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方永江

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苏轼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展示。

一、苏轼精神的形成

我认为，苏轼文化（又称东坡文化、“三苏”文化）是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丰富的人生履迹、政治实践、文化创造和师友交游等形成的综合性文化现象，以“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简述为奋厉当世忠诚有为）为精神标识，融哲学、历史学、文学、领导学、军事学、养生学、美学、烹饪学等于一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苏父子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孕育的、在博通经史的过程中创造的苏轼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科学定义苏轼文化，必须放在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宏大历史叙述中去考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构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戚朋友、爱平民百姓、爱所有的人、爱天地万物……这是一种泛爱、普遍的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2］11苏轼从小学习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仁”是他的思想内核，“仁政”是他的政治理想。在朝廷上，因为“仁”，苏轼刚直不阿、直言敢谏。在地方上，因为“仁”，苏轼体恤民情、关心民生。他在地方上的政绩，正是他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的实践。

由于仕途挫折，苏轼把佛禅的“不二”、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安贫”融会贯通，形成一种顺应世界、平等和谐、豁达潇洒的人生姿态。苏轼宦海漂泊，所到之处，能很快融入当地。因此，林语堂说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2］8。

我们说苏轼“千古第一文人”，是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没有哪一个的文化造诣和文化成就能够超越他。他在诗歌、散文、词赋、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在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前朝历史、中医中药、佛教道教、音乐舞蹈、饮食养生、格致方技、天文博物、自然物理等多个领域，都有深湛研究和卓著成就。苏轼文化经历了两宋确立期、元明清传承期和现当代弘扬期。千百年来，不计其数的文人学者，对苏轼留下的文化遗产如痴如醉，他们诠释、演绎、研究，试图把苏轼说全、说完、说透，但都差强人意。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为眉山三苏祠题词云：“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这既是当下苏轼研究现状的真实表述，也是茫茫苏海中的一声浩叹，呼唤着更多的人加入苏轼研究中，使苏轼研究更全面、更深入、更透彻，使苏轼文化的定义更客观、更准确、更完美。

二、苏轼精神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四川眉山三苏祠文化遗产保护证书，对东坡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苏轼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东坡文化是眉山的文化象征，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使之在新时代得到很好的传承发展。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在实施历史名人传承创新工程中，我们应当首先把握苏轼精神及其丰富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一分子，苏轼身上彰显着中国精神。

苏轼的爱国情操、民本思想，从小养成。他的弟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深情写道：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3］1117

嘉祐二年（1057），苏轼步入政坛，宦海沉浮，始终坚守其奋厉当世爱国为民的志向。不以耳目之玩夺口体之资，谏买浙灯；置生死于度外，徐州抗洪；更在垂老投荒之时，筹建东、西二桥。凡此种种，集中体现了苏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苏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艺术追求上，始终勇立改革创新潮头，故而能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和享誉世界的“文化巨人”。

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时，顺便送他的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经九江湖口，游览了石钟山，实地考察后，为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写下了《石钟山记》，阐释了“绝知此事要躬行”的人生真谛：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4］1170

生性较真、“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无论身居庙堂，还是远走江湖，始终砥砺其唯真唯是、守正创新的品格，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颍州求是，停开八丈沟；定州固边，选帅才、练军士、倡勇敢、定军制；海南兴学，百袍端合破天荒；古文革新、诗的改革、词的开派，一代文宗炳彪史册！诸如此类，集中体现了苏轼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苏轼的中国精神，就是他仁爱、平和、忠敬三个方面终生秉持的初心，深刻地展示了他的核心价值观。“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苏轼精神（又称东坡精神、“三苏”精神），既有致君尧舜爱国为民的仁爱精神、勇于担当守正创新的忠敬精神、平衡和谐美美与共的和合精神等丰富内涵，同时蕴含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因此，对苏轼文化的深入传承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

三、苏轼精神的价值

苏轼精神的时代价值就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

（一）仁爱精神在国家层面的价值

苏轼早年即以一个改革者的视角对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他应制科考时所做的二十余篇策，以及《御试制科策》等文章中表达了这些观点。这是他在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上的初步探索，而这种价值导向也引领了他的一生。

