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榆林红石峡石窟石刻的文化价值

王建波 刘益德

摘要：红石峡石窟石刻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民族关系、宗教、文学四个方面。首先，石刻中楷、行、草、篆等各种书体毕具;部分石刻为阴阳刻，这在全国各地的石刻中较为少见。其次，这些石窟石刻体现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碰撞与交融。再次，石窟造像与摩崖题刻都蕴含着佛道两教的宗教文化，从中能看出各个时代佛道两教造像的特点，以及榆林地区宗教信仰的发展。最后，红石峡石刻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历代咏叹红石峡的诗文对研究当地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红石峡;宗教石窟;摩崖题刻;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063-03

红石峡，又称“雄石峡”，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城北3公里的红山之下，是当地代表性文化旅游景区。红石峡素有“塞上碑林”之称，具有丰富的石窟石刻文化资源，东西两崖的百余幅摩崖石刻，34处石窟中的佛道两教造像、造像记与造殿记碑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对红石峡石窟石刻文化旅游资源加以详细梳理，有助于引导民众更加关注红石峡的文化价值，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一、书法价值

素有“塞上碑林”之称的红石峡题刻颇多，目前可主要分为摩崖石刻、寺庙碑刻与馆藏碑刻三类。据史料记载，红石峡原有明成化年以来大小摩崖石刻170余块，现存118块。字幅大者达丈余，小者不盈寸，雕刻技法多种多样。寺庙碑刻共有外额石匾8块、内额石匾4块、殿内碑刻32块，撰书者多非名家且部分姓名不详。又由于“文革”时期人为破坏等缘故，许多碑刻字迹不清，无从考察。9块藏于红石峡或榆阳区文管办予以保护，多为题联或题诗碑。红石峡石刻书法价值主要体现在摩崖石刻与馆藏碑刻中，尤以摩崖石刻的书法价值为最高。具体来看，其书法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石峡石刻篆、楷、草、行俱有，书体丰富，尤以楷书居多。篆体石刻代表为摩崖石刻“横云”与榆阳区文管办藏“吴大澂篆书四条屏”，贺菊芳评后者“以均衡美为基调，表现了秀丽清逸、流转沉着的气度，尤是光娟的线条，寄予了丰富的内在情感”[1]50。楷体石刻如“山水奇观”“巩固山河”“功在名山”“威震九边”“蒙汉一家”等，浑朴温厚，宽博匀美，与巍峨壮阔的红石峡十分相称。行书与草书石刻作品多为摩崖题诗或题记，王廷槛“癸未游雄石峡”、杭栋“庚辰秋日同友人游山寺率尔题壁”等如行云流水。

第二，于红石峡题刻纪念者多为当时名官或书法家，名声颇盛。这一类代表性的石刻有清康熙、雍正年间榆林书法家陈璋所书“三山拱翠”、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榆溪胜地”与“白云初晴如月之曙，黄唐在独与古为新”题联等。陈璋书法风格不落俗套，潇洒豪爽，其题刻“三山拱翠”中“山”字最后一笔随势而出，使四字体态“顾盼生姿，含蓄娇美，韵味悠长”[1]44。左宗棠不仅于晚清担当重任，于书法艺术也有建树。“榆溪胜地”四字沉着从容，字如其人，尽显名臣风范，可谓当地题刻一绝。除此之外，马占山“还我河山”等题刻也具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

第三，紅石峡摩崖石刻尺幅巨大，书写、雕刻均极为不易，如此巨幅石刻仍能做到匀称流美，可谓石刻典范。据《榆林市志》记载：“刻字大者4.5米见方，小者0.03米见方，字幅长宽有达44.8平方米，……布满东西悬崖，琳琅满目，几无空隙。”[2]693实地观赏红石峡尤其是红石峡西崖石刻，巨幅石刻赫然显于石壁之上，气势雄浑，十分震撼。东崖石刻中最长石刻“龙盘虎踞”长达1187厘米，高达395厘米;西崖石刻中最长石刻“华夷天堑”长达1586厘米，高达420厘米;东西两崖长度超过1000厘米的摩崖题刻多达13幅，令人叹为观止。

第四，红石峡摩崖石刻雕刻技法多样，除常见阴刻、阳刻应用自如外，还有其他摩崖题刻中十分少见的阴阳刻技法。阴阳刻，又称“飞白体”，是指在雕刻中将阴刻与阳刻运用于一字的雕刻中，武则天掌权时期开始流行，明清时期十分盛行，极具艺术欣赏价值。阴阳刻石刻作品亦多见于西崖，“岩居川观”“岩壑金汤”“岩赫具瞻”“长天铁垛”“襟山带河”“列屏云塞”等都具有代表性。

书体丰富、题者显赫、尺幅巨大、技法多样，这些方面都使红石峡摩崖题刻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值得后世对其尽心保护，不断发掘。

