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指向

王 博 李 然

(邢台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作为科幻电影题材的一个分枝，西方星际电影随着发展亦逐渐火爆全球，其中《复仇者联盟》《星球大战》《阿凡达》等跃居全球电影票房前列，可谓西方星际电影的经典代表作。星际电影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其中建构的“人物”——外星人，其也成为该题材电影主题表达、角色塑造与情节推动的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不同于单纯的科幻片与纯粹想象的奇幻片，星际电影是兼具科幻和奇幻元素，又独具外星“人物”建构的幻想型星际影片。星际电影不只是凭借特效技术带来的视觉吸引力，而且其中暗含了对多种价值观念的裹挟与消费，最重要的是融入了对观众心理与时代精神的映照。西方星际电影将人类精神世界跨类型融合，或许是其拥有巨大市场号召力的动因，价值被重新审视和深层思考。从影视批评的价值观层面来看，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不仅是单纯的审美指向的创造，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基于此切入星际电影“人物”建构指向，探索其外部形象、心理动态和价值观指向，并揭示其背后潜在的理念真相。

一、“人物”建构的外部形象指向

作为西方星际电影“人物”的核心——外星人，从出现之初到随后和当前的形态来看，其在西方星际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建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西方星际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建构是复杂多变的，从外部形象层次来看，大致可分为非人型、类人型、超人型等类型。

非人型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出现伊始，是类似怪物外形的反面角色。西方星际电影特定“人物”形象出现于银幕，源于1903年的《月球旅行记》，随着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后，人们对外星飞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狂热，使得外星人成为西方星际电影最具特色的“人物”，并频频现身银屏。西方星际电影因其背景设定的科幻性和“人物”构建的特殊性，不仅备受电影制片商的广泛青睐，而且受到多数西方民众的喜爱。前期西方星际电影在当时的特定社会形势中，通过科幻片致力营造对立格局，向人们揭示“人类面临外星人入侵的风险”，因此，前期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形象建构以类型怪物的非人型为主。如《X星来客》《火星入侵者》处于“前外星人形态”并被标注反面角色特征。随着星际电影的发展，非人型外星人成为“人物”建构的主攻领域之一。

与前期类型怪物的非人型“人物”建构相比，类人型“人物”危害人类的反面角色逐渐被淡化，趋向人性化发展，被赋予普通人类情感。既有与普通人类相似的外形，又具备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习惯和情感，在电影银幕中的呈现也更为丰富。如1985年上映的《ET外星人》，其“人物”建构具备了人的基础特征，并且被定位在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类人性，完全反转前期的敌对角色，使得善良外星人“人物”深入人心。在向观众传达爱与和平的同时，彰显人类与外星人的情感交流。随后上映的《阿凡达》《星际迷航》等星际电影中，同样使用类人型“人物”建构，趋向人性化发展。

随着西方星际电影的持续发展，其特定“人物”的构建，从最初的类似于怪物的非人型，经历与人类相似的类人型，逐渐向拥有超越人类能力的超人型转变，从而满足人类对超能力的想象。超人型经典“人物”形象有《星球大战》中的极地武士、《神奇四侠2》中的银影侠、《变形金刚》中的汽车人等，其所建构的“人物”形象，大都拥有普通人类无法企及的力量和能力。与其他“人物”类型相比，此时的超人型“人物”被赋予了拯救主题，通过星际电影超人型“人物”塑造，在满足人类对外星人物和超能力想象的同时，反映出社会群体“渴望被拯救、害怕被奴役”的心态。西方星际电影“人物”的建构，不仅与电影的娱乐化和商业性有关，而且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电影所处时代社会人群的心理动态。从西方星际电影“人物”的动态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下，人们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探索宇宙奥秘的愿望。

二、“人物”建构的心理动态指向

满足人类对星际“人物”的想象和猎奇心理，牵引观众对星际电影的兴趣。星际电影在影像技术的推动下，被赋予了更多的重任，以满足人类不断提升的对星际“人物”的猎奇心理。如《明日边缘》《星河战队》等星际电影满足了观众对外星人形态与身体奇观的直观视觉感受；《星球大战》《银河系漫游指南》等为观众呈现了宇宙空间与异星风景奇观；《至暗之时》《新外星人》等通过运动速度与动作奇观，为观众上演了超人类盛宴。西方星际电影除却从视听层面分解星际“人物”，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外，更多地从情节、叙事、表意等环节建构星际奇观，促进观众对星际“人物”的深层认知。当前，猎奇心理已成为观众接受星际电影的核心驱动力。如《降临》，通过未知解读和未来预知，引发观众的兴趣，并以此牵动观众的好奇心，并基于影片中未来与现实的交织，从视觉上震撼观众对星际“人物”的想象。

