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红色电影的类型创新与美学新变

张宪席

(枣庄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早在1949年3月，于伶在《新中国电影运动的前途与方针》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今后电影运动的方向，当然是和整个文艺运动底为人民的方向分不开的”，由此，人民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开始生发，红色电影的国家叙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辉光与印痕。作为现代中国电影中最具时代与政治特色的题材与类型，红色电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症候、影像结构及文化表征，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的红色电影多呈现为“工农兵”为一统的国家电影形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红色电影着重表现多元化主体的民族电影意志。在这其中，处在转折期的20世纪80年代的红色电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探究其在多元风格中的类型革新与美学新变既是还原电影创作轨迹的必然要求，也是观照当下电影生产的题中之义。

一、20世纪80年代红色电影创作生态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处在转折期的中国社会以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标志着一个宏大历史时期的中断，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为新中国增添了另一个以“新”为主题的历史阶段：新时期。就文艺领域而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成功扩展了其功能的定位和意义的空间，居其之内的电影更是率先成为人们反思民族苦难、真实表达个性、映照历史和现实的有力手段。于是，中国电影在整体层面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有的红色电影的历史地理版图也在重新建构。

解放后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基本上是一条U形曲线，在这条U形曲线的左侧代表“十七年电影”，U形曲线的低谷代表“文革”电影，U形曲线的右侧代表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中国电影由低谷走向繁荣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语境密不可分，更与开放、多元、自由的创作生态休戚相关。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恢复，中国电影的创作思想开始解放。这场解放的路径经由理论界发展到创作界。在理论界，张骏祥和马林在《电影艺术》分别发表了《澄清是非，解放思想》和《是解放不是禁锢——关于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电影创作》等文章，呼吁中国电影界解放思想。

与此同时，伴随思想的解放和西方电影思潮、电影理论被大量翻译和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置身于世界创作生态之中，中国电影重新走出国门。从现实来看，80年代电影理论研究者一方面聚焦于同时代爱森斯坦、巴赞、法国先锋派、爱因汉姆、克拉考尔等前沿电影理论；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研究让·米特里的电影美学、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等因“文革”没有被译介至中国的电影理论。国外电影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在国内电影学者和创作者中间，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热潮，形成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生态，为彼时的红色电影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空间，促使这一时期红色电影的创作类型不断创新。

二、多元风格中的红色类型创新

当新时期的电影结构从一元化体制转型为多元化摹写时，20世纪80年代的红色电影在创作数量和传播能力上当然比不过十七年电影，但在通过电影表达对历史和现实、艺术和个人的个性化、差异化理解上较后者确实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因而，这些电影既显现出对于既往红色电影类型的延续和传承，更表现出对于经典红色类型的反叛与创新。

(一)以中国共产党为叙事主体的宏大历史叙事

这类影像是20世纪80年代红色电影再造的主体，其代表作主要有《大渡河》《解放石家庄》《南昌起义》《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等。从故事的内容看，这些影片仍然延续着红色的血脉，仍然在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艰苦卓绝地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一切的故事。就叙事而言，其传承了60年代的宏大叙事，融入了人文情怀。从创作的时间来看，1980年—1989年10年间红色电影的创作从未间断过。从红色精神的传承来看，这类影片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纪律严明、对党忠诚、勇于牺牲的革命奉献精神。

(二)以国共关系为叙事重点的史诗类型

此种类型的红色电影主要有《贺龙军长》《非常岁月》《拂晓的爆炸》《陈赓脱险》《哈尔滨大谋杀》《金陵之夜》《鞘中之剑》《血魂》等。从叙事内容上看，其共通之处在于故事主要围绕国共两党的关系展开，反映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共产党成长的艰辛以及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斗争智慧，传承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等红色基因。这类影片虽然没有以共产党为叙事主体的影片的数量多，但它们仍然很好地传承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红色革命精神。《贺龙军长》《非常岁月》等影片传承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敢于斗争等红色文化基因。《陈赓脱险》《哈尔滨大谋杀》等影片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三)以抗日战争为宏大背景的个人化写作

这类影片的代表作品有《鹿鸣翠谷》《刀光虎影》《骑士的荣誉》《八女投江》《密令截击》《破袭战》等。这类影片红色基因的传承主要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故事，传承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但也为这些故事注入了人性、人情关怀，使这些影片或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美，或具有激情洋溢的崇高感。

