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日记中的战争书写

张煜 何岩

摘要：侵华日军日记是记录战争直接参与者、施害者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以原日本侵华士兵山本武日记为例，他的战争书写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日军沿途的“征发”暴行;（二）对待俘虏、平民的残暴行为;（三）士兵的战场心境。“征发”是为掠夺资源，“以战养战”，并时有个人借机发作;对待俘虏、平民的残暴行为是为求安，却得到的只是威慑下的和平和安宁;日军士兵们虽然对战争极度狂热，但也时时表现出内心的不安、犹豫与矛盾，以及恐惧。借用战争参与者与加害者的笔触，透视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可从内部定性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并且多角度印证日本的战争责任。

关键词：日军日记;山本武;战争书写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33-04

有关侵华战争的战争记忆与书写，以往研究多以宏观视角，以知识分子或精英人物作为摹刻对象，而底层日军士兵的视角略显不足。要获得普通民众、士兵的真实心理，必须选择真实记录战场，表达真实自己的私人书写。本文以原日本侵华士兵山本武日记为素材，借用战争参与者与加害者的笔触，透视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从内部定性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多角度印证日本战争责任。

山本武1913年出生在福井县吉川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1年3月毕业于县立福井农林学校，于1937年9月应召出征，从属于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连队，参与上海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直到1938年9月3日负伤之前，都以步兵（上等兵，后从下士升衔至中士）身份在最前线参与了侵华战争。《一位士兵的从军记录》以山本武详细的战场日记为基础，在战后按时间顺序整理而成，记录了两年的现役兵时代（1934年1月—1936年1月），以及中日间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1939年7月）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感，是具较高史料价值的日记体记录。

一、日军沿途的“征发”暴行

山本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征发”的记述，缺粮问题在日军士兵内部表现的极为明显。士兵常是饥焰中烧，“虽然成群蠕动的臭虫和苍蝇令人作呕，但还是着手挖芋头，然后煮芋头并熬饭吃，毕竟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如此美味的食物了。”[1]40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军队在作战期间并没有副食、衣物等补给，即使是作为主食的大米也不充足，于是士兵们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以“征发”为名的掠夺行为。

摭取11月12日南京追击战中山本记录的相关片段如下：

在这场战争中，并未见到本该由军中提供的任何大米、副食、罐头。大米、味噌汁、酱油、酒水几乎都是靠征发进行供给的……19日，入苏州城。第二天进行征发，在大米批发店这些地方获得台湾米，并用平家的自行车装载，至于味噌汁、酱油、酒水和菜籽油则由士兵分工拿回去。此外山本还看到特务兵掠夺了约半桶银币，这即使是在银行搜寻也很难见到。23日，射杀了从小村庄征发来的猪载肉而归。24日，从战死的中国士兵那取得大米。其他士兵带回来稻谷和水牛。27日，从无锡市内征收到大量大米、味噌、酱油和猪肉。28日，由于行军距离过长，士兵们脚里疼痛不已，于是征发中国人让他们背着行囊、杂货、防毒面具等物。[1]82-88

“征发”，本意为征集调遣人力或物资，而作为代价要付出相应的金钱，并且要在一定秩序下且合适的征发范围内。《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中同样规定：“除非占领军需要，不得向市政当局或居民征用实物或劳务。所征食物或劳务必须与当地资源成比例，其性质不致迫使居民参加反对祖国的作战行为。此项实物和劳务的征用只有在占领地区司令的许可下方得提出。对实物的供给应尽可能用现金偿付，否则须出具收据。”[2]即“经许可”“现金偿付”是征发的前提和通则。然而日军此处的“征发”，事实上并未向当地百姓支付相应的赔偿，并大部分属于自发行为，时不时“反正有时间，便去前去征发”，抑或是“在街上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征发”，征发的对象不仅仅是食物，也有家用物品、财物，还对人进行了征发，征发他们当苦力，干杂活儿，奴役中国百姓。

山本日记中也有记录有关征发物资时的上级命令：“物资的征发行为虽是万不得已，但还是尽量不要给普通民众带来麻烦。不要征发不急需的东西，不要掠夺。”[1]88其中对征伐行为有所限制，但并未禁止。长官们即使看到了如此行为“也会装作不知道”，纵容下级士兵去进行征发行为。陆军次官通牒《从支那事变地区归还的军队及军人的举止言行的指导和管理相关记录》[3]对归国士兵的言行有所记载：“在后勤部区域，虽然强征牛和猪这事被宪兵发现后就会常常遭到训斥，但是若是饿着肚子就上前线战斗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旦发现就会立马杀掉开吃。”“战争期间最令人开心的事就是掠夺了，长官们即使在第一线看到了也会装作不知道，这样简直就是可以肆意掠夺了。”久而久之，征发被日军视为在战场上理所当然的、公开的日常行为。这样的掠夺行为甚至成为士兵们没有任务之时的一种“消遣”，毫无良心上的谴责，且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一路烧杀抢掠，抢夺了无数资源，甚至戏称这是“蒋介石送来的补给”[1]79，不仅是大米、味噌汁、酱油、酒等食物，自行車、马、金钱、甚至是冥币，凡是士兵认为对作战有利的一律掠走。山本认为，“征发”“掠夺”等行为实在是迫不得已，而所谓“迫不得已”，其本质就是“闯入者”的侵略，强征掠夺来源于日本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本质，最大的责任应该在于日军“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以及造成了这种局面的日军最高指挥部。一线士兵则是其政策的实行者，特别是有些士兵是出于一己私欲、出于欲望、出于兴头而犯下的累累罪行。

