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范式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文/王海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现实的维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学术理论的维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是诞生于西方的学术，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变革中国的同时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并跃升为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思想智慧。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制度的、技术的）知识便成为有效路径之一。不同于20世纪初学术界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向西方学习”相对呈现出“沉寂”的景象，这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成的。

打破上述景象的，则是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往被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著作及其思想均被引入，并在中国人渴望获得西方学术思想滋养的助推下，在80年代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相应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纷纷涌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向何处去”的追问中，这种与西方哲学对话、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进程中实现其理论的创新成为一股热潮，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创新的逻辑理路。

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引入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并积极展开对话，主要基于如下的考量。

一是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学术界摆脱苏联传统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学术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的学理化探讨。学者们认为，现有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是要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在文本解读基础上学界从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从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进行了拓展性研究。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做出贡献的是，学术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境遇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探索。学者不仅在宏观层面比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继承性和差异性，更在微观的层面比较了两者在辩证法、历史观、现实观、政治哲学观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又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应该说，上述的“对话”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话”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认识，拓展了其理论来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其思想的内在魅力和当代性。

二是满足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我们在现实的层面遭遇到一系列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改革的问题、文化体制创新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消费主义兴起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价值观变革的问题等，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一方面，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则需要引介西方的学术理论资源，进而为破解中国问题提供思想指南。如，一些学者发现，在中国所进行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西方迈向现代化的路上也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如消费主义的问题、大众文化的问题、现代性危机的问题、生态文明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等，因此，积极地引入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并展开“对话”，就成为必然。

三是满足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要求。较之于改革开放前的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敌对”格局中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后相对“超意识形态”层面的“对话”，使得中国学术在与西方学术展开同台竞争中，逐步走向世界，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上述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的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简单依赖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阐释框架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学术图谱，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使之能够自信地与当代西方学术对话。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学学性的同时，导致其不同程度地退回到“观念论”哲学的境地，导致本来已经超越“思辨形而上学”或“经院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返“形而上学化”或者“经院化”的致思理路。同时，由于一些学者对于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导致我们的研究几乎成为西方学术的“搬运工”。因而，我们主张，这种“对话”应该是摆脱“学徒”心态，以“问题”为中心的，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的，以推动学术理论繁荣和现实变革为目的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在现实层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问题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对话”（会通融合）。例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基于自身的儒学理论背景，以“中国向何处去”为核心问题，逐步接纳和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进而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变革的先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和现实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羁绊，不再拘泥于自我的文本解读，而是逐步转向理论的“对话”，这就包括了与儒学的“对话”。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延续其积极向儒学借鉴理论资源的传统，希冀在“对话”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儒学研究者意识到，现实根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理论的层面，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是其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思想资源。因而，儒学向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靠拢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就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学术态势之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关键的节点就在于，在会通与融合中破解中国现代化问题乃至人类性的现实问题。具体来讲，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关键在于破解如下的问题。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各自思想性质、特征的基本定位和判断。客观地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是代表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理论话语体系，其所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儒学是诞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知，以便找到新的切入点。

二是基于上述判断基础上的二者会通的“结合点”的选择。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文明之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儒学虽然有各自的关注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共同的聚焦点。例如，儒学关心伦理层面的人的成人、成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心的现实世界的变革和人的解放问题。二者似乎都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放在理论的中心。因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不是能不能会通的问题，而是如何会通的问题。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要重视传统”；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这些都表明，超越“应该”层面的探讨，并找到切实的“结合点”才是会通融合的关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革命家和哲学家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政治家和思想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思想家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学者所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正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适度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所确立的基本原理，并创造性地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对话”中逐渐“构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念和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了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成为基本共识。

毫无疑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且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就。从学术的层面看，真正的“大规模的、系统性的”理论对话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

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深化了问题意识，而且将这一研究引入新的阶段。宏观地看，这些价值体现在，一是在思想史的维度中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丰富了其思想的内涵。例如，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反思，科耶夫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思考，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探讨，等等，都为学界所关注，并借鉴其思想资源，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二是在与现实问题的互动中，拓展研究的视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之一在于，国外学者们看到了所处时代的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因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适度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对其所关注的问题作了独到的阐释，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例如，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探讨、对消费的关注、对城市问题和空间问题的讨论、对金融资本的关注，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启迪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紧跟时代的变迁，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中出现的问题。三是问题导向的确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有着独到的理解。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紧紧围绕“问题”（理论的或现实的）展开学术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钩沉中不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等等，这些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无裨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我们研究的路子就应该严格按照他们所指出的路来走，相反，对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论自觉。我们倡导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在积极借鉴其理论资源的同时，对其一些流派、说法，要时刻保持警惕。

按照我们的浅见，判断一个所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一位）学者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学者，大体有五个指标：一是它们或他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类所遭遇到的问题？二是它们或他是否依然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对人类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后创造出的文明新类型充满信心？三是它们或他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之视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新大道，或者承认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或维度？四是它们或他是否认为，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应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五是它们或他是否认为，人类的文明、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西方并不是世界文明或文化的中心？回答好上述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坐标，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许才有“未来”可言。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真正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成冲击和挑战，并不是西方某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更不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儒家学说，而是部分“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即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所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它使得一部分中国的学者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忽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和时代背景的考察，而简单迷恋其理论观点，甚至未经批判地加以接受，置其价值取向与理论指向于不顾，而以之为准绳裁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以之衡量中国的现实、分析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局限于自我的理论反思，而是在与各种思想资源的“对话”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由此在理论自觉与主体自觉中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尽管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对话”不充分、对话“主题”不集中、“对话”论域不对焦等，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对话”范式主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理的基本价值，开拓了研究的问题域和理论论域，贴近了现实的巨变和流变，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有力理论武器。在我们看来，“对话”范式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对话”，从掌握原理回到学术研究，从学习知识走向思想创造，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知识的生产推向一种“世界性知识”的生产，真正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世界的文学”以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