二、民族价值

如果说红石峡石窟石刻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代表着陕北地域相对于整个中华文明中特殊的、自在的方面，其反映的民族价值与华夏民族精神的普遍性相契合。石刻文化是思想的载体，诚然是作者主体独立的感性表达，但却在理性层面上将自己置于普遍的时代原则之下。因而，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石刻文化，可以很好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夷夏关系演变的背景以及过程。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与南方华夏农耕民族的抵御和反抗，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矛盾。陕北地区作为夷夏冲突的前线，成为各民族之间斗争和融合之地。从整体来说，红石峡石刻反映的民族关系变化，是明代以来中国蒙汉、满汉关系由激烈对抗到统一融合，再到合流同化的过程。中国民族精神的完成经历了由封建民族国家（明代）——封建多元民族国家（清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晚清以后）这一过程。红石峡石刻中涉及政治、军事的部分，集中反映了这种变化。

明初修筑万里长城，设九边，今榆林即明代延绥镇所在之所。明朝前期，汉蒙关系尚属和谐，曾在九边各镇设市易马，发展贸易（今榆林红石峡以西尚有易马城遗址）。自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大同之战后，明王朝与瓦剌（蒙古）多次交战，明王朝整体上处于被动状态。西起甘肃河西，东到河北宣化府的边防线上，战事尤为频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汉族士大夫和贵族对瓦剌人抱有刻骨仇恨，两民族之间的斗争取代融合，成为了主要的交流形式。明末期万历、天启年间东北女真作乱，更是给明王朝统治带来了极大危机。红石峡万历、天启年间的石刻，普遍表达了士大夫阶层剿除“蛮族”的愿望和对满蒙少数民族乱党的刻骨仇恨。如明万历年间刻于红石峡西崖的“岩壑金汤”，天启年间的“中华天柱”“榆塞雄关”等石刻，都表达巩固边防、抵御外侮的意愿。而明万历四十一年刻“华夷天堑”四字，更是充分显示出了蒙汉民族冲突的尖锐和“夷夏之辨”观念的深入人心。

清初年以后，满族贵族在统治中国各民族人民中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但中华政权的单一民族性削弱，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多元帝国。一方面，蒙汉、满汉民族矛盾淡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长期和平的社会环境下，民族仇恨也逐渐趋向了自然消解。因而，这一时期，“歌颂”取代了“煽动”成为石刻内容的核心，民族性弱化。至清末民初，更是出现了“中外一统”“汉蒙一家”等题刻，其中原文化整合草原文化，乃至强势文化输出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占有优势的汉民族文化主导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华民族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为华夏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集合概念。

民国期间的题刻已看不出陕北地方特色，基本都集中于抵抗殖民侵略者（特别是日寇）、挽救民族危亡等方面，代表作如马占山手书的两幅“还我河山”等。

三、宗教价值

红石峡留存的大量石窟是一个巨大的宗教宝库。据统计，红石峡遗址现有石窟留存34孔，其中绝大多数为明中期开凿，清代多次重修。近半石窟之内所供为佛教诸佛、菩萨、罗汉泥身彩绘塑像，其余少量石窟，有禅洞两孔、禅房一孔、僧舍一孔、供有石佛一尊的睡佛殿一孔、供有佛教石龛而无塑像的石窟一孔、供有泥塑三教人物的三教殿一孔、供道教真武祖师但无像的沅心殿一孔、供道教三霄娘娘的娘娘殿一孔、庙会期间办理事务的会窑一孔，有原塑像已毁无考的石窟十三孔。在所供为泥身神像的诸殿内，原塑像已悉数损毁，只有殿名、碑记等文字内容留存，近年来又依旧样重起塑像。

石窟本是一种佛教建筑形式，而红石峡石窟所供神灵却佛道兼有，同时还有专供管理庙会的场所，可见此处在明代时宗教信仰就已经很发达，而且这种宗教信仰是属于民间而非官方的。从现有石窟来看，此处所信神灵较为原始，与民众所关心的祸福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而不注重不同宗教间的分别，比如娘娘殿、沅心殿、观音阁、观音堂、地藏十王殿所供神灵等。此处专设管理庙会之所，也说明了明清时此处宗教活动是由民间自发举办。红石峡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同时有定期的庙会，这就使虔诚的宗教信仰带上了很强的民俗色彩。

据相关资料记载，整个榆林地区在明清之际民间宗教就很发达，而且往往也是与庙会结合。榆林地区历史上多个民族在此活动，其民俗与宗教信仰因此带着鲜明的多样性，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多神并存也就不奇怪了。这种相似启发我们，时代与区域文化很可能是影响红石峡石窟的重要因素。可以推测，红石峡里十三孔用途无考的石窟，极有可能是老君殿、山神庙、关帝庙这样在榆林其他区县很普遍的供奉。

红石峡石窟有专供僧人修行的僧舍、禅洞、禅房，同时其他可考的石窟大部分也属佛教性质，说明该地区在明代中期佛教信仰占主流，也说明了当时此处就已经是一个专门的有规模的佛教僧院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红石峡石窟中，供奉的罗汉皆为十六罗汉而非十八罗汉。根据相关资料，十六罗汉盛行于唐，在十八罗汉于宋代开始兴起后逐渐被后者代替，但在民间依然受着广泛的供奉，这也是一个证明当地明清民间信仰较为古老甚至原始的一个明证。