对观众忧虑的验证与解除。星际电影在满足观众对星际“人物”猎奇心理下，催生的快感体验常与焦虑共生，观众对星际“人物”既有期待又有担忧。星际“人物”作为外星生物，不只是能够引发观众对未知的好奇心，同样容易引起观众对不可掌控的超能力的恐惧。星际电影通过电影形态，在向观众呈现星际“人物”形象，满足观众对其视觉的想象之外，也将观众对外星生物这一假想敌的焦虑，转化为为目之所及的恐惧。而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通过虚拟影像深挖观众被压抑的焦虑和恐惧，最后通过电影的圆满结局加以平复，也可理解为通过宣泄和净化，使压抑得以平复。如此，观众面向未知宇宙空间和神秘星际生命时，在畏惧和渴求的双向作用下，触碰打破禁忌与猎奇衍生的快感，满足观众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并基于一种现实逃避心理，使得压抑的焦虑得到释放和承认，暂时性地抚平内心的孤独和焦虑。

心理指向的矛盾性与依存性。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满足观众对外星生命的想象，是牵引观众对星际电影产生兴趣的驱动力，而对担忧的验证与解除，是为了通过星际电影形态达成平复的状态，用星际电影的虚拟性拓展观众的心理需求。在基础电影功能之外，星际电影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观众，提供一个宣泄和排解内心疑虑、担忧与恐惧的出口。如《牛仔和外星人》《美国战舰》，通过对星际“人物”的刻画，将其设定为阴谋者，欲摧毁一切，用以映射观众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社会矛盾的担忧。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恰好成为现实疑虑的转嫁者，为身处在纷繁复杂时代的普通人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虚拟之窗。但是，现实与想象并不能混为一谈，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能否在真实与虚假之间把握好度，是其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三、“人物”建构的价值观指向

“人物”建构载体化倾向明显。妄想通过意识形态黏联，推动西方观念向全世界蔓延。西方星际电影风靡全球，暗含着人类对宇宙与外星生命的好奇和热情，这既是星际电影受欢迎的一部分原因，又是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载体化倾向明显的缘由。西方星际电影虽然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主题，但是对星际“人物”的定义亦不再单纯地限制于好坏，而是融入了特定历史时期和大环境下的社会价值观念。西方星际电影在塑造外星“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在资本与科技手段的双向运作下，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期许融入其中，可见西方星际电影通过“人物”的建构，能够一定程度映射其所处社会现实与意识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在提升观众娱乐快感和消费满足感的同时，成为消解科学严肃性和哲学思辨性的载体。使得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形象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电影的传播蔓延于世界。

“人物”建构立场过于偏颇。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置身于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其立场存在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而非是面向全人类的大众化和全球化眼光。由于所处立场的偏颇性，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必然成为满足资本主义价值观众的观念性保证，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幻想倾向。纵观西方星际电影，对外星“人物”入侵的勾勒，成为威慑观众的介质，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乐见。由于立场的狭隘，西方星际电影精心刻画“人物”形象，并妄想通过精心的剧情设计，用以加深观众对外星生命切实存在的虚假认知，以免其中融入的意识形态泡沫破碎。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将格局放大，不能只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则，以一种革新社会的意志向前发展。

竞争无限理念的植入，导致西方星际电影价值运作复杂化。浩瀚的星辰，总是容易引起人们的向往和想象，西方星际电影更是打开了人们窥探宇宙星尘的缺口。通过西方星际电影的呈现，外星文明映入观众视野，并通过特定外星“人物”的构建，在观众心中埋入竞争无限的种子，以往以真理价值自居的形态被打破。如，《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刻画的星际“人物”灭霸，以及设置的恢复“自然平衡”的观点，引起观众热议。逃避现实并不同于解决问题，回避问题亦不能够转移矛盾。影片最后，基于维系宇宙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而设定使“人物”灭霸消除宇宙一半人口，来化解危机的方式，其价值指向明显与人类社会规则背道而驰。西方星际电影无论塑造怎样的“人物”形象，其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心理暗示，就是外星人是存在的，基于外星生命存在的观点，向观众植入竞争无限理念。最终西方星际电影会向观众传达出，人类终将会危害人类，外星人存在竞争永不停歇。如影片《阿凡达》和《第九区》，通过外星“人物”建构，向观众揭示外来者所带来的恐惧，如此使得西方星际电影价值指导逐渐复杂化。

总之，西方星际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关键部分，其“人物”形象建构，置身在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表达，通过整合大众观念与社会现实，塑造了外星人形式。随着西方星际电影地位的逐渐攀升，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呈全球化蔓延趋势，在具备电影基础性的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之外，基于鲜活星际“人物”的建构，向观众传输特定的社会信念和意识形态。从批判角度出发，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具有编织虚妄的嫌疑，在真理和科学之外，借助星空幻象的外衣，使真相与现实笼罩于重重迷雾。揭开西方星际电影“人物”建构的外衣，探清其本质，更利于观众理智地看待西方星际电影，以及冷静地对待其建构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