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政府扶持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研究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介绍国外政府与合作社关系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对我国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合理性、相关扶持政策及其落实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方法和视角日益多样化。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合作经济思想理论、指导政府有效扶持农民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国内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构建传统农区土地股份合作的政府长效扶持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BZZ038）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10-0067-06

伴随我国各级财政对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就扶持农民合作社的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系列理论成果。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厘清该问题的认知、分析其研究特点及未来方向，不仅为推进中国特色合作经济理论发展所必需，也为新时代农民合作社实现更高发展所必要。

一、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依据研究

（一）扶持农民发展合作是扶持弱后农村的需要

改革伊始，有学者即从历史经验出发，探讨恢复农民合作社商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措施，主张按照“民办公助”方针，发展城乡合作社，发扬其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①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渐显，农业发展极不稳定，有学者在探究粮食生产滑坡原因时，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适应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型生产关系的新型“运行载体”，建议扶持代表新型运行载体的农民合作协会。② 之后有学者从改进农村行政管理薄弱环节、促进农村政策及时有效实施及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转型等现实需要层面，论述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必要。③ 还有学者从赋权理论视角，主张将农民合作社纳入公共治理范畴，以充分发挥其各种潜在的社会经济功能。④

（二）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是扶持弱质农业的需要

扶持农民发展合作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经营与社会化有机结合的问题，而且能为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之路提供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思路、途径和方法。⑤ 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社是最适合我国国情、最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载体，政府应大力扶持。⑥ 也有学者用案例论证农民合作社对加快当地农业产业化步伐、实现农业农村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积极作用⑦，并结合“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化有效载体，并正在成为我国农业企业化经营重要中介”的事实，主张扶持农民合作社以加快我国农业企业化进程。⑧ 有学者坚信，农民合作社自身无法解决市场经济下的农业风险、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需要政府扶持。⑨

（三）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是扶持弱势农民的需要

有学者基于民办、官办、官民合办三类农民合作社的运行效果比较，论述了政府扶持对农民发展合作的必要。⑩ 从提升农民应对市场经济能力视角，有学者主张各级政府从政策法规、信息与技术服务、资金及人员培训等方面，为农民创建各类合作组织排忧解难。{11} 还有学者纷纷以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12}、农民合作社发展初期的“第一推动力”{13}、农民发展合作面临的诸多主客观困境{14}等为切入点，主张政府加大引导和扶持，弥补农民合作意愿和能力的双重不足。

（四）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是国际经验及我国合作社制度需求使然

基于国外学者关于政府与农民合作社关系的“伙伴关系说”、“政府保护说”、“市场增进说”，学者对我国为农民合作社创造良好法律和政策环境的必要性进行了多角度诠释。{15} 基于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脉络的梳理，学者认为其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是政府的有效扶持。{16} 的确，为实现公平公益目标，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公共政策为农民合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17} 此外，学者们认为，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主张政府先以“官民结合”形式扶持农民创办合作社，条件具备后再真正达成“民办、民管、民受益”式合作{18}。我国农民合作社总体属于一种介乎政府强制推行和农民需求诱致之间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其从创立之初就呈现出对政府扶持的强依赖性。{19}

二、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绩效评价研究

（一）合作社绩效评价标准

关于农民合作社绩效测度指标，学者们认为，它应是一个包含主观绩效与客观績效、已获绩效与潜力及社会影响、政府评价与合作社自身及社员评价、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等在内的多元评价体系。{20} 综合而言，评价可考虑从社员收益、组织收益、社会影响、发展潜力、内部治理机制等维度展开。

（二）扶持绩效评价结果

第一，显著影响论。有研究表明，扶持农民发展合作主要有以下良好直接经济效果和社会溢出效应：一是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合作社规模，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合作社的综合生产经营能力和运行质量。二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改善了本地农产品生产的质量安全标准及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三是加速了农业技术推广，培育了农村实用人才。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水平，促进了农村社区和谐。{21} 此外，扶持不仅直接增强农民合作社社会责任感、间接正向影响农民合作社社会责任的履行{22}，还对农民合作社实施农产品安全自查行为、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等具有显著影响。{23}

