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寄生虫》的荒诞寓言与叙事类型

刘 璐

(河南大学 大学外语教研部，河南 开封 475001)

电影《寄生虫》讲述了在现代社会中，由父亲、母亲、儿子金基宇、女儿金基婷组成的一个贫穷的四口之家，生活在半地下室里。一天，基宇的同学上门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给有钱人朴社长的女儿做家庭教师。在成为家庭教师后，基宇发现朴太太不仅出手阔绰，还非常单纯，便隐藏与妹妹、父母的血缘关系，逐渐通过“介绍”的方式，使得妹妹成为朴社长儿子的家庭教师，父母也巧妙地顶替了朴社长家中的司机、帮佣职位，顺利“寄生”在朴社长家中。可好景不长，某天夜晚他们发现这座豪宅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前帮佣文光的老公世勤，已秘密地在这座豪宅的地下室里生活四年了。文光随之也发现了基宇一家的秘密，两方陷入了一场争夺有限“寄生权”的战役之中。最终在一场庭院宴会中，活在“地下”的世勤，手握尖刀冲上阳光满照的庭院，矛盾也最终爆发为一场血腥连环的杀戮。其文本中所蕴含的荒诞寓言内核与叙事类型带来的酣畅观影体验，使得《寄生虫》获得了来自戛纳与观众的双重认可。

一、《寄生虫》的荒诞寓言内核

寓言本身是一种文学体裁，多用象征比喻的手法构建出具有高度指涉性的形象内容，阐释现实世界中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抽象境遇，给人以启迪思考。寓言体裁具有强烈批判性，因此它频频被各类艺术形式所运用。思想家本雅明曾探讨过寓言，“任何人，任何物体，任何关系都可以绝对指别的东西。由于这个可能性，对这个鄙俗的世界做出了一种破坏性的但却是公正的判决。”而电影《寄生虫》的文本内核中，从人物形象构建到内涵的隐喻，都蕴含着这种多义性的寓言特质，也蕴含着对社会阶级的批判讽刺。

(一)上层VS下层的异化形象构建

在电影《寄生虫》中，所有的角色都被明确地分配了“上层”或“下层”标签。上层与下层阶级的身上，也被赋予了指涉性极强的阶层符号。

首先是建筑空间层面的“上”与“下”作为社会阶层“上”与“下”的符号。电影中朴社长一家代表着上层阶级，被安排在了建筑空间的上层。第一次去朴社长家，基宇顺着道路缓缓向上，终于走到了处于“上层”的富人家庭。而金基宇一家代表着下层人。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用基宇一家的生存空间构建了“虫子”的异化象征——他们住在逼仄潮湿的半地下室里，仰头就能看到街上不时来墙角撒尿的醉汉，这一仰视外界的视角与虫子的视角相符。当基宇一家从处于城市地貌上端的豪宅一路往下逃回半地下室时，下水道的镜头也凸显出将处于底层的人比喻为虫子的意味。

其次是身份标识，奉俊昊导演用隐秘却又显著的“气味”感官，来标识上下层不同阶级的身份。朴社长的小儿子第一次闻到司机和佣人有着同样的气味后，便一发不可收。朴社长、朴太太相继意识到这种代表着阶级差异的味道。气味微妙地区分出“坐地铁的人”和“拥有私人专属汽车的人”，把他们划分到了二元对立的区域中。影片中的朴社长提到，他最介意的是下人“越界”。朴社长怀疑司机在自己的车中与女友亲密，他首先控诉的不是司机职业道德的缺失，而是司机的行为越过了界限。“越界”暗含着两个阶级巨大的矛盾——各自处在不可跨越的区域之中，只要界限分明，就会相安无事；一旦跨越，秩序就会失衡。最终在宴会上，基宇父亲挑衅地越界问询朴社长“但你还是爱她的吧”，以及朴社长对于穷人气味不加掩饰的嫌弃，便成了两个阶级血腥冲突的前兆。