二、对待俘虏、平民的残暴行为

“征发”是为掠夺资源，对待俘虏，日军也极为残忍。在山本日记中，经常出现以“试刀”为由残忍杀害俘虏的记载，甚至在斩首俘虏之时一同喝彩，“11月13日，很多将领士兵在渡河地带待命时，把抓来的中国士兵带到河岸来试刀斩首……第六中队队长胁本少尉受到指名，众目睽睽之下，一瞬之间，手起刀落。人头被砍飞，尸体仰面朝天。这真是高超的本领，大家一同拍手鼓掌。”[1]79

日军对待俘虏如此残暴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并未发出宣战，且并无遵守《陆战法规惯例相关条约》（1907年）《俘虏待遇相关日内瓦条约》（1929年）之意，也并未制定设立必要的俘虏收容所等相关制度。可见，对待并无战意或是已经投降的中国兵士也要赶尽杀绝的行为，是上层明示的方针。没有俘虏收容所的存在，对于前线士兵来说，甚至没有所谓俘虏的概念，他们便服从上级命令进行处刑，大量并无战意的中国士兵和俘虏被肆意杀害。日本刻意无视、回避国际法，导致一线士兵们对国际法一无所知，面对投降的中国士兵，受敌忾之心的驱使，或兴趣本意使然，杀害俘虏的情况实为泛滥。

其二，残害俘虏的思想来源于日军持有的作为支配、压制方的“优越感”意识，是深植于日本民族文化和行为模式。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身在一个自上到下等级分明的国度，日本人深知每个人‘各就其位的必要性。”[4]20日本对自身等级体系充满信心，并以同样的思维看待国际关系。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分子们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在战争中贯彻不投降政策，不断强调，只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才是美德。“忠君报国”的“圣战”思想让日本人认为，荣耀只属于奋战为天皇尽忠的人，对投降的羞耻感深烙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他们认为战俘和“废物”没什么区别，如果成为战俘，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中日双边的侵略/被侵略的关系框架中，对待中国的投降士兵则更加无所忌惮，中国俘虏在他们眼里只是试刀品而已，充满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

1938年5月15日，参谋长传达命令：“由于难以区分一般住民、土匪和中国士兵，只要发现是中国人，杀无赦”。第二天，在一个名叫河挂的小村庄抓捕了很多男性居民，在预备役军人的刺刀训练中，数十人被当作靶子刺死。山本写道：“如果是敌方军队倒也可以接受，但是毫不怜惜地杀死普通居民，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1]139

日军在无差别屠杀的命令下士兵们如恶魔般屠戮平民，山本对此表现出了不满与抵制，认为“难以接受”。在6月23日至26，日的讨伐战中，山本看到指挥班的干部和下士官兵，“抢劫所到各个城市的珍贵金银财宝，强奸姑娘，杀害良民”，并且它们对这些行为颇为得意扬扬，炫耀不止，对此山本也感到十分愤慨。[1]149

无战斗期间，山本也会舍弃士兵的身份，站在农民立场上去看待中国民众。1938年7月14日，山本看到常州附近的农村，见到干农活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沿道稻田，根大且高，郁郁葱葱，且无害虫，发育良好，这附近的农民稻作技术绝不幼稚，实在让人佩服。”另一方面，山本内心也很清楚此时的平和只是表面，中国民众表现出的是对于日军威逼下的妥协。他在日记中写道“蒋政权潜在势力依然作用域中国民众之间，现在的和平是日军威慑下的和平，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服从，这一点很明确。”[1]119

三、士兵的战场心境

侵华日军日记是记录战争直接参与者、施害者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山本武原是一位对无产阶级文学感兴趣的青年，然而在被征入伍期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产生了对战争的狂热认同以及对天皇的绝对效忠，这大概也是当时军国主义下日本热血青年被培养出狂热思想的真实写照。

然而，士兵们虽对战争极度狂热，但也表现出内心的犹豫与矛盾。在描写屠杀俘虏的情景时，山本表现出怜悯与不忍之情：“1938年5月20日，徐州会战，火烧村庄，根据命令无论良民或是妇女孩童一律刺死，这真是残忍至极。这五六十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嚎哭求饶……这真是生平所见最残忍的战争，这样的战争真是太令人厌恶了。……我常常在想，战争是多么无情和残酷啊。地狱，这里的战场绝对是地狱。”[1]140