第二，无显著影响论。根据李道和等的多元logistic模型{24}、黄惠英等的因子分析结果{25}，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研究结论都指向政府扶持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负面影响说及扶持“悖论”。有学者指出，为尽快实现减贫目标，贫困地区政府往往将有限扶持资源投入到绩效好、见效快的能人领办型合作社，偶尔会出现“扶富不扶穷”、“扶大不扶小”、“扶强不扶弱”的偏差行为，背离扶持政策的初衷。{26} 有学者在分析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时注意到，政府扶持资源往往会被农民合作社挤占、挪用或截留，导致该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农户增收，从而形成扶持的“悖论”。{27}

（三）扶持绩效的影响因素

第一，扶持内容和方式。有研究表明，资金扶持对农民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有显著影响{28}，说明资金是农民合作社提供各项服务所需的稀缺性资源。有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农户对项目扶持、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科技扶持、信息咨询、品牌扶持等的满意度评价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科技扶持满意度最高，项目扶持次之，但设施扶持及用地优惠的效果甚微，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9} 李旭的研究结果发现，对农民合作社成长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资金和技术扶持，项目资助、税收减免、法律扶持、人才培训、产业政策引导等的影响并不明显。{30} 张征华等的农民合作社综合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显示，银行贷款、财政补助的影响显著为正，培训费用没有通过影响显著性检验，农民合作社专项补贴也尚未形成合作社产品认证、品牌建设的有效推力。{31} 张兆同等认为，扶持创办农民合作社只会催生农民合作社数量，而以管理创新、技术应用、合作执行与管理、产业链延伸为目标的政策才能提升管理水平，增强农民合作社的活力和生存能力。{32} 张庆玲认为，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利于消除合作中的思想弊端，提升农民思想觉悟。{33}

第二，扶持力度。有学者通过选取“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协会发展、提升农民合作知识认知、提高农民科学技术能力、农产品商品率”指标，对政府推动型、市场推动型、混合型三类农民合作社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发现，总体发展最优的是混合型，而非扶持最多的政府推动型，说明政府恰如其分的扶持收效最好。{34} 有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农民合作社内部事务干预越多，农民合作社成长越差。{35} 但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形下，政府扶持力度越大，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概率越高。{36}

三、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研究

（一）宏观环境营造不力

第一，体制环境。一是金融体制。目前国家对农村金融管控严格，农民难有金融合作的适宜土壤，农民合作社运行资金主要靠外部自筹。{37} 但由于农产品大多面临成本高、储存期短、自然灾害等因素制约，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农民合作社金融贷款也相对较难。{38} 二是流通体制，这集中表现在我国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垄断经营模式排除了农民合作社合法涉足农产品购销的可能，导致农民合作社极少从事粮食生产和经营。{39} 三是管理体制。当前农业、工商、税务、财政、民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参与指导农民合作社发展，缺乏有力的综合协调机构，致使一些扶持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职责不清。{40} 同时，不少地方管理层对发展农民合作社心存疑虑，认为其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带动优势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大，相当部分县乡领导对本地各类合作社了解少、研究少、指导少，缺乏领办创办热情。{41}

第二，法制环境。相关法规中的扶持规定过于宏观和原则，基层难操作，以致出现扶持对象过于集中而有失公平，扶持资金申报、审批、验收、发放等环节存在诸多漏洞，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政府行政命令色彩仍旧较浓等问题。{42}

第三，配套政策环境。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扶持政策供给不足，不仅缺乏信贷、保险、土地流转、人才等配套政策{43}，而且缺乏相应产权管理制度，多为农民合作社内部人员自行监管，同时还存在农民合作社利益联结不明显、缺乏相关利益激励制度等现象，严重影响扶持绩效。{44}

（二）扶持措施不完善

第一，财政政策偏差。一方面，财政扶持政策欠缺总体规划，扶持对象上存在规模和示范偏好驱动下的瞄准机制偏差，扶持内容上存在重硬件轻软件偏差，扶持方式缺乏整合和有效监管，导致扶持公平性和导向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45} 另一方面，项目立项门槛高，弱小农民合作社难获得;补贴结构不合理，因社施策项目少;政策针对性不强，为套取更多政策性收益，存在“空壳社”现象。{46}

第二，金融供给匮乏。虽然我国目前出台有关农民合作社的金融扶持措施，可由于农民合作社总体规模小，普遍缺乏抵押资产，一些涉农金融机构不愿提供贷款服务，担保难、贷款难仍是其发展的最大困扰。{47} 为缓解农民合作社的资金难题，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为其提供部分担保资金的方式，这虽有一定效果，但这会弱化农民合作社预算约束，迫使政府为少数农民合作社买单，导致更大的资金风险。