由此，影片文本成功地构建表达了上层VS下层的异化形象与对立关系，社会阶层的两极固化残忍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了寄生关系，人也从而异化为了“宿主”“寄生虫”。穷人为了生存，摸爬滚打地学会了一身抢占有限资源的“本领”：巧言善辩，遇到竞争时甚至自相残杀。而富人仿若已经进化到生物链条顶端的物种，轻易地掌控处于链条底端物种的存亡。

(二)“奇石”中荒诞的隐喻

除了高度概念化的阶级形象构建，影片文本中还存在着诸多象征性符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基宇同学敏赫送来的“奇石”。

“奇石”第一次出现在敏赫拜访基宇时。从表层看，他带来这块寓意好运、财富的山水奇石，同时也带来了基宇进入富人家庭工作的机会。“奇石”成为打通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垫脚石。而从深层来看，“奇石”也隐喻下层人想要跨越阶级的欲望。它既有富于美感的吸引力，同时又有着沉重的力道。“奇石”的第二次出现在雨夜。基宇一家从豪宅逃向半地下室，发现家中已被暴雨淹没，基宇从污水中捡起了奇石。在体育馆中，他回答父亲为何要一直带着奇石的疑问：“不是我带着它，是它一直跟着我。”基宇脱离下层阶级的欲望愈加无法摆脱，也愈带着他往更深处坠落。在这里奉俊昊导演用了一个巧妙的设置：在基宇想要用石头残杀“同类”世勤时，世勤也正是用这块石头，狠狠地敲击了基宇。“奇石”第三次出现是在基宇的美好幻想中。在父亲因杀了朴社长而不得不躲在地下室后，基宇想出了唯一的解救方法——赚钱买下那座豪宅。这样一来，一家人的伤痛与失去，便可以在阳光下获得解脱与救赎。寓言文本中最为深层的意义也随之浮现，他的拯救也只能通过自己也深受其害的阶级规则(跃为上层阶级)来实现。电影中展现的社会阶级规则依然运转自如，而电影文本本身也就此完成了一场自洽而无解的荒诞寓言。

二、《寄生虫》的叙事类型

奉俊昊导演一直以来都是类型电影的拥趸，其作品经常以精妙的类型技法而受到称赞。《寄生虫》熟练顺畅的叙事融合了奉俊昊所擅长的悬疑、惊悚、稍带黑色意味的喜剧类型技法，使得《寄生虫》在观看层面上也达到了一种非凡的效果。

(一)《寄生虫》叙事中的类型策略

与通常获得金棕榈的艺术影片不同，电影《寄生虫》采用了类型化的策略，将寓言式的故事内核嵌入在惊悚悬疑的类型模式之上。托马斯·沙兹在《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中阐述类型片的叙事性时，将叙事表达分为上层结构(影片的文本整体)和内部结构(影片独特的影像表现技艺)。电影《寄生虫》也正是通过这两个层面集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首先在影片的上层结构上，《寄生虫》为寓言体的文本内核配备了工整规矩的三幕剧叙事，将电影的叙事建立在封闭的线性连续结构中，嵌入“入侵—危机展露—冲突爆发”的类型化故事模型。第一幕建制了处于下层的金家一步步巧妙寄生的过程，第二幕的危机展露了前帮佣文光夫妻寄生的秘密，第三幕的爆发以阳光下的血腥冲突为收尾。在故事的稳步进程中，关于两个阶级的冲突，各种隐喻元素随着叙事的展开被重新整合，属于阶层身份的“气味”由一开始的身份标识到诱发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象征进入上层欲望的“奇石”由垫脚石演变为堕入绝望的沉重石块……不断反转的情节也最终走向对抗的爆发。