苏轼认为，不管是解决内忧还是外患，甚至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抱负，都必然要建立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在《策略一》［4］774中他谈道：国家已经潜伏着危机了，但最大的危机是没有看到危机的存在。如此，看不出危机而又有发生的可能，那么，就只能等着动乱爆发。天下有政治清明的虚名，但却没有实质；有着令人忧虑的事情，但却没有具体表现，这就说明存在着不可预测的祸乱。最大的迷障就在此。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一道》里谈到了国家当时的状况是：想减轻百姓的赋税，但朝廷的财用就会短缺；想威加邻国，但实力却不强；想兴利除害，但却没有贤才可用；想使社会风清气正，但又没有良策。［4］910他将国家的情况比作一个“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4］774（《策略一》）。苏东坡以庸医和良医对相同病状的不同诊断，来说明这样的疾病由来已深，不能用常规药方治之。

当时的北宋，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繁荣”，看似无知无觉中，却是被刻意营造出来的太平盛世。苏轼用犀利的眼光看到了本质，进而献策：保邦于未危，制治于未乱。彼时的北宋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是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所以，他讥讽那些沉迷于训诂，妄图以三代之旧文、汉唐之遗章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士子。［4］774（《策略一》）换言之，国家一定要富强，但却要探索出一条具有北宋特色的富强之路。因此，他既不完全同意王安石的变法，也不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政见，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呢？苏轼找到了其政治基础：以民为本。这可以说是现代人民民主意识的萌芽。当然，人民民主的实质与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在《御试制科策一道》中，苏轼提出“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4］910。国家非君王独有，只不过是让君王作为代表主持天下罢了。在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建构的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很容易让帝王们产生一种“朕即天下”的幻觉。而苏轼则洞察到了君王与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劝诫君王要重视百姓的地位。

他还认为“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4］2870（《上神宗皇帝》）。作为帝王，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但也处于一种危险至极的地位，“是故古之圣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资，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这是国家安稳太平、政权长存的重要原因。反之，如不能得民心，而以虚名、恐吓、控制百姓，“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4］798（《策略五》）所以，帝王要把握好与臣民的关系，以民为本，深结天下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苏轼借用周武王的典故来说明治国理政安万民应当敦教化，从而使社会风气趋向文明。武王克商后，通过散财、礼贤、册封、剿逆等实际行动使百姓知其廉、谦、仁、义，“如此，则其教化天下之实，固已立矣。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而秦、汉之后，“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民日趋于贪”，道德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使“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实其言”，“去其贪”，“以教民信，而示之义”［4］833（《策别安万民一》）。也就是说国家对百姓应当多予、少取、放活，对百姓承诺的事情，即使再难，也应当创造条件办到，通过“省费用”等方式让利于民，从而提高公信力，恢复整个国家良好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样就能防止民众因为争利而相互欺诈，文明之风蔚然于世，才能“久居于安”，“同处于危”，进而社会才能变得和谐。

在《策别安万民二》［4］839中，苏轼回顾了在三代的时候，通过制度建设，让亲戚邻里之间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互相庆贺，互相抚恤，互相赡养，同心勠力。人们平安无事，没有争端。这已经部分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从而彰显了“和谐”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

总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中，“富强”作为经济建设实践，在苏轼那里，表现为富国强兵、兴修水利、疏浚河湖、轻徭薄赋等主张及行动。“民主”作为政治建设实践，就是要摆正当政者与百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统一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结合。“文明”作为文化建设实践，在苏轼那里则体现为敦教化、兴学校等治策，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开启民智，为国家输送栋梁之材。“和谐”作为社会建设实践，是中国从古至今都希望实现的目标，苏轼所处的时代也不例外。他主张在社会关系中嵌入一套伦理规范，来化解社会冲突，从而实现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

苏轼的仁爱精神，具有时代价值，他的爱国爱民、奋厉当世是行政的榜样。新时代新征程，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修仁心、行仁政，做仁人君子、仁人志士；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最深厚的感情，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祖国和人民的荣誉，爱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始终胸怀赤子之心，始终牢记“以百姓之心为心”，把民生做深做细做实。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向党的各级干部敲响警钟，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各级党员干部重要工作之一。他说“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翻开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正因党旗上始终铭刻“人民”二字，才得天下，才使政权稳固、国家强盛、人民安居，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引用苏轼：“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5］进一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居安思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忠诚干净担当来推进党的各项事业。

