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
——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文/王先明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与中国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那么，面对当代史学变动的情势及其趋向，尤其面对“新革命史”的取向时，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并就其纵向展开和横向拓延的学术进路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获得更为深远和透彻的学理认知。

一

就史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言，近代之前无所谓革命史，诚如梁启超之评断，传统史学不过是帝王家谱录，因之他才发起“新史学”革命。基于历史语义考释，梁启超于1902年作《释革》一文，对于“革命”话语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一是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是革命有三个特征，即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是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然而，梁启超对革命语义的历史性解释尽管浸染了历史学的色彩，但与革命史本身还是相去甚远。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几乎是踏着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脚步，辛亥年11月间《中国革命记》出版。随后，1912年5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问世。最早所见《中国革命史》为1923年1月孙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贝华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出版，明确提出革命史的记述当“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止，按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凡四十年”。贝华所著《中国革命史》分为：“第一编革命运动时代；第二编革命之成功时代；第三编二次革命，第四编云南起义，第五编护法之役至孙中山逝世”。显然，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即指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中心线索。值得关注的是，署名张兆祯的《中国革命史》中有如下记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孙中山遗著《中国之革命》的编排重印本。应该说，这一立场奠定了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即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

1929年出版的张韶舞、印维廉和文圣举的三部同名《中国革命史》，论述的则是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至1926年北伐间的革命运动。此后继出的陈功甫《中国革命史》虽言“中国革命，肇源甚早”，认为明末清初反清会党即为其初萌，但仍认为革命之主体内容实始自甲午之后。

显然，中国革命史的兴起，首先是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或记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其时限范围始于甲午之后而止于共和成立，或下延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其次，革命史叙事主体以孙中山事迹为主线（或中心），以此勾连相关的人与事，形成基本的“中国革命史”构架。

二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也提出并奠定了这一史学研究学理发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引导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首先，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内容与分类问题。中国革命的内容虽然丰富，其大要可分为三类，即“政治革命——包括君主立宪运动、民主共和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包括反帝运动、民族平等运动；社会革命——包括经济革命（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男女平等运动，教育平等运动”等。但三类革命之首要为民族主义革命，“盖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实与昔之驱除匡复，主旨略同”。这一内容构成中国革命的起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初的表现，是在兴中会的宣言中。这一处于胚胎中的民族主义，“到同盟会成立时，民族主义革命宗旨已经昭然明示”。

其次，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和视角，即以民族革命史、国民革命史或阶级革命史之别，大致有如下历史分期类型：

一是以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为主线的分期。“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的革命史叙事及其分期，既是中国革命史兴起时期的主要立场，也是具有持久影响的史学认知。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在民族革命意义上将革命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为第一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期）；辛亥革命运动为第二期（民族革命之初步完成期）；自二次革命失败到国民党改组为第三期（革命运动势力的挫折期）；自国民党改组至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为第四期（革命运动的再兴期）；自北伐完成至民国25年两广统一及西安事变之解决为第五期（革命势力之统一期）；自民国25年至抗战胜利为第六期（反帝革命期）。

二是以国民革命为主线的分期。如萍水文编的《中华民国革命史》提出，“惟以民众的地位，记其事实之起迄”，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秘密时代之革命运动、推翻满清之革命运动、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北伐运动）。其他如贝华之《中国革命史》和张梓生之《中国国民革命史略》等均突出其国民革命特性。

三是以阶级革命为主线的分期。一般来说，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取向划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在阶级革命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史分期自成体例。如《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中即以被压迫阶级反抗的历史事件形成革命史线索：一、平英团事件，二、太平天国运动，三、戊戌政变，四、义和团事件，五、辛亥革命，六、五四运动，七、五卅运动。在华岗的革命史论著中有更加明确的表达：“大革命爆发之前二三十年间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环子。这个短短的革命过程，包含着原始的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反抗君主贵族的辛亥革命，学生平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五四运动，血淋淋的工人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工农平民群众反抗买办阶级的镇压商团事件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与参与革命的阶级力量密切相关。阶级革命的话语构成其革命史论著的主导模式。

再次，关于革命史与民国史以及与国民党党史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史形成之初，其主线即围绕着孙中山创立革命组织而展开。“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前乎中国国民党，固然有革命运动，但没有任何一党作领导机关，终归失败，而成一种单纯暴动的陈迹去了，所以我们说，中国国民党史，才是中国革命史。”这一体例也成为诸多中国革命史的基本体例，如194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书中强调民国建国史即革命史，革命史即国民党党史，将国民党史与革命史、民国史统合为一体。

