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战争审美反叛的叙事观“新”思考

2020-11-14 04:20
电影文学 2020年6期
关键词:宫崎骏隐喻战争

刘 文

(武汉工程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文化传统,动画的创作也是如此,宫崎骏之所以能够在影片中塑造出令人喜欢的“敌人”,并不是他在电影中喜欢表达故事情节的两面性,而是来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军国主义对中国、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大肆屠杀是一件反人类事件,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也给日本那些热爱和平的人士带来了痛苦。那些原本生活在幸福家园的人不得不拿起长枪在战场上杀人或被杀,这都给宫崎骏战争生活带来严重的记忆。有西方人这样评价宫崎骏:“生活在西方的我们这些人,当第一次发现宫崎骏时,都被他电影中彻底的浪漫主义和善良的心灵所吸引,如果你深入去了解他,就会发现宫崎骏是一个身处矛盾的艺术家。”热爱和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战争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在他的影片《千与千寻》《龙猫》《岁月的童话》《猫的报恩》都有着具体的体现。宫崎骏小的时候经历了战争中人性的堕落,又亲眼目睹了叔父在美军的轰炸下丢下母女两个独自驾车逃走,这些事情都给宫崎骏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发现在生活中不能再做一个乖孩子,这种缺乏意识的思考没有灵魂的行为在他看来是非常可耻的,因此在他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战思想。在动画人类学视角下,宫崎骏在他的动画中将两种矛盾的思想融入一体,并且利用隐喻蒙太奇的表达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国家机器总是扮演着反面的角色,阴暗与唯利是图,是人的欲望与利益典型的代名词,虽然看似是漫画表达的方式,但在叙事性研究之后是对战争狂人和野心家的批判与警告。

一、隐喻叙事逻辑中的无声战争反叛

宫崎骏看来:“只要战争开始就没有公正可言,战争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人类丑恶本性的上演。”在20世纪30年代之时,宫崎骏就已经饱尝了战争带来的痛苦,看到了人性在战争中的恶劣与卑微,这让他感到非常难过,这样的局面是政府首脑们为了自己内心的欲望和追求造成的。在电影《风之谷》中,在开始的画面中,一个充满着智慧生命的巨人开始在收割人的生命,这个巨人是人类神话故事中“神之后裔”中的儿子,在画面造型中,巨人神拥有人的身体与躯壳,却在外面混合了大量的钢铁钛合金,完全是一种“赛博格”式的样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在人类的记忆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巨人神,只是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通过模仿人类进行建造,成为人们赖以征服世界的机器,同时他的身上具有核武器的摧毁能力,并且有着等同于人的智慧生命,由此可以看出宫崎骏对现代科技的讽刺,科技本是人类创造并服务于自身的工具,而“赛博格”式的巨人神却成为人类的灾难,它不仅不会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的对岸,而且还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带来许多的荒芜。又在另一个镜头,在空中像雪花一样飘荡的孢子一旦飘入村庄,只要进入到人类生活区中,五分钟之后这些人类都会死亡,除非戴有防护面具,这些人类就成为这些孢子的养料,旧的生命成为养料,逐渐孕育成新的生命,但新的生命比旧的生命在破坏力上强大很多,以此循环,最后整个地球上的生命全部消失,未来人类的世界,却留下了一片荒芜的土地,而这一刻人类也就毁灭了自己。

宫崎骏在自己的动画叙事中,在人物剧情的设置上从来都是以具体充满蕴意的方式进行创作,每一个情节与动作都蕴含了深刻的含义,暗含了对战争的厌恶与人性贪欲的反叛,这点在《千与千寻》中就凸显明显,在那个时候千寻爸爸有着自己的小汽车,很明显他是中产阶级,但当他拿着皮箱与家人搬到乡下去,暗含了战争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极大影响,生活萧条。过桥时突然吹过来一场大风,这里是对镜头的切换,千寻与爸妈失去联系,当千寻看到爸妈为了好吃的食物大口吞咽时发出制止声,无奈父母已经变成了“猪头”,将人性的贪欲表现得淋漓尽致,千寻的视角实质上就是宫崎骏自己,面对这样充满人性险恶与卑劣的环境,大家生活在虚伪之中唯独千寻保持清醒,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的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隐喻式的蒙太奇表现手法表现简洁,在叙事性上没有反锁之说,观众能够很清楚地看懂叙事的整个结构,但同时又不会显得单调,文明的顶点不再是继续发展,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千寻父母受到帮助从“猪头”变成“人”,他说:“刚才的风好大啊,千寻你去哪儿啦?”表明这些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贪欲带来的战争危害,而是将这些归类为自然的正常现象,只是比平时来得更加猛烈,如此精美的世界却依靠贪欲和力量来征服,却显得狂妄自大又同时悲切。

这种隐喻式的叙事方式,将长焦镜头与空白和旁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很多情节如果换成文字则会失去了表达的魅力。如通过用大风吹过的镜头切换现实与虚幻的衔接,就非常巧妙地避开了主人公视觉的过渡,同时让这种无声的大风隐喻地表达出两重意思,战争的残酷与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这在其他同时期的电影叙事是极为少见的。隐喻叙事逻辑中的无声反叛是宫崎骏在日本战争中叙事逻辑反叛的第一创新,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将叙事内容呈现出来,以达到更加强烈的效果。

