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边疆行记中的农牧业研究价值

摘要：公元10世纪前叶至13世纪中叶，前后300多年间，宋与辽、宋与金的战事很多，相互之间的交流往来极为频繁，宋朝官员的出使记也十分丰富;这些出使记是宋代游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富含辽、金两朝的人口、农业种植、畜牧业等农事信息。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宋人出使记中的农事资料不仅可以证史，而且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是研究辽、金农业历史的珍贵史料，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古代游记的农史研究价值。

关键词：出使记;辽朝农业;金朝农业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19-05

古代游记的研究价值已得到了文学、美学、地理等学科的重视，种种迹象表明，古代游记中的地貌、民俗、种植业、畜牧、花木等信息资料正在被相关学者们发掘和利用。如吕孝虎等《古代游记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1]、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2]、朱钧侃等《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3]、骆培聪《试论徐霞客考察福建地理的成就》[4]、杨森等《王士性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5]、唐锡仁等《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6]、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7]等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梳理了古代游记中的农业自然环境资料;关于古代游记中的地区形势、经济氛围、风土民情等资料的运用方面，有唐锡仁等《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何英《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8]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研究》、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等论著中都大量引用了古代游记的资料作为有力论据，并且对不同地区农业，尤其是对种植业的地区空间分布特点及规律进行了研究，另有张波《西北农牧史》、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等专著中亦引用了大量古代游记资料作为论据。前人对古代游记的研究成果丰富，对其中各种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使人深受启发，这些都为笔者更好地认识、把握古代游记农史价值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本文选取辽金时期，是因为辽、金与宋朝前后并立，他们之间不仅有战争更有交流来往、许多宋代使臣出使过辽与金的领土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旅行记;尤其是中华书局等单位对《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9]等宋人（辽金）出使记的整理与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笔者不揣浅陋，欲以宋人出使记为中心，对以宋人出使记中的农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其中农事资料的存量状况和特征，以期达到考释古代游记农史价值的目的。

一、宋人出使辽金行程记中的辽朝农业

辽王朝存在的时间是公元10到12世纪，是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奚族人融合组建的国家，其中以契丹人为主，辽王朝全盛时期的统治范围包括今东北三省、内蒙、北京市以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一部分。辽王朝的统治范围最北边为黑龙江流域一线，南边到达秦岭和淮河一线，其疆域涵盖了我国北方绝大部分地区，且自然地理条件丰富多样。

（一）辽朝种植业概况

1.农业人口

多位宋人出使过辽国，并留下了出使记，对于辽本土（今内蒙古赤峰市、辽宁朝阳、锦州及河北承德等地）的农业人口有一定的反映。如路振在《乘轺录》中记录了中京道内规模最大的城市中京城的人口状况，“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根据我国古代城市的建设规制，外城与内城之间大多是集贸市场、官方衙门所在地，而普通百姓大多居住在坊中，路振对此也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市庑下，街东西各三坊。”[10]从相关记载可知，外城专门用于居住百姓的坊，从坊的数量推测，该地的人口数量应该是比较有限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中京城是公元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修建完成，中京下面的各个县大多是开泰年间设立的，这也就是宋史路振记录中京城“府无属县”的原因。毫无疑问，在文献资料总体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在生产力水平较为有限的古代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是研究其农业生产规模的关键参考因素。

2.农业开发

古代游记对辽本土的农作物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纤维类经济作物的种植。中京道内纤维类作物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一线，中京及周围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市、辽宁朝阳、锦州及河北承德等地）路振在《乘轺录》中载有：中京地区在辽时除了粮食作物生产外，纤维类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路振还发现中京道内纤维类作物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一线“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山民无田租，但供蚕织”，这表明其是专业化经济作物种植区;霸州为兴中府，宜州的人口来源主要为“定州俘户”，这些人“民工织纴，多技巧”。当辽之时，辽河平原尚未真正开发，辽河下游的河道摆动及洪水泛滥，辽河下游平原基本处于河沼沮洳状态。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国，《许奉使行程录》“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有河）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11]。十年前辽为金所灭，此时辽河平原尚且如此，辽代几乎没有在辽河平原上建置任何州县，其农业种植状况可见一斑。

（二）辽王朝农作物种类与分布

1.粮食作物

粟，（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载“地广多粟”，粟为燕民的主要粮食[12]。王师儒为枢密院副使时，恰逢燕蓟地区发生饥荒，百姓饥寒交迫，于是王师儒坚决主张救济百姓，在王师儒的力主下，当地地方官员开仓放粮，大量出“官粟”以济民，“燕民赖之济活者数百万”[13]。圣宗开泰六年，“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14]