第三，税收优惠瓶颈，主要指税收优惠力度不够以及优惠政策难操作、有漏洞、落实不到位等。{48}

第四，人才隊伍建设滞后。由于农民培训的外部性特征，私人不愿有效提供，造成农民人才队伍建设的市场失灵，兼之政府对农民合作社高层管理人员缺乏专门训练，导致农民合作社发展战略规划不能很好实施，极大影响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49}

（三）扶持理念和行为问题

第一，行政介入过多。我国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多采取行政介入方式，且往往干预过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和实体往往通过兴办农民合作社行使职责;另一方面对自身在组建和发展农民合作社中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把握不到位，直接干预运作，使农民合作社因丧失自主权而逐渐失去凝聚力和吸引力，最终导致名存实亡或解体。{50} 此外，有些地方政府不以农民意愿、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等必要条件制定渐进式发展规划，而以行政力量主导农民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51}

第二，监管能力不足。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凸显出重规模轻规范、重效率轻公平的现实路径，存在政府规制机构组织要素失衡、规制越位与缺位共存、规制俘虏等难题，以致扶持缺乏明确监管方和有效监管手段。{52} 这不仅导致扶持资金往往被用于投资短、见效的项目，进而诱使农民合作社不顾实际需要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还导致自上而下层层落实的财政拨付资金无法避免有关部门“雁过拔毛”式截留，进而难以判断使用效果的好坏。{53}

第三，基层认识不到位。有学者认为，我国基层政府对于扶持农民合作社存在几方面认识不到位：一是对发展农民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到位;二是对农民合作社的宗旨和发展方式认识不到位;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54} 此外，基层政府扶持创办农民合作社的功利主义思想严重，缺少合作理念的组织之魂。{55}

四、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优化原则及对策研究

（一）优化原则

第一，民主性原则，指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必须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以一种平等而非命令的心态展开。其中，“民办”是前提，“民管”是保证，“民受益”是核心。{56} 这意味着扶持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也要强调社员主体作用。同时，还要尊重农民自愿，是否合作、合作程度及合作规模完全由社员们自己决定。{57}

第二，市场性原则，指应以市场化机制扶持社员从合作中获益和规避风险。这要求扶持既要淡化行政色彩，坚持市场导向{58}，也要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干涉农民合作社正常运营为前提，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59}

第三，协调性原则，指扶持核心应是协调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合作社与产业界、金融界的关系，为农民合作社发展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这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社提供公共物品供给、各涉农部门的协调等，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发展问题，避免涉足农民合作社内部事务，防止形成对其的实质性控制。{60}

第四，制度性原则，指政府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帮扶农民合作社，并尽可能将一些机制设计得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使扶持框架更具长期性、稳定性。这意味着既要运用政策指导农民合作实践，也要及时将实践中运用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推动扶持的制度化、法律化。{61}

（二）优化对策

第一，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农民合作社法律法规体系，针对财政、金融、税收等扶持政策制订更具体的配套法规和管理办法，规范示范社建设，加强支农资金监管，增强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的透明度，自觉接受专业审计和群众监督，引导农民合作社向法制化迈进。{62} 明确组织协调机构，完善税费减免政策，建立技术扶持制度，强化金融扶持措施，为农民合作社融资营造良好外部环境。{63} 各地政府也应出台既依据合作社法、又契合当地实际及行业特点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并加强相关宣传和普及，为法律实施创造良好环境。{64}

第二，完善配套政策。科学编制财政扶持规划，合理确定扶持對象，分类编制扶持项目，明确扶持关键环节，完善以奖代补。{65} 一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规范扶持资金用途、渠道、流程等环节，增加项目扶持和培训经费，并将中西部农村作为扶持重点。二是以政府担保为前提，引导各类金融机构以无息、低息、减息、长期贷款等形式，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同时，充分发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互补作用，扶持农民开展信用合作。{66} 三是加强甄别，防止利用各种税收优惠进行偷税漏税。四是从农村养老问题或在国家政策范围尝试土地托管方式入手，完善土地流转政策，缓解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土地流转难题。{67}