除了紧凑闭合的文本叙事之外，在电影的内部结构的层面，《寄生虫》也完美地运用了类型化编码的电影语言，将观众一步步缝合进电影世界当中。奉俊昊为文本内核呈现了影像化、符码式的视觉图谱。阴暗幽绿的地下室是底层人无奈蜷缩的生存空间，明亮冷峻的豪宅，是上层人既富足又极具残忍性的映射。两个阶级群体生存空间的色调反差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一致的冷色基调也成为惊悚类型的暗示。值得一提的是，《寄生虫》视听语言的配合，也为影像映射增添了心理实感。电影数次使用亨德尔的歌剧代表作Rodelinda，典型的巴洛克式风格音乐不仅与奢华的豪宅视觉空间带来完美匹配的绚丽回响，也瓦解了古典主义内核中包含的和谐、平衡与规律，暗示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因为阶层的两极分化分崩离析成了混乱的巨大牢笼。

(二)奉俊昊的类型“变奏”

类型电影原产生于美国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的土壤中，代表了电影工业中一种纯熟的、满足观众心理需求的艺术规范。类型的成规编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土壤的不同演变出不同的“变奏”。电影《寄生虫》之所以能在诸多类型片中脱颖而出，获得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其中就蕴含着一些巧妙的“变奏”。

在类型的分析研究中，空间关系和主人公类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两部分。首先从空间上来说，悬疑惊悚片不是属于发生在确定空间的类型片，它可以发生在都市、乡村，甚至任意空间。电影中，奉俊昊安排不同阶层、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主人公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内发生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戏份和冲突都凝聚在三个场景当中：朴社长一家的豪宅、基宇一家的半地下室以及文光夫妇躲藏的地下室，这三个场景不仅成为上流阶级和底层阶级的典型环境代表，也变成了阶级固化牢笼的象征性“舞台”。再从主人公类型来看，奉俊昊选取了惊悚悬疑类型片中较少使用的集体主人公：朴社长一家四口、基宇一家四口以及文光夫妇两人。个人的感情从《寄生虫》中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阶层集体利益。代表着两个极端化阶层的三个集体，内部有着各自相统一的利益价值系统：朴社长一家维持富足稳定的生活，而基宇一家和文光夫妇的行为动机都是“寄生”在朴社长一家之中，过上像上层阶级一样的生活。为了行动一致，下层阶级内部达到完全的聚合和团结。基宇一家为了“寄生”在朴社长的豪宅中，早早地隐瞒了一家人的身份，编排出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和诡计。为了让母亲顺利顶替文光成为帮佣，他们甚至在一起预演练习来确保成功。文光夫妇为了“寄生”，与基宇一家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战役。底层内部统一的价值系统成为影片的主导叙事动机，而底层价值系统的核心——寄生，亦是阶级对立关系的戏剧化延伸。

从主题上来看，奉俊昊导演擅于熟练运用犯罪、悬疑、惊悚的类型技法，但他的作品却不沉溺于类型电影中刺激的感官体验。他的影片持续关注着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展现韩国社会本土化的文化风貌，从正直的大学教授(《绑架门口狗》)到一心查案的边远小警察(《杀人回忆》)、底层犯罪的母亲(《母亲》)，再到《寄生虫》中贫穷无望的一家人……《寄生虫》延续着这种绝妙的平衡，作为一部悬疑惊悚片，前一个小时用“入侵”的过程细致流畅地描摹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矛盾，之后再利用曲折反转的情节来调动起观众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基宇一家的‘寄生’最后如何了”这一最大的悬念过后，奉俊昊并没有像普通的悬疑惊悚类型片一样，将结尾停留在这一揭开悬念的杀戮戏份，而是用基宇的幻想留给观众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尾——如何拯救基宇的父亲。像上文中所阐述的，该片用这样的结尾展现了一个荒谬又自洽的社会寓言。它不仅在类型的娱乐性之中蕴含着严肃的主题内核，也创造出烙有独特个人风格的类型“变奏”。

奉俊昊凭借电影《寄生虫》获得金棕榈后，在领奖时说自己并不是唯一有此资格的韩国导演。韩国电影这些年飞速的发展的确出现了一批类型技法巧妙、兼具严肃社会议题色彩的出色影片，而《寄生虫》无疑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之一。奉俊昊用电影的艺术语言把人类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中的阶级分化、矛盾浓缩为了冲突与解决的戏剧性格局，不仅映射出了属于现代社会的荒诞寓言，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悬疑惊悚类型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