在经历过苦战与残害，目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与灾难，山本也开始厌恶这样地狱般的战争，产生恻隐之心。然而，日记中的大部分屠杀记载又显得义正言辞，说是“出于命令”，又或是“为了报仇”，怜悯与同情并没有阻挡他们挥下的屠刀。“11月2日，在苏州河渡河时，山本看到小队长以试军刀为由砍向了俘虏的脑袋。遭受斩首的俘虏很是慌张，疯狂拍打自己的脑袋，却未气绝。最终俘虏终于死了，大家才安心下来。”[1]67“老兵们因为杀人而退缩，觉得太过勉强难以执行命令，结果我和本土成为了主要执行死刑的人。哎呀呀，这样田中松男和砂原善作的灵魂也会为报仇而高兴吧，顿时心情舒畅起来。”[1]96

山本一时对被残忍处决的百姓和士兵充满怜悯、同情与不忍，一时又以“复仇者”的心态以屠杀为乐趣，“顿时心情舒畅起来”或是“一同拍手鼓掌”。他对于屠杀这件事的态度模棱两可且十分矛盾。日军对生命的关注最终还是让位于对国家和天皇的“赤胆忠心”以及扭曲的复仇心理，他们忽略了造成中国普通百姓悲惨命运的原因正是日军自身的侵略行径所致，这些所谓同情的背后缺乏了对事件根源的认识与反省。

当上海会战结束之时，士兵们原以为终于可以回国了，然而此时追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士兵们不满情绪高涨。面对战友的死亡，“啊，多么悲惨啊！眼前几十名将兵死亡，或是满身伤痕倒在地上，我们却无法收容他们，只能咬着牙忍住眼泪为他们惋惜。”[1]48这进一步滋生了士兵的复仇情绪。12月10日，在南京一带，山本所在部隊遭到袭击，两名战死。第二天，部队开始扫荡村庄，抓到八名俘虏，将他们带到战死者墓前刺死。因为部队里的老兵犹豫不决，以山本为中心的几个人刺杀了俘虏，他们想着，这样的话，“战友的在天之灵在知道大仇得报后也会高兴吧”，于是他们“心情也舒畅了起来”。[1]96

战时的日本士兵自小沉浸在军国主义文化之下，带着对战争的强烈认同情绪被征入伍，以天皇为制高点的命令体系下，更不会产生对命令的违抗心理。从山本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原本初上战场的士兵对战场与死亡感到的恐慌与胆怯，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对于杀人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我本来就是个非常腼腆、害羞、胆小的人。从小就没有杀过一条青蛙和一条蛇。在战场上，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死了的战友也有时也会浮现在脑海里，现在不仅不觉得有什么不快，反而觉得心情很好，饭也很好吃，所以战争就是把任何人都变成了恶魔。”[1]96战争将士兵都变成了“恶魔”，不断扭曲士兵的个体心态。

但是无论日本政府如何鼓吹精神的至高地位，當置身于战场之时，依然表露出对死亡的恐惧：“10月10日，小仓准尉在寻找担任今晚敢死队队长的合适人选并组建敢死队，他说自愿加入敢死队的人就向前踏出一步……然而我连踏出那一步的勇气都没有，真是丢人。”[1]49在经历了数场战争的洗礼之后，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生死观：“生或死，相差无几，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而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最严肃的‘死，竟然如此简单。”[1]61

出征之时，林中队长告诉山本，人生、生或死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梦境罢了，根本不用去畏惧他。当时山本认为言之有理，但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然而，我并不想死”，他认为不想死才是人的本能。山本回想到出征时的自己，那时候的他怀着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带着一死奉公的决心，却也在想象着战争未知的恐怖。当他真正来到残酷的战场，却发现那些电影或是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那些英勇善战的战士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后奋勇杀敌，英勇就义且坦然面对死亡的场景不过是如梦般遥不可及的画面而已。这样忠诚的战士着实令人羡慕，但是当山本在战场上几经面对死亡之时，他能感受到的只是无尽的悲伤、恐惧与绝望而已。在真实战场，士兵参战前对战争的幻想和参战后所面对的精神摧残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反差瓦解了军国主义所鼓吹的侵略战争的意义。

结语

战后日本政府对内尽可能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对外则是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使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省严重不足。这种反思反省长期停留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却没有构成公共领域官方叙事的核心话语。士兵的日记，是战场小人物的战争书写，作为加害者的立场记录了战争过程，以及日本军队下层单位的具体活动，反映其所在部队的侵略轨迹，需要通过解析此类史料丰富侵华战争历史图景，从加害者的视角印证战争责任。

参考文献：

[1]（日）山本武.一兵士の従軍記録-つづりおく、わたしの鯖江三十六聯隊–[M].私家版，2001.

[2]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DB/OL].https：//www.icrc.org/.

[3]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 ション.支那事変地ヨリ帰還スル軍隊及軍人ノ言動指導取締ニ関スル件[DB/OL].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0280947.

[4]（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何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张煜（1989—），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

何岩（1998—），男，汉族，江苏宿迁人，单位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