历史思维。“纲要”课程不仅需要向大学生阐述四个选择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基础，也需要引导学生思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历史研究方法，陈春声指出：“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17}。个案、具体事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宏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纲要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向学生复述 ‘既定的史实和结论，而是要借助史料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透过历史现象，了解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18}。

概而言之，红色书信蕴藏着丰富的史料，生动、鲜活、真切而权威，“閱读书信，有助于以点带面，触类旁通，把握真实”{19}。借用红色书信，对提升“]”课程教学效果有着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二、红色书信融入“纲要”课程教学中的路径和方法

宏大历史叙事需要借助区域、具象、微观的历史人物和实践来丰富和完善。“纲要”课程，不仅需要介绍宏大历史，介绍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介绍中国人民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亦需要借助多种手段将红色书信纳入教学，以期提升“纲要”课程的效果。

（一）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将红色书信纳入“纲要”课程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是近几年较为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翻转过来，让学生在课前完成知识点的学习，在课上完成知识的吸收并掌握的新型教学模式”{20};其核心是改变过去教学的教师主导、学生被动的单向传播局面，借助师生互动和学生主动、提前熟悉知识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加强生师互动，注重调动学生积极性”{21};营造教学相长、互动的氛围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红色书信既可由教师诵读给学生，引导学生领会、理解和消化吸收，也可以发挥学生的积极性，通过问答式教学、情景剧场、组建学习小组自主学习分享等方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激发学生事先、主动去学习、理解红色书信的内容及其背后蕴含的家国情怀。如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可以借助左权1937年9月18日致叔父左铭三的信函，其中提及卢沟桥事变爆发已两个月，左权坚信：“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22}。藉此引导学生了解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竞争态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具体思想，再结合左权的信件组织学生讨论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让大学生更全面认知持久战是基于中日双方的竞争态势、发展趋势和国际趋势做出的既非悲观亦非盲目乐观的明智判断，其对指导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节选红色书信佐证“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红色书信是家国情怀的主要载体，也是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抓手，可以“将家国情怀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学教材内容，便于接收、理解和把握，提高培育的有效性”{23}。如关于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可以引用周恩来1921年致表兄陈式周的信，周恩来在比较了各国革命方法、路径后坚定认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24}，说明周恩来1921年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已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在介绍革命者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可以引用夏明翰1928年致母亲的信，“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25}。此时正是革命的低潮，夏明翰身处狱中但并未悲观，在致母亲的信中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在介绍革命者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时，可以引用俞秀松1923年致父母的信函，俞秀松写道：“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敢有这种希望于我吧”，“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26}。在介绍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可以引用1949年毛岸英致表舅向三立的信，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岸英的表舅向三立写信给毛岸英“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毛岸英回信说：“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7}。

（三）运用多媒体手段增强红色书信在“纲要”课程教学中的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单向和说教式的教学越来越难以解决大学生“隐形逃课”与“抬头率”的问题，课堂中存在大学生“不看”、“不听”、“不想”的困境，“纲要”课程的效果容易递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8}。在工具方面，“纲要”课程教师可以大胆引导学生运用PPT、情景剧、微博、微信、QQ、抖音、今日头条、B站、在线K歌（朗诵）、慕课、微课等大学生更容易接受的工具介绍、传播红色书信的内容，使知识生动化、鲜活化、在线化，“为学生提供‘真学的资源，创造‘真懂的环境”{29}。在形式方面，除了传统的图文、诵读外也可以借助影视视频、红色书信涉及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如2016年国内开播的首档明星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重庆卫视《品读》等）、学生拍摄的小视频、历史博物馆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

（四）古今融合引导大学生理解四个选择、增强四个自信并正确认识当代社会。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懂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主力军，学习“纲要”课程不仅需要领会和理解四个选择、增强四个自信，也需要以史为鉴更好地认识当代社会，“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30}。增强对当代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将个人理想从理念转化为社会实践，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运用红色书信开展“纲要”课程教育时，教师不能简单地就史论史，还应结合中国当前社会的发展引导学生汲取红色书信的力量和营养，辩证认识当前社会的各种现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31}。如在介绍共产党人不畏艰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时候，可以引用王若飞1933年在狱中致表姐夫的信函，信中写道：“弟处逆境，与普通人不同处，即对于将来前途，非常乐观。这种乐观，并不因个人的生死或部分的失败、一时的顿挫，而有所动摇”{32}。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和为了革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和胸怀并不只停留在战争年代，可以结合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阐述红色书信传达出来的革命精神。面对新冠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数十万共产党员积极奔赴一线，齐心协力、共战疫情，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及战斗力，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对于提升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红色书信作为鲜活、生动的第一手史料，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蕴藏着丰富的教学价值，也是引导学生培养历史思维的重要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手段和工具，大胆探索、创新，才能更好发挥红色书信的价值和作用。

注释：

①②③{28}{31}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④ 《周恩来致表兄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初心——紅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⑤ 《吴玉章致侄子吴端甫》（1944年12月8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⑥{18} 蔡榕津：《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及路径——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集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⑦⑧⑨{13}{19} 《从红色书信中看到坚贞不渝的初心》，《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2、3、2、2、2页。

⑩ 鲁涛、张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家国情怀”教学专题设计的探索》，《长沙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1} 《赵一曼致儿子陈掖贤》（1936年8月2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页。

{12} 《刘伯坚致妻嫂凤笙等》（1935年3月16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14} 王道红、王永章：《“四维”并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5} 《何叔衡致义子何新九》（1929年2月3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16} 《江竹筠致亲友谭竹安》（1949年8月27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0—81页。

{17}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和实践》，三联书店2010年版，“丛书总序”，第Ⅱ页。

{20} 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远程教育杂志》2012年第4期。

{21}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通知》，教社科〔2018〕2号。

{22} 《左权致叔父左铭三》（1937年9月18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23} 王芳仪、刘珍：《浅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培育途径》，《知识经济》2017年第1期。

{24} 《周恩来致表兄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5} 《夏明翰致母亲陈云凤》（1928年3月），《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6} 《俞秀松致父亲俞韵琴等》（1923年1月10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7} 《毛岸英致表舅向三立》（1949年10月24日），《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页。

{29} 唐登芸：《论推动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向深度发展》，《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4期。

{30} 《开篇的话》，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2} 《王若飞致表姐夫熊铭青》（1933年1月），《初心——红色书信品读》编写组：《初心——红色书信品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作者简介：杨洋，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宜昌，443002。

（责任编辑  江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