仁爱苏轼，明大德、以天下为己任，一生确实做到了爱国为民、“奋厉当世忠诚有为”，堪称精神标杆。

（二）平和精神在社会层面的价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生活于北宋的苏轼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自由是指人的意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当然，苏轼所处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人的存在和发展自由的。因此，在他那里表现得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苏轼在《超然台记》［4］1104中处理“物”与“我”的关系上，主张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以此来避免为物事所累，也就根本不会有“美恶横生，而优乐出焉”的物质性烦恼。他一生几起几落，宦海沉浮，却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旷然豁达。可以从他遭贬谪后的一些诗句中看到这些表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6］2150（《初到黄州》），“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6］3379（《书王定国所藏〈寒烟叠嶂图〉》）。苏轼贬官岭南、海南后，历经艰难险阻，但诗词中的意境却未曾变过，“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6］4418（《舟行至清远县……》），“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6］4536（《游博罗香积寺》）。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心志释放，“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6］4509（《和陶归园田居》其二），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被贬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南来万里真良图”［6］4570（《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6］4741（《食荔枝二首》其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6］4835（《吾谪海南，子由雷州……》）。甘其食，美其服，逍遥游，谁能出其右？苏轼以齐物观之，大道至简，应该生于自然，归于自然，顺应自然，从而实现意志上的大自由。

穷而不困，潦而不倒。在被贬期间，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来直抒胸臆，也许不仅仅是在诗作的韵律上相和那么简单。这些都为现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对自由概念的多维度理解，一种安身立命的多样化选择。那是大喜大悲之后的淡然宁静，那是做了实事之后无愧于天地生民的深藏功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7］351（《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正是精神自由的潇洒境界。

对于“平等，公正，法治”等问题，苏轼认为，“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苏轼主张法治，国家要制定法令，但更要重用良才来实施，否则立法和司法就会产生矛盾。治大国，若烹小鲜，法令一旦成文，就不要轻易地去更改，若想实现天下大治，更为关键的是选贤任能付诸执行。苏轼直陈当时的怪象，“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君王不知如何用人，没有给予人才足够的信任来施行这些法令。因此，才会出现这样局面：后世腐儒教条式的仿效贾谊、董仲舒，以立法更制为事，以为治天下皆如此。但这些变改，最终却惑乱世主［4］786（《策略三》）。简言之，苏轼主张依法治国与以贤治国相结合。

苏轼还认为“厉法禁自大臣始”［4］806（《策别课百官一》），在官员的擢升上应当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同意有定制，应该“以才之优劣为差”。对待百姓“可取之利，而有所不取”；对待豪强，严禁他们“多取其地而少其赋”等。并且，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皇族和贵族子弟的一些特权进行限制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他对公正的追求。

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苏轼在密州收养弃婴，在鄂州、黄州拯救溺婴，以及在儋州倡导黎汉团结都体现了平等的思想。在《和陶劝农六首》中，“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期谩莫诉，曲自我人”［6］4866。这也与他崇尚佛法有关，《法华经》“佛平等说，如一味雨，随众生性，所受不同。”《长阿含经》“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这种平等的理念，也与儒家“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道家“齐物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学贯儒释道三家的苏轼从中找到了共通之处。

苏轼曾对苏辙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2］11而他被贬至未开化之地，依然可以和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匹夫村妇相往来。常有朋友邻居来看望他，他也时常回访。最让人感动的是，苏轼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相处融洽。他与黎子云兄弟交好，并亲历修建“载酒堂”，在蛮荒之地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在此三年间讲学明道，儋州教化日兴，海内外才子接踵而来，拜东坡为师。儋州成了海南岛的文化中心，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衍展开来。苏轼北归九年之后，其在儋州所收门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填补了自隋朝开科举以来海南地区的空白。苏轼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说：“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6］5029这是传承礼赞民主团结的光辉诗篇。

苏轼的平和精神，具有时代价值，他的平衡和谐美美与共是修身的典范，并且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彰显出新时代崭新的人性之光。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的论断，这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心灵震撼。平衡，对社会重要，对个体同样重要。面对名利、钱财，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群居”还是“独处”，各级党员干部都应当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始终怀有一颗平常心态，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为官四要》一文中说：“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5］“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4］27（《赤壁赋》），强调了心存敬畏、坚守底线的重要性。