第三，搭建服务平台，成立旨在培育农民合作社市场开拓能力的相关部门，强化农民合作社产品销售、领导人营销能力等培训服务。{68} 建立各级农民合作社直管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事务;成立行业协会，加强部门沟通协作，维护社员合法权益，增强社员话语权，进而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管理机制;为农民合作社信息化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搭建信息服务和网络营销平台，主动为农民提供政策咨询、搜集并发布价格信息、市场供求信息等服务，指导社员进行标准化生产、采收、加工、分级、贮藏、运输。{69}从组织内外部等层面，构建适合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新型信息化服务体系，培养和壮大信息员队伍，提高社员接受和利用信息的能力。{70}

第四，加强人才培养服务，增强农业技术教育、农业高等教育与地区资源特色和发展要求的契合度，为农民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方法指引。加强农村干部、农民合作社领导人、农技推广人员及骨干的培训，提高他们开展合作的理论知识、合作技巧、专业技能及其他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业务能力，减少对职业院校人才的过度依赖，保障农民合作社发展所需人才的供应。{71} 同时，吸引青年人才创办或到农民合作社就业{72}，引导农民合作社重视文化建设，促进有利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共同价值观与理念的形成。{73}

第五，规范政府行为。一是在扶持对象上，应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先明确扶持对象，后突出扶持重点，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进行差别化扶持。在明确扶持对象时，规范化、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民合作社应是获得扶持的必要前提。{74} 其次，中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社应成为扶持重点。{75} 再次，应将产业覆盖上具有拾遗补缺性质的农民合作社纳入扶持范围，以避免或减少同质化竞争。最后，扶持不宜过度瞄向大规模而忽视小规模农民合作社。{76}

二是扶持内容上，重点扶持先进适用科技推广、动植物品种改良、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建设、现代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77}明确财政扶持的产业环节，重点解决农民合作社产前、产后资金需求，激励农民合作社以社员追加出资、获取优惠信贷、吸收外部资本等方式自行解决产中资金缺口。{78} 着力优化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农业信用担保模式，规范发展农村微型金融主体，为农民合作社发展保驾护航。加大标准化生产和信息服务等环节的扶持，资助农民合作社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信息服务，增强其应对市场和风险的能力。{79}

三是扶持方式上，注重政策扶持、制度规范、合作经营培训教育和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发展合作创造良好外部环境。{80}找准直接与间接扶持结合点，协调各部门共同做好服务工作，避免干预过多。尤其在合作社发展成熟阶段，更要减少直接干预，避免下指标、下任务类的行政手段。{81}

四是扶持力度上，应通过投入、经营、约束、激励等机制建设，加大扶持力度。但要适度控制扶持规模，过度扶持会影响农民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降低农民合作社的运作效率。{82} 同时，改变当前政绩考核标准，由一味注重创办“多少合作社”的数量扩张型指标，逐步变为注重创造“多高实际产值和农业增产增收带动作用”的质量提升型指标。{83}

五是扶持期限上，一方面对“挂牌社”、“空壳社”等限期整改，逾期不达标的一律强制注销。另一方面对经过扶持已能实现自我造血的，政府应逐步退出，转而扶持那些刚起步发展的农民合作社，形成一种“适时介入、有序退出、循环扶持”的机制。{84} 尤其是在资金有限情况下，更应根据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阶段与现实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扶持政策。{85}

五、现有研究特点与后续研究方向

（一）现有研究的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从探讨农民合作社再次萌芽和迅速发展的原因，到扶持农民合作社的依据、方式与角色定位，再到农村农业纵深化发展背景下扶持农民发展合作的制度调适与创新，为我国政府有效扶持农民合作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实践层面上，学者们通过案例调查，探讨和总结扶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验和评价扶持政策绩效，分析和解读扶持绩效影响因素，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为政府提高扶持效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策略和方法。

第二，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早期研究基本是单一的定性描述为主，后期逐步突破定性分析判断模式，发展为定量评价和定性描述相结合。其中，定量评价又已从最初的单参数度量与测评发展为多参数综合评价，确保了结论和意见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升了信服力。

（二）现有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方向

第一，需求视角研究少。现有研究多从供给角度切入，对既有扶持政策及其实施方案、实施效果展开探讨，从农民合作社服务需求视角着手的研究较少，更较少关注落实政策的基层干部的正当诉求，也就无法正确认识政策“执行不到位”问题之所在。