黍，沈括出使契丹时，在途中馆舍食有“饔秫”饔为熟食，秫则为粘粟即黍，这是当地种植黍的重要记载。同时，内蒙古文物考古人员在辽上京皇城的位置开展考古发掘，他们在辽上京皇城内堆積层中发现黍皮等物[15]516。（宋）苏颂出使辽国时，在途中也见到“村店炊黍，卖汤有如南土之事”[16]。另外，《辽史》卷59《食货志》载：圣宗过奚人乙室奥隗部时，也见到“黍过熟未获”之事。但是，黍这种作物的产量较低，略逊与粟，因此种植的范围有限。

粱，沈括出使辽国称庆州永安山一带“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17]。苏辙出使辽国留下了“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18]，再据《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载，当时这种作物的分布除“稻粱之类，靡不毕出”的南京道各道都有一定的分布，表明高粱种植的普遍。

2.经济作物

纤维类，根据路振记载，辽中京地区是辽最主要的桑麻出产地，其《乘轺录》中载“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另外，林果方面，宋人出使记中也多有记录，参照同期的文献也可得到印证，如《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中记录了上京临潢府附近的果园，今人发现的辽代石碑中也见到了“果园寨”这样的名称。另外，胡峤《胡峤陷北记》载“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等等这些历史资料表明，辽代时期西瓜颇受人们的欢迎，当时的达官贵族亦喜爱西瓜，文物部门在上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在辽上京附件出土了大量的西瓜籽[15]，同时，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辽王朝的西瓜种植区域总体还是比较有限的，中京以南地区的西瓜种植较为集中，而这恰恰被沈括使辽途中见到，才留下了相关记录，即“中京始有果瓜（但）所植不蕃，（于是）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与燕”。

（三）辽王朝耕作制度

耕作制度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合理安排和调整，宋人出使记对辽王朝的耕作制度亦有记录。如沈括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中记载：“永安地宜畜牧……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禾家（稼），七月毕敛”，从沈括这段文字描述的情况看，辽王朝境内燕蓟以外地区均为一年一熟制，这显然跟地理和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可以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98靖康中帙中有“河东五十四州……如奉圣、归化之类……广有牛羊，人籍此为生，五谷有糜子、荞麦，一岁一收”[19];《辽史》卷60《食货志》下亦载，“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这些记录相互印证，都表明了西京至辽本土均实行一年一熟制的耕作制度。韩茂莉在《辽金农业地理》一书中研究认为辽土内的农业种植制度可分为两类地区，燕蓟地区为两年三熟制种植制度区，燕蓟以外其他地区均为一年一熟制[20]，其结论的得出同样有赖于宋人出使记中的资料，以韩氏在辽金农业地理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就更能反映出宋出使记中农事资料的价值。

（四）辽朝畜牧业

契丹民族早期从事的主要是畜牧与游猎，至辽政权建立与宋对峙之时，其畜牧业发展水平更是达到了鼎盛状态。宋人出使记对辽东地区（今东北地区）畜牧业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如路振《乘轺录》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饮食习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鹰、雁、骆之肉为腊肉”。沈括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中亦载有“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麦粥”;《辽史》卷48《百官志》亦载“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畜牧业无论官牧、私牧，还是部族都采取“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游牧生活。苏颂出使辽国时亦见到“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21]。可见，有着悠久畜牧和游猎传统的辽人，在学习和掌握了农业耕作技术并且发展了农业之后，其畜牧业也得以更合理的发展。

二、宋人出使辽金行程记中的金朝农业

金朝是个非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的疆域囊括了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土地，北部至黑龙江流域，南边到达秦岭—淮河一线。金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有着多种不同类型的地貌单元和自然地理区域，其中包括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等，多条颇具意义的重要地理界线都分布在金朝领土范围之内，其中辽河流域一带，不仅是北方农牧交错带，而且是地球表层对人类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敏感带之一。金初许亢宗使金，“离咸即北行”，途中所见“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22]表明东京、咸平一带（今东三省范围内）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且在金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金初，农作物品种很少，马扩使金所见“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23]。到中叶，麦粟、穄、黍等作物在松花江流域广泛种植，水稻亦从牡丹江流域发展到北流松花江地区。洪皓在金上京见有用糯米制成的“蜜糕”、大软脂、小软脂等，并记述了供应宋使大米一事。