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红色电影还涉及以支持革命、向往革命的群众为主体的影片类型。这类影片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红线》《杜鹃啼血》《姐姐》为代表的成人支持革命的影片，这类影片揭示了红色基因能够稳固持续传承的原因；一类是以《扶我上战马的人》《少年彭德怀》《小骑兵历险记》《少年战俘》等为代表的儿童电影。这类影片继续传承了《小兵张嘎》等儿童电影的教育功能，使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在儿童中间得以传承。这些影片传承了红色电影的标志红色故事，在题材上对红色电影有所开拓，使红色电影叙事主体进一步拓展，美学风格发生了新变。

三、20世纪80年代红色电影美学新变

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创作生态既不同于“文革”时期“全国文艺一片红”的泛红生态，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泛娱乐生态，有其自己的特点：过渡性与开创性。在这种创作生态的转换期，红色电影的创作也呈现出了诸多变化，促成了多元共生的红色影像。

(一)红色主题温情化新变

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创作观念也开始变化，从以前回避个人主义，开始转向关注个人，尤其是关注个人情感。这一时期他们继续沿着由《从奴隶到将军》《小花》《啊！摇篮》《归心似箭》等影片开创的红色主题温情化路线，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富有人文关怀的红色电影，使这一时期红色电影沿着温情化方向继续发展，建构了这一时期红色电影的温情影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刑场上的婚礼》《仇侣》《红线》《杜鹃啼血》等。这些影片都是以“革命+爱情”的故事模式，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人的个人爱情故事有机地结合，有别于80年代前红色电影爱情让位于革命的叙事模式，开创了新的美学风格情感美学。如影片《刑场上的婚礼》以在羊城广为传颂的我党早期的革命者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浪漫故事为原型，用影像聚焦于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红色爱情故事。影片产生了悲壮动人的悲剧美和慷慨激扬的崇高的信仰美。

(二)领袖塑造的平民化新变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红色电影中，在塑造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时，往往存在领袖人物被“神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就是典型代表。拍摄于1978年的“影片《大河奔流》，开创了塑造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先河”。此片中仅仅塑造一个神秘而伟岸的伟人背影。80年代以后毛泽东这一伟人形象才开始被全方位地塑造。1982年故事片《风雨下钟山》中，毛泽东第一次作为主角登上银幕。此后在《大渡河》《四渡赤水》《巍巍昆仑》等影片中都有毛泽东伟人形象的塑造，但从《开国大典》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形象的塑造开始出现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影片《开国大典》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开始有了多种身份，而不再仅仅作为领袖人物出现在银幕上，片中从伟人、常人、父亲、市民等角度展开了对领袖人物的全方位塑造。可以说从此片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塑造出现了新的变化：领袖人物开始由“神化”变为“人化”。这一变化使红色电影中领袖人物形象由抽象的意境美，转向具象的真实美。

(三)电影语言现代化新变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既有国内百家争鸣的内环境，也有高举“拿来主义”大旗，开始学习西方“电影哲学、电影心理学、电影社会学、电影美学、电影符号学和电影文化人类学；在广阔的理论空间和视域中反思电影”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伴随着张暖忻和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的发表，在电影界展开了持续的关于电影语言的讨论。在这讨论之中，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和陈凯歌扛起了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实践旗帜，80年代创作了《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等影片，在开创中国电影影像美学的同时，也将红色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即这一时期的新锐电影导演开始尝试用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探索中国电影独立发展的路径。在红色电影创作方面，他们开始消解“十七年电影时期”的宏大叙事，建构自己的微观叙事，并利用现代化的色彩与构图大胆创新，赋予电影画面强烈的主观意识，以实现导演赋予其色彩和构图的独特寓意，从而实现了其影像美学的创新。

福柯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作为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有效载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红色电影在中国文艺大解放思潮的裹挟和世界电影美学革新的席卷之下，表现出文化建设的多重意义，呈现出时代特有的文化症候。就影像本体而言，这些红色电影不断进行形式创新，用多种影像形式、多种美学风格传承红色精神；同时，这些电影也从文化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和神话进行反思，呈现出批判性的视角和多元化的写作特征，既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红色电影做了历史终论，也为90年代“主旋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空间，显示其独特的史学价值、理论色彩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