二、拯救与劳动:叙事中微观的切入方式

宫崎骏在他的电影中,在叙事方式上出现了隐喻式的蒙太奇手法,在矛盾性叙事中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采用微观的切入方式。这种叙事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线性叙事方式很相似,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塑造人物形象。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相信神灵的国度,在对神的崇拜是非常虚诚的,由此宫崎骏利用神灵的介入来表达当下社会发展的方式非常不错。千寻在神灵的殿堂中拯救了自己的父母,同时也经历了成长、友爱与历练,重新回归到了人类的世界,从微观的叙事方面来看,这都来源于千寻的劳动,如果没有她的真诚、善良和亲自劳动,那么她与她的父母也就成为了这些神灵的食物,永远回不到人间。矛盾性体现在两点,其一是工作与神灵之间的矛盾。现实中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地对科技进行创新,利用自然界存在的一切物体壮大自己的私欲,成为自己侵蚀地盘的武器,与此同时,神灵的崇拜却逐渐地失去了信仰的意义,人权与神权受到了挑战。最重要的是人们在不断劳动中逐渐建立起一条新的社会规则,从劳动过程中获得物质利益来抑制人们内心对现实的欲望,这种征战的欲望实际上不仅来自科技的进步,更是来自现实生活中人们获得乐趣后开始对神权进行挑战。《千与千寻》由一个物质世界中掉落到一个虚无的神话世界,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她为了生命不被剥夺努力劳动,包括她帮锅炉爷爷烧火、帮助鬼婆婆做家务和在澡堂里提水,她在努力地证明自己在这个神灵的世界中是有作用的(没用就会被杀掉)。她通过这一系列劳动从青涩变得成熟了,勇敢镇定,能够真正地关心他人,避免自己变成食物,拯救了自己和父母,重新回归到人间世界。在这里宫崎骏通过微观的劳动表明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善与恶,而是在善与恶的环境中如何获得生存。人类本来就是强大和智慧的结晶,同时又是贪欲和邪恶的化身,在现实的社会中应该怎样把握这一维度,宫崎骏认为是需要每一个孩子都通过自己的劳动学会爱护他人,通过劳动获得社会的认同,在集体的生活中获得快乐,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变得邪恶和世俗。

宫崎骏在动画叙事性表现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武器和超能力打斗的故事,而是采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的双重性格,增加矛盾双方给观众视知觉的体验,浪漫主义代表人们对未来美好的希望和幻想,现实主义色彩体现出现实战争和经济萧条后的恶劣经济。虽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但没有第一人称叙事的虚妄,采用儿童与女性叙事的独特身份,这些身份在社会中被称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叙事的角度可以让人们跳过现实社会习俗的惯例,从一个新的世界去观看当下社会的发展,给观众的审美意识和主观意识创造一个新思路。儿童的中去观看世界,纯真的善良与美丽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这种叙事方式非常符合善于创造神奇幻想的动画电影,一方面能够在观众视知觉体验中获取最大的信息材料,另一方面又能够让观众通过画面的细节窥探到神秘世界的本身,探寻事情的本质,让观众能够真实地在电影中感受到真切的情感体验。

三、回归人性:在复杂叙事中寻找出路

在电影中要阐述一个清晰的叙事观,关键是成功地塑造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悉德·菲尔德在他的电影剧本中写道:“人物是你电影剧本的根本基础,是故事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同时它又是叙事的核心,整个故事是以塑造人物的形象展开的,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电影是有所区别的,后现代是以“公众”的审美接受为标准的。宫崎骏在人物造型设置上具有许多相同点,具体表现在性格上和生活上,如孤独无助的“千寻”与纯真无邪的“金鱼公主”;同时也有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如小矿工巴斯与尊贵不凡的落难公主希达,勇敢的少年+温柔漂亮的少女是宫崎骏电影基本的标配。这两种不同类型模式几乎涵盖了宫崎骏电影中人物造型设置的全部,通过他们的神情与肢体语言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即同一个形象在不同时间中表现出来的神态也是不同的,体现了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如刚入神灵界的千寻表现出来呆萌可爱,在汤屋里表现出坚强勇敢,在成功解救自己父母重回人间之时表现出温文尔雅,劳动让她成长了。千寻的成长实质上暗示了父母教育的缺失,不能对社会生活的正确引导,暗含了二战中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

通过观看电影我们发现,宫崎骏的电影除了在叙事手法上复杂之外,同样他在人物造型设置上也是多重人格的统一。日本武士道精神认为,少女应该从性的脆弱中解放自己,发挥出足以同最刚强而勇敢的男子进行对战的勇气,利用自己的长枪武器来实现自己的胜利。在主人公情节的设置上,宫崎骏结合西方的神话故事,在城楼上进行恶战的巫娜西卡,最初特别温柔善良,但在这善良之后就是极其强大的勇敢和凶猛,当库夏娜的士兵杀害了她卧病在床的父亲时,巫娜西卡自身内在的火焰一下子点燃了,在暴怒之下一下子杀死了好几个凶手,其凌厉的攻势无人能敌,完全一个魔女的形象,但又与真正的魔女不同。《幽灵公主》的少女珊,小时候被生育她的人类父母给遗弃了,将生活在森林里的狼认作自己的母亲,她身穿兽皮,能够听懂兽语,完完全全是一个狼孩,被人们称为“幽灵”,但在这狼孩的内心却有着无比的善良,与那些生活在美好城市只为自己发展的军国主义人群形成了典型的对比。正是这种复杂的多元人性进一步塑造了宫崎骏电影在叙事中的复杂,让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多元化的情景,能够给观众的欣赏带来多元化的视觉效果,让电影在叙事中更加有趣味性。

日本著名电影家宫崎骏一生创作的无数电影中,其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模式之间形成互补关系,相互弥补之间叙事过程中的不足。同时,他本人从小就已经饱受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在他的电影中充满了对军国主义的讽刺和对社会和平的渴望,希望人们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宫崎骏对日本战争审美反叛叙事观的“新”不仅体现在隐喻蒙太奇式的无声反叛,更是从微观的叙事结构上塑造多元的人物类型,让他们在复杂中回归人性,反对战争,共建美好乡村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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