（一）金朝种植业

1.金辽东地区的种植业

粮食作物的种类与分布，古代游记对金本土粮食作物的分布多有记载。粟、菽，宋使许亢宗《宣和乙己使金国行程录》金清州一带“进饭用粟，钞以匕，别置粥一盂，钞一小杓，与饭同下”。许亢宗《许奉使行程录》“离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表明粟、黍的种植[24]。《金史》卷47《食货》卷2明文规定，猛安、谋克部“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麦，许亢宗《宣和乙己使金国行程录》咸州一带“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以及一种“西食以蜜涂拌，名曰茶食”的食品，这些都是小麦加工的食品，可以证明这一带当时有小麦的种植。此外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是种有少量小麦的，金代也应该继承这一种植传统。女真人初兴阶段，所种植的粮食作物种类很少，见于记载的主要是粟、豆等作物。随着金王朝的建立，农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各类旱地作物相继在各地种植起来，其中粟、菽占有重要的地位。粟是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的旱地粮食作物，适应性强，耐贫瘠是这种作物的重要特征。菽为豆科作物，栽培历史很久，南北方都有大量分布。早在辽金以前，这种作物即传入东北，被当地民族种植食用。经济作物种类与分布，虽然我们目前所接触的游记鲜有金本土纤维类作物的种植情况，而对蔬果作物却多有记载。根据出使金朝的洪皓记载，当时金朝人所种植的蔬菜包括蔥、介、韭、葵和长瓜等，并食用野蒜和蕺菜。参阅《金史》等相关资料，不难发现金初即种植中叶后已能人工栽培大蒜，并将白芍药花作为菜肴，菽类仍是松花江流域重要的粮食作物。“以豆为酱”作为调味品;水果方面，松花江流域已出产西瓜、桃、李等瓜果。[22]

2.金中原地区种植业

金中原地区主要为河北、河南、陕西地区，也是金朝种植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对此许多游记都有反映。这里列举河北、河南为例，来了解金中原种植业的概况。首先就河北而言，楼钥北行出使金国，在其所作《北行日录》中用“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太行之麓，土温且沃，而无南州卑溽之患”表明太行山山前冲积扇地带，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其次是河南，该地因金初的战火而倍受摧残，以至十余年后宋人郑刚中出使金国，仍见“西京……宫墙之内草深不见遗基，旧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户，水南墟也。”[25]范成大《揽辔录》中载“旧京自城破后，疮痍不复……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宋乾道五年（1169年），即金大定九年，（宋）楼钥出使金国，“河南之地，极目荒芜”[26]。虽然多数游记都记录了金朝河南的衰败景象，但不可否认战争后种植业的恢复与发展，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粮食作物的分布方面：小麦，（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陕西凤翔府“凤翔府古扶风郡，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禾麦均为这里重要的粮食作物，由于生长习性不同，收割次序也有异“边郡刈禾，则自外而内，刈麦自内而外”，原因为“禾以寒热麦以暖热故也”[25]。《金史·五行志》中记载了各地的物产，其中“京兆府贡瑞麦”，“河南、陕西大蝗，凤翔、扶风、歧山、郿县蝗虫伤麦”。以自然地理单元而论，金代陕西分属于关中平原与黄土丘陵两大部分。关中地区是小麦的理想种植区域，金代文献中有小麦分布的记载，多集中在关中地区。粟及其他旱地杂粮，粟，（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凤翔府俗令上糜为禾，秦州有禾穰堡，禾米类稗，可面可饼，可为棋子，西人饱食面，非禾犹豫饥”。

经济作物的分布方面：桑，（宋）楼钥出使金国见献州“桑荫障目”，宋人曹勋途经真定时留下了“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金史》卷108《胥鼎传》载，兴定三年（1219年），“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27]。枣及其他水果，北方百姓本来十分重视枣树的种植，加之朝廷制度，枣树几乎成为各地都可以见到的树木。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述了建炎初年兵火之后，由许昌至宋城一带残破的景象，其中有“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道出沿途尽是枣树的信息。范成大出使金国时，在内丘北，见梨枣园，果实成熟，留下诗句“梨枣从来数内丘，大宁河畔果园稠，荆箱扰扰拦街卖，红皱黄圃满店头。”范成大使金途中还见到“西瓜木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颇有感慨，赋诗曰：“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28]。

（二）金朝的畜牧业

女真人本善畜牧，继而灭辽立国，当金之时其畜牧业十分发达。对金朝的畜牧业发展状况，楼钥、范成大、许亢宗等在出使记中都有记载，如《宣和乙己使金国行程录》载：“女真族其于畜牧，夏则逐水草迁徙，冬则穴居野处”，（金人）君临中原后仍保持重畜传统。《金史》 卷7 《世宗纪》亦载，大定十七年（1177年）十月，世宗昭令“以羊十万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金人占据中原之后，其农业经营水平有所提升，这使得农业与牧业结合发展、相辅相成，这无疑促进了金朝畜牧业的发展。