第二，政策考察性研究多，互动、决策、事件等行为类专项研究少。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扶持政策展开静态研究，鲜有学者将基层政府政策落实行为动机引入农民合作社生成和运行绩效的分析框架，也就无法对下述现象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的政策背景，何以在某些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农区农民合作社能蓬勃发展，而在其它同类农区却无法运转，这需要突破既有研究脉络，在严密论证基础上，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新举措。

第三，學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略显不足。一是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和深入性不够，多停留在定性或定量描述层面，缺乏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理论的对话，更缺乏从一定视角出发的分析框架的建构。二是政策考察性研究虽已众多，却仍然缺少诸如同一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同一类型农民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等影响程度的系统研究和论证。

注释：

① 郭书德：《应该把我国合作社商业恢复起来》，《湖南财经学院报》1982年第2期。

② 刘振华：《创建新的运行载体引深农村改革》，《经济问题》1990年第4期。

③ 郭晓鸣、曾晓辉：《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角色》，《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6期。

④ 徐旭初：《农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逻辑：基于赋权理论视角的讨论》，《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期。

⑤ 胡发平：《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迈向21世纪中国农业的呼唤》，《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3期。

⑥ 何春宏：《农民合作组织将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农业经济》1999年第12期。

⑦ 郭红东等：《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慈溪市胜山镇农业产业协会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1期。

⑧{18} 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化的有效载体》，《农村经营管理》2003年第5期。

⑨ 孔祥智、陈丹梅：《政府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⑩ 王林科：《架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谈农民合作组织》，《经济视角》1995年第9期。

{11} 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第6期。

{12} 应瑞瑶、何军：《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3} 张晓山：《关于中国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合作经济》2014第10期。

{14} 范水生：《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以福建为例》，《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7年第2期。

{15} 邸焕双：《农民合作组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选择》，《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6} 夏英：《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的理论依据与政策要点》，《农村经营管理》2004年第6期。

{17}{45}{77} 黄胜忠、刘洋洋：《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农村经济》2013年第12期。

{19}{39} 黄祖辉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20} 刘滨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22个样本合作社的数据》，《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

{21} 刘俊文：《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农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山东、贵州两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2期。

{22} 张颖、王礼力：《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经纬》2017年第4期。

{23} 黄亚南、李旭：《自律还是监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农产品安全自检行为的决定因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0期。

{24}{85} 李道和、陈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省调研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12期。

{25} 黃惠英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38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数据》，《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6} 尹广文、崔月琴：《能人效应与关系动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一组基于西北地区村域合作社的实地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7} 崔宝玉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决定与“悖论”基于AHP-QR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1期。

{28} 黄祖辉、高钰玲：《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7期。

{29} 李道和等：《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满意度——基于江西省605个农户样本调查数据》，《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0}{35} 李旭：《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评价与决定机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5期。

{31} 张征华等：《支持政策与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江苏农业科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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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庆玲：《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现代交际》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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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6} 苏玉娥：《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选择》，《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63} 骆清：《促进我国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立法建议》，《农业经济》2012年第6期。

{64} 徐旭初：《专家看法 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中的问题及相应的修法思考》，《中国合作经济》2012年第7期。

{65} 柳岩：《农民合作社扶持政策现状分析与建议》，《农村经济管理》2016年第7期。

{67}{69}{83} 罗将华：《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中国集体经济》2019年第19期。

{68}{72} 孔祥智等：《合作社政策创新应从五方面着力》，《中国农民合作社》2012年第1期。

{70} 徐娜等：《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服务体系创新研究——基于信息技术视角》，《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年第3期。

{71} 张红云：《专业合作社培训新型农民的优势及其路径拓展》，《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年第3期。

{74} 郑少红等：《财政资金扶持的运作方式、使用效果探析——基于福建三家典型示范社的分析》，《发展研究》2014年第11期。

{76}{78} 任大鹏、李存：《通过财政扶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均衡发展》，《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7期。

{79} 葛磊等：《“互联网+”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与发展探究》，《农业展望》2016年第5期。

{80}{84} 谢霓泓：《农民专业合作社决策机制的治理》，《湖北农业科学》2011年第18期。

{82} 王正谱：《关于财政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农村经营管理》2004第3期。

作者简介：熊彩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陈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