红石峡石窟中的佛道造像大部分毁于“文革”，近年来陆续依旧样重建，使我们可以了解此处的造像艺术。此处石制造像极少，且石质与当地砂岩不同，应是从外地运输而来，可能正是因为交通原因，红石峡造像以泥塑为主。红石峡泥塑尽为彩塑，据了解，这种工艺是以黏土、秸秆、木头、矿物质颜料为主要材料，制作时秸秆敷木，形成主体，再外敷黏土，待干燥后再施丹彩。这种彩塑制作自然淳朴，将虚拟的神具体化、世俗化，同时注重人物形体、结构的把握，注重整体气势、形态的表达，在整体风貌上显得简洁雄浑。造像既塑且绘，有威严与和蔼之态，无恐吓或媚俗之姿，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庄严、优美、自然的特征，显示出明清当地民间信仰虔诚、世俗但不恐惧的集体心理。

以上种种，从佛教占主流到彩塑的美学风格，实际都是与榆林地区同时期的宗教造像相差无几的。故而可以说红石峡石窟是在陕北榆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中具有典型性的存在。但是，红石峡石窟也有着自身明显的特殊性，这又是由当时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结果所赋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红石峡石窟中的三教殿，供奉着儒、道、佛三家的主要人物孔子、太上老君、释迦牟尼，这清晰地证明了当时民间意识形态对理学、道教、佛教的接受与糅合。另外，红石峡题刻与题诗中反映的文化内核虽然随着时代演进有着不同的侧重与流变，但依然是达观、道义、爱国这样的儒家精神。在红石峡，题刻、题诗与佛道造像相映成趣，民间虔诚及娱乐与文人官僚的雅趣相包举，三教精神合流于民间的世俗性之中，这种现象在榆林其他区县很难见到，可谓是红石峡石刻与造像的特殊所在。

四、文学价值

红石峡除了有民族、书法、宗教价值外，还具有文学价值。从广义上来看，民族、书法、宗教和文学价值是相互关联的、相互渗透的，且都基于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民族是其文学的一种内在精神体现，书法是文学的形式或者外在表现，宗教是文学的内容之一。历史与时代推动了文学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学的“装饰品”。

红石峡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到它的“身份”——九边重镇，这个身份本身就具有张力。首先它具有民族的张力，进而具有时代的张力，这些张力与个人的情感高度契合，碰撞出一篇篇妙文。红石峡本身的石刻其实就具有这种张力，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巡抚陈性学题刻的“雄石封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巡抚刘敏宽题刻的“华夷天堑”、1941年马占山题写的两幅“还我河山”等。当然，此地山水清音，风景雄奇秀美，文人墨客泛舟河上，举杯共饮，醉心于此“蓬莱”之地，如“天成雄秀”“竞秀争流”“别有洞天”“榆溪勝地”等。

除其本身的石刻之外，与红石峡有关的诗词文、游记在内容上也是将地理张力与民族张力、历史与时代张力、自身雄秀张力充分融合。诗词与游记都集中于明、清与民国时期，作者大多为文官武将，官职一般为巡抚、总兵，知府等。据不完全统计，以红石峡为主题的诗词与游记多达近百篇。地理与民族张力，如明代胡志夔《夏日游红石峡》“折俎壮猷迴杀气，倚天长剑截危关”、清代郝浚《游红石峡》“烽火边城熄，西风入画楼”等;历史与时代张力，如明代万世纯《招游红石峡》“草树欲低秦日月，烽火争识汉楼台”、清代杨蕴《游红石峡二首》“登临独醉陶潜酒，寥落空怜慧远诗”;作者们用绝妙诗词给半个多世纪后的我们传递了这一份未及见面的画景，如明代郑汝璧《重游红石峡》“夹岸云旗开细柳，当关天堑锁清流”、清代谭吉聪《康熙壬子三月三日招同榆林诸子集红石峡翠然阁集饮分韵二首》（其一）“沙鸟依新柳，出桥入远汀”等[2]852，这些诗词体现了其自身雄秀的张力。我们可以说红石峡的文学价值恰恰是将这地理张力与民族张力、历史与时代张力、自身雄秀张力极尽细致地展现出来。

由此可见，红石峡的石窟石刻在书法、民族关系、宗教和文学四方面的价值非常。四者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四者之外，红石峡还具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价值，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研究。让红石峡获得理应获得的重视，既能更好地审视当地的地域文化，又能使其成为文化名片，助力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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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富春，李建平，谢静.榆林红石峡：水利史迹与碑刻[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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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晓玲.红石峡摩崖题刻考释[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作者简介：王建波（1998—），男，汉族，山东潍坊人，单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地方文化。

刘益德（1997—），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单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