三、宋人出使辽金行程记的农史价值提炼

（一）印证正史及相关文献农事资料的文字记载

宋人出使辽金行程记与正史等文献中的农事资料相互佐证，是其农史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游记以其真实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文献，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学者们在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特别是农史问题时多会使用宋人出使辽金行程记的农史资料，通过与正史等文献的结合使用，往往能大大增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的力度。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沈括出使契丹时，在途中馆舍食有“饔秫”饔为熟食，秫则为粘粟即黍;出使辽国称庆州永安山一带“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苏颂出使辽国时，在途中也见到“村店炊黍，卖汤有如南土之事”[16]苏辙出使辽国留下了“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18]，这游记资料通过与《契丹国志》《辽史》的文献的结合，可以更充分地反映出当时这种作物的分布除“粱之类，靡不毕出”的南京道各道都有一定的分布，表明高粱种植的普遍。金朝方面，宋朝也曾多次派员出使金国，如宋使许亢宗《宣和乙己使金国行程录》金清州一带“进饭用粟，钞以匕，别置粥一盂，钞一小杓，与饭同下”;许亢宗在《许奉使行程录》亦载：“离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24]这两条游记资料都表明了耐旱作物粟、黍等在东北地区的种植。正史对女真人初兴阶段的农业经营状况记载较为有限，随着金王朝的建立，农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各类旱地作物相继在各地种植起来，相关信息虽然在正史中有所记载，却较为粗略;而宋人出使记中的农事资料正好可以与《辽史》《金史》《实录》等文献相互佐证，更好地反映辽金农业发展状况。

（二）补充正史等文献中农事资料记载的不足与缺失

当前，农业历史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后延续性特征，也就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连续性和前后承接性，却对农业生产的空间特点关注不够;而古代游记富含农业发展的文字记录，即农业生产的区际变化过程的资料，这使我们看到了古代游记的农史研究价值。如许亢宗《宣和乙己使金国行程录》咸州一带“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以及一种“西食以蜜涂拌，名曰茶食”的食品，这些都是小麦加工的食品，都表明了这一带小麦的种植。此外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是种有少量小麦的，金代也应该继承这一种植传统。女真人初兴阶段，所种植的粮食作物种类很少，见于记载的主要是粟、豆等作物。随着金王朝的建立，农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各类旱地作物相继在各地种植起来，其中粟、菽占有重要的地位。粟是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的旱地粮食作物，适应性强，耐贫瘠。菽为豆科作物，栽培历史很久，南北方都有大量分布。楼钥北行出使金国，在其所作《北行日录》表明太行山山前冲积扇地带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宋朝文人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将亲眼所见的辽金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契丹人、女真人的生活习俗都用出使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是极为宝贵的史料，与《辽史》《金史》《先朝实录》等相关文献相比较，笔者对比发现宋人出使记所记载的辽、金农业、人口及社会等情况更为全面、准确、翔实，其补史作用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吕孝虎.古代游记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6）.

[2]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2）

[3]朱钧侃.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4]骆培聪.试论徐霞客考察福建地理的成就[J].福建地理，2000（1）.

[5]杨森等.王士性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J].台州师专学报，1995（4）.

[6]唐锡仁.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7]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3）.

[8]何英.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J].新疆社科论坛，1998（3）.

[9]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宋）路振.乘轺录[M]//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11]（宋）许亢宗.许奉使行程录[M]//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3]陈述辑校.全辽文（卷29）王师儒墓志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元）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5]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6]（宋）苏颂.苏魏公集（卷13）·奚山道中[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17]（元）脱脱.辽史（卷59）·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8]（宋）苏辙.栾城集（卷16）·虏帐[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19]（宋）徐夢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0]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1]（宋）苏颂.苏魏公集（卷13）契丹马.北人牧马[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22]（宋）许亢宗.宣和乙已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靖康稗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8.

[2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4）马扩茅斋自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4]（宋）许亢宗.许奉使行程录（卷40）大金国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5]（宋）郑刚中.北山集（卷13）西征道里记[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26]（宋）楼钥.攻媿集（卷101）北行日录[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27]（元）脱脱.金史（卷108）胥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8]（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卷12）西瓜园[Z].台北：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06.

作者简介：徐臣攀（1981—），男，汉族，陕西安康人，博士，陕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