平和苏轼，守公德、以百姓心为心，一生确实做到了美美与共“奋厉当世忠诚有为”，堪称一代师表。

（三）忠敬精神在个人层面的价值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

在苏轼的作品里，《江城子·密州出猎》直抒胸臆，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气贯长虹：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7］136

当时苏轼正在密州太守任上，年龄已近四十，一次出猎激发了他的干云豪气。整首词都表达出他的男儿本色：对国家和百姓无比的忠诚与热爱。

尽管苏轼有安邦定国之能，但却对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不消极怠慢，“此心耿耿，归于忧国”［4］5516（《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八）。自己的革新主张得不到重视，那么他就只能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艰难地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诸如救灾救荒、粜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饬军纪、救养弃婴、免除赋税、发展生产、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做出过显著成绩，到处赢得百姓的赞赏。时至今日，苏东坡任职过的地方人民群众依然在怀念他的千秋功业，这些都可以佐证他是一个赤诚敬业的良吏。

守其正方能创其新。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第一文人”的苏轼，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苏轼的高文大册固然值得称道，他的小文小说也独树一帜。明代袁宏道曾说过：“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轼贬官黄州期间，曾写过一篇堪称妙文的游记《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4］8082

短短八十五字，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景物描写，还有作者的感慨。这篇妙文对后世影响很深，开了明清小品文的先河。

苏轼对古文革新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有理论的突破，而且躬于实践。可以这样说，苏轼是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继承者，是欧阳修的继任者和得力助手，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古文革新运动的最后完成者和集大成者。苏轼诗歌的艺术成就涉及多个方面，集中代表了“宋调”的特点，体现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苏轼词开豪放一派，他对词的认识、词的内容、词的风格等，都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和创新；作为一代书法家的苏轼，是“宋四家”之首，其《黄州寒食诗帖》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

苏轼的忠敬精神，具有时代价值，他的心存敬畏、知止有定堪称道德的楷模。他针对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犯颜直谏，迭遭厄运，一贬再贬；他又怀揣“一肚子不合时宜”，被奸人诬为“谤讪朝廷”，依然笔耕不辍。“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6］2458（《梦中作寄朱行中》），忧国忧民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忠心耿耿、忠贞不渝，是一根不折不扣的鲁迅所称道的“中国的脊梁”，是一座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道德高峰。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等文中引用了苏轼“临大事而不乱”［4］793（《策略四》），“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4］3840（《陈侗知陕州》）的名言，强调了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不要乱了方寸；在物欲横流中，要保持应有的定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各级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锻炼，极有裨益。

忠敬苏轼，严私德、善养浩然之气，一生确实做到了守正新创“奋厉当世忠诚有为”，堪称道德高峰。

四、结语

苏轼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名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焦点和中心。2000年，法国《世界报》策划“千年英雄”栏目，刊载了十二位生活在一千年前后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杰出人物，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学者马为民的文章《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出口转内销”的苏轼，迅速掀起国学热中的新高潮。特别是人民日报社出版发行的《习近平用典》，其中引用古代名人名言名句最多的，除《论语》之外，便是苏轼的名言名句，分别辑录入为政篇、劝学篇、廉政篇、辩证篇，更让苏轼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

追慕先贤，传承发展苏轼文化，对其精神实质的发掘受到多方面特别是苏轼遗址遗迹地高度重视。眉山作为苏轼故里，作为苏轼文化、苏轼精神的发源地、发祥地，主动扛起传承苏轼文化、弘扬苏轼精神的大旗，对苏轼文化、苏轼精神持续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创新实践。1997年8月，眉山从乐山分离出来，设立眉山地区，中共眉山地委、眉山行署带领全区人民发扬“艰苦创业、苦干兴区”的精神，如期实现了“三年树形象、五年大变样”的奋斗目标。撤地建市后，市委、市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带领全市人民发扬“忠诚有为创一流”的精神，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始终锁定全省第一方阵，豪迈跨进“千亿俱乐部”，奋力建设开放发展示范市。其间，结合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强力推进苏轼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广泛开展苏轼精神大讨论，有效提升了市民素质、城市品位。其他遗址遗迹地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苏轼文化成为这些地方底蕴深厚的城市名片，苏轼精神也成为这些地方深入人心的城市精神。

这些探索，正是弘扬苏轼精神“奋厉当世忠诚有为”的生动写照。

注 释

［1］《中秋佳节 听习近平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09—14/8956170.shtml，2019年9月14日。

［2］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6］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