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既往的历史学学统。

三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上述极为简约的陈述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演进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它更突出地体现了“革命史”的理论与方法意义。

首先，是将中国近代史建构为中国革命史的取向。《近世革命史》是以“三民主义”为主线的革命史体系，是最早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书写模式之一。该书的篇章就基于近代社会演进与民族革命展开的线索展开，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即中国革命史的理念。以中国革命史来诠释整个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即近代史、近代史即革命史，是当时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

其次，是以革命史的基本理念重构整个中国历史的取向。随着革命史研究取向的递进和革命话语的泛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呈现出“层累建构”革命史的态势，将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层累”地向前推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把台湾朱一贵的中兴会（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林爽文的天地会（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们的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的林清、李文成的天理教（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都归入革命史之内”。这样的革命史建构，早已突破了“从兴中会起，而旁通的又多由兴中会，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相联接”的叙事模式。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如《中国五千年革命史》“以搜集古今革命事实，及政治上之变迁，凡关于‘社会风教制度’等革新事迹，均举其简要述之”，以致建构了一个“自黄帝始，至孙中山逝世，革命军下武汉止”的“中国古今来革命事实之真象”的史学体系。

以上两种革命史建构的取向，在中共阶级革命的话语系统中同样存在。前者如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写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等；后者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论：“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与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几百次的农民暴动，反抗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一理论体系下的历史著作甚多，其典范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四

“革命本有广义狭义的两种”，而革命史则在此两义之外形成更加繁复的面相，尤其在其史学诠释体系或叙事模式的形成、建构和取向的百年演变中，形态各异，视野有别，学理多元。上述所论只是一个相对概要的梳理，远未能观照“革命史”的全部景况，但却也不妨以一斑之见辨识其因时而成的特质，并为解析当代“新革命史”研究走向提供一个学术基点。

以“述往事而知来者”的史学眼光看，当代“新革命史”或又体现着百年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正如一些学者所论，新革命史是“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或者是“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

不过，也有学者对“新革命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新革命史”虽然是在当代社会史和文化史挑战中的自觉回应，但它同样是对应于“旧革命史”（也称之为“传统革命史”）的学术追求。问题在于，无论是立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实践，还是立足于“革命话语”意义上“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早在中共革命之前它已经形成和建构了自己的统系。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中共革命史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和延展。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一整串不可分割的历史链条。”而且，在中共“革命史”话语体系里，也仍然承继着中国革命史的一般学理统系，即对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分期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属性的认同，都是相对一致的。目前的“新革命史”只聚焦于中共革命史，缺乏对于整个中国革命史系统的学术回应。

即便立足于中共革命史，也不应将视野拘泥于1949年的分界。对此，王奇生有自觉而清醒的研判：1949年以后，革命仍是新中国政权成立后的主旋律，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1949年并不是一条鸿沟，因此就革命而言，“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基于中共革命的历史逻辑，1949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到三大改造完成为止）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革命史”（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开始由革命史向建设史的转折——作者注）。因此，“新革命史”即使将视野限定于中共革命史研究，也必须是对中共革命完整历史（包括1949年后的历史）的整体性探究。

中共革命史只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革命演进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将中共革命置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中，才能真正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理认识的高度，也才能超越既往的“旧革命史”而真正达致“新革命史”的境界。如果疏离了对于中国革命史主体内容、历史脉络和学理系统的根本性讨论，恐难以在超越“旧革命史”的意义上形成“新革命史”的学理性建构。

“新革命史”在研究理念和研究力量上，已经气象万千、颇有声势，只有在突破现状、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确立。对此，我们寄以厚望。

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社会史、文化史、革命史抑或“新革命史”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都堪称一时之盛。但是，在回望20世纪历史的辙印时，如果以百年长程演进的眼光审视，当会触发更深一层的思考。

一是就历史实践而言，革命向来就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社会历史进程相分离的革命。“社会何以有革命?必人民感觉社会与政治之不良，欲加以改进工夫，蓄之既久，则革命运动，于是乎生。”革命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形式之一。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不通过社会动员而完成，更何况社会革命是革命进程中最根本的诉求。

二是就史学发展趋向而言，革命史与社会史的交替起落之间，恰恰体现二者本质上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讨论的高潮，既是对“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国社会方向选择的学术性思考，其实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接续和转向。即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也体现着“革命史”主导史学研究范式的时代转向，《历史研究》刊发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表达了这一学术旨趣；而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史”的兴起，又体现着当代社会史学术趋向的深度影响。因此，社会史与革命史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似乎不必纠结于人为的学科区隔，而应打破社会史和革命史、“新社会史”与“新革命史”的区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史学的目标下深耕细作